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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王素 | 从陆贽到袁黄 ——“善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故宫博物院 王素

2020-03-25 10:56  来源:澎湃新闻

引子
2019年12月5日至10日,我与故宫博物院博士后韩宇娇应浙江嘉善方面邀请,参加“2019中国嘉善·了凡善学思想论坛”,虽然行色匆匆,但感到收获甚丰,感想亦多。
王素担任"了凡善学思想论坛"主旨发言
我青少年时就知道陆贽和袁黄(了凡)。这得益于很早就看过民国周养初的《陆贽文》(选注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收录,1933年出版)和袁了凡、王凤洲(世贞)的《袁王纲鉴》(民国时期属于学习通史的普及书,版本甚多,不能具列)。关于陆贽及其著述,我撰写整理过三部书,按出版时间:第一部是《陆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二部是《陆贽集》(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第三部是《唐陆宣公集》(点校,《儒藏·精华编》集部第202册上册收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而关于袁黄及其著述,我却没有做什么工作。这是我此次愿意应邀来嘉善的主要原因。
嘉善是袁黄的故里,吴江是袁黄曾经举家迁居的侨乡,宝坻是袁黄曾任知县的地方。由嘉善倡议,吴江、宝坻赞同,三家轮换,每年举办一届“了凡善学思想论坛”,到2019年已经是第三届了。据说2020年还要举办第四届。当下为什么需要弘扬“善学”,宣传“善文化”?嘉善为什么对“善学”与“善文化”情有独钟?等等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性善与性恶
相对论的奥妙在于可以不限时空和引力。既然有“善”,就必然有“恶”!而性善与性恶,二者相对,实际由来已久。奇怪的是,性善与性恶,均出自儒家。孔子讲“中庸”,原本没有绝对的性善与性恶。尽管他说“仁者爱人”,谈“有教无类”,其实包含了性善。性善之论,原出孟子;性恶之论,原出荀子。
孟子是儒家的正统代表,故《孟子》一书,能入“十三经”。其《滕文公上》说滕文公为世子,见孟子,孟子为之“道性善”,赵岐注云:“孟子与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又《告子下》云:“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赵岐注云:“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义之心。”人生皆有善性,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成为孟子性善论的经典表述。
荀子是儒家的非正统代表,故《荀子》一书,未能进入“十三经”。其《性恶篇》第一句话就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通篇都是针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言辞。主张针对“性恶”,要有“师法之化,礼仪之道”。“化”指教化,“道”谓引导。即认为人性本恶,需要教化引导。杨倞注云:“当战国时,竞为贪乱,不修仁义,而荀卿明于治道,知其可化,无势位以临之,故激愤而著此论。”认为荀子之论,虽然“激愤”,但事出有因,战国是乱世,人性之恶,得以张扬,荀子知道教化之方,却无权势地位实施其法,故激愤直指人性本恶。
斯坦因1349号《劝善经》
人性究竟是善是恶,传统文化实际并无定论。故后世儒家,每欲调和性善、性恶二论。如《三字经》开篇所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前四句宣传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后四句宣传的是荀子的教化引导之说。也正因如此,出现一种特有的“劝善文化”。这种“劝善文化”,不仅儒家有,释、道二家也有。儒家无须多说。释家有著名的《劝善经》(唐代“疑伪经”之一种),敦煌藏经洞出有至少三十件左右,可见流布之广。道家劝善经典更多,《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合称“三圣经”,为其最著者,明清颇为流行。而融合儒、释、道三家“劝善文化”的传奇小说“三言二拍”,自明末问世以来,更成为人们常读之书。然则,人性是否就因此向善了呢?实际上远远没有。教育原本就非万能。在专门发掘人性之恶的体制下,教育更是万万不能。向善之心的形成,存在多方面因素,教育仅为其中之一。从地方而言,文化有无传承,民风仍否醇厚,无疑属于更重要的因素。而嘉善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有传承、民风仍醇厚的地方。
嘉善:地嘉人善
嘉善地方,明宣德五年(1430)始从嘉兴县分出,单独置县,因“地嘉人善”,名曰嘉善。虽然置县较晚,但历史十分悠久。境内有马家浜文化遗址,证明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春秋时为吴、越接壤地,号称“吴根越角”,为吴越文化发祥地之一。吴灭属越,越灭属楚。秦初隶长水县,后改长水为由拳县,统属会稽郡。东汉分会稽置吴郡,由拳改为吴郡属县。三国孙吴先改由拳为禾兴县,后改禾兴为嘉兴县。五代后晋升嘉兴地方为秀州,另置嘉兴为秀州属县。北宋改秀州为嘉禾郡。南宋升嘉禾郡为嘉兴府。此后直至明宣德五年置县前,嘉善均为嘉兴县辖地。置县后,嘉善仍属嘉兴府。现在仍为嘉兴市属县。
《康熙嘉善县志》县境总图
嘉善地方不大。《康熙嘉善县志》卷一《区域志上》说:“嘉善地狭,东西三十馀里,南北五十里。”初置县,辖迁善、奉贤、思贤、麟瑞、永安、胥山六乡。此六乡并非明时始有。据元徐硕(时官嘉兴路教授)《至元嘉禾志》卷三“乡里”条记载,此六乡元时即为嘉兴县属乡。由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一直比较固定,可以推测,此六乡元以前就已存在。六乡中,迁善、奉贤、思贤三乡名分别带“善”“贤”二字。我们知道,善者必贤,贤者必善,“贤善”可作通用词。唐元稹《故建州浦城县尉元君墓志铭》云:“夫人濮阳吴氏,贤善恭幹。”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三《杂歌谣辞一·卿云歌三》云:“迁于贤善,莫不咸听。”而据前揭《至元嘉禾志》,当时嘉禾还有劝善、积善、集贤、象贤、崇德、履仁、伏礼、移风、德政、德化、感化、慕化等乡。不仅崇尚“善”“贤”,还崇尚“德”“仁”“礼”及移风兴化等。可以看出该地区人民的文化趣向和道德追求。
当然,仅循其名不够,还须进责其实。南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三“嘉兴府”条引《题名记》云:“惟秀介二大府,旁接三江,擅湖海鱼盐之利,号泽国秔稻之乡,土膏沃饶,风俗淳秀,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百工众技,与苏、杭等。”前揭《至元嘉禾志》卷一“风俗”条引《会稽郡志》曰:“有夏禹勤俭之余习。”又引《吴郡志》曰:“有太伯辞逊之遗风。”又引“旧经”云:“罕习军旅,尤慕文儒,不忧冻馁,颇勤农务。”其中“尤慕文儒”,“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是说文化有传承;“风俗淳秀”“颇勤农务”,有“勤俭之余习”“辞逊之遗风”,是说民风仍醇厚。
重学兴业,有教无类,反映文化有传承;平衡贫富,裒多益寡,体现民风仍醇厚。此二因素,无疑是“善文化”的基础。当然,具有此二因素的地方,全国恐怕还有不少;仅凭此二因素,还没有资格扛举“善文化”大旗。嘉善的“地嘉人善”,能够传颂至今,是因为历史上有两位其他地方没有的乡贤,弘扬“善学”的标志性人物:一位是唐代著名贤相陆贽,一位是明代著名学者袁黄。
陆贽与民本主义思想
陆贽(754-805年)字敬舆,史称苏州嘉兴县人。据我最新研究,陆贽的乡里,在故嘉善县奉贤乡奉四中区陆庄,今嘉善县惠民街道曙光村一带。论坛结束的第二天(12月8日),我们赴曙光村进行调研,并与现村党委书记查云法及原村党委书记陆鑫钟进行了座谈。据老书记陆鑫钟回忆,在其儿时,村内确实存有陆宣公祠堂,因年久失修,1958年前后,为扩建耕地和平整土地,整体拆除,仅存两个大石狮,后来也不知所终。祠堂原址约在“祠堂浜”附近。在陆书记和查书记的带领下,一行七人在原址附近进行了初步考察。此次座谈及考察,为确定陆贽乡里的最终归属,提供了关键证据。
王素在嘉善惠民街道曙光村“祠堂浜”附近考察
《陆贽评传》书影
大约二十多年前,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卞孝萱先生为副主编,给我写信,请我撰写《陆贽评传》。我踌躇很久,主要纠结有二:一是传世文献关于陆贽的生平材料太少,如何成书是个问题;二是陆贽的思想很多,有政治思想、军事思想、财经思想等等,如何定位是个问题。最后决定:本书分“传略”“政论”上下二编,给陆贽定位为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家。“传略”大家都懂,无须解释。“政论”从陆贽仅存的著作《翰苑集》一百四十一篇文章中,选取六十七篇,进行分期、解题、摘要(或全文)、简评(或考评),不仅能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德宗时代与陆贽有关的方方面面,还能让读者进一步了解陆贽不结党、不营私、忧国忧民、廉洁奉公的儒家民本主义思想。
儒家的有些说法,需要正确理解。譬如有人据《论语·子张》载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便谓儒家主张“官本位”,其实不然。同是《论语·子张》,此前还载子夏曰“学以致其道”,学习是为了获得治国之道。学习优秀去仕宦,便可以推行这种治国之道。否则就如同前文说的荀子,面对战国乱世,人性恶化,知道教化之方,却无权势地位实施其法。儒家实际主张“民本位”。历史上,凡所谓“醇儒”,都是民本主义思想家,陆贽当然不能例外。
“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原文为: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背景是:夏禹死,子启继位。启死,有六子,长子太康继位。太康游畋无度,民怀二心,为后羿所逐,不得返国。启另五子怨其不返,作歌以讽之。“皇祖”指夏禹。“近”谓亲近。“下”谓轻贱看不起。这里援引祖训,告诫太康:人民只可亲近,不可轻贱看不起;因为人民是国家之本,只有人民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尚书》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孔子“述而不作”的成果,孔子自然是主张“民本位”的。此后遂有《孟子·尽心下》所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君死了可以再立国君,社稷亡了可以重建社稷,只有人民是不可替换的。故人民最为贵重,统治者应该善待自己的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本主义无疑是儒家“善学”最重要的思想。
陆贽入仕之后不久,即逢德宗乱世,先后经历五王(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李希烈)僭立,朱泚先乱,二李(李怀光、李希烈)续乱;他以翰林学士充“内相”,帮助德宗平定内乱。后以中书侍郎当“真相”,希望能够施展抱负,振兴国家,却为德宗所不容,竟至贬死。陆贽只活了五十二岁,短短的一生,政治思想无非“以民为本”,奏章文字无非“为民请命”。他充“内相”时写的第一篇“奏草”,为《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就提出“人(民)者,邦之本也”,要求停罢各种苛捐杂税,使“人(民)心不摇,邦本自固”。他当“真相”时写的最长一篇“奏议”,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均”和“节”都是针对赋税,“恤”则专对百姓,“均节”是征税原则,“恤”百姓是均节目的。
陆贽作为民本主义思想家,一定是不营私利、廉洁奉公的。据他所写《谢密旨因论所宣事状》透露:德宗认为他拒绝一切馈遗,清廉太过,私下建议“如鞭靴之类,受亦无妨者”。他认为这是皇帝公然鼓励臣子行贿、受贿,很生气,上状指出:“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日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固难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止,溪壑成灾。”简直就是给了德宗一记耳光。苏轼《进呈(陆贽)奏议札子》说:“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事事都与贪婪刻薄、愚而自用的德宗对着干,其命运如何,是可以想见的。亲友或规劝陆贽不必太认真,陆贽答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既要忠君,又要恤民,只能“不恤(顾)”自己的安危了。但必须指出,陆贽的这种忠君,属于“愚忠”,并非正统儒家思想。《孟子·离娄下》记孟子吿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儒家理想的国家与社会,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君臣相得的国家与社会。可惜这种国家与社会,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体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陆贽传承并实践的儒家民本主义“善学”思想,对嘉善的文化与民风无疑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陆贽的后裔分布甚广。据《康熙嘉善县志》记载:留守嘉善陆庄者,南宋有迪功郎陆瑀,曾创建陆宣公祠;明代有二十九代孙陆道乾,先重修陆宣公祠,后因家藏《宣公奏议》原板漫漶多讹,又重新刻板印行之,并令其婿国子司业李自华撰序以记其事。同书卷一○《艺文志一》“著述”条所列第一部书籍就是陆贽的《宣公奏议》,说明嘉善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卓越的乡贤。陆贽乡里所在的故嘉善县奉贤乡,所奉之贤,无疑就是陆贽本人。前揭该地区其他带“善”“贤”“德”“仁”“礼”等字的乡以及显示移风兴化的乡,不少也都可能与景仰和纪念陆贽有关。陆贽的影响,在袁黄身上得到了发展。
袁黄与《了凡四训》
袁黄(1533~1606年)原名表,字庆远,后改名黄,字坤仪,又字仪甫,初号学海,后改号了凡,嘉善县魏塘镇人,明末著名学者、思想家。袁黄少年丧父,由母李孺人教养成人,事母极尽孝道。其改名黄,出《易·坤》:“天玄而地黄。”为坤地之色,故改字坤仪,实际均与纪念其母有关。早年曾从母命习医。隆庆三年(1569)赴南京国子监读书,在栖霞山遇嘉善高僧云谷禅师。袁黄原认为自己一生天已注定。云谷禅师谓为“凡夫”之见,告诫可以“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袁黄大悟,知道命运可以通过努力奋斗获得改变,遂改号了凡,表示与“凡夫”之我决裂。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任宝坻知县。万历二十年(1592)调任兵部职方主事。万历二十一年(1593)参加抗倭援朝,因得罪李如松,被李诬告,罢官还乡,闭门著述。万历二十三年(1595)曾举家迁至吴江芦墟赵田村居住。万历三十四年去世,年七十四岁,葬故嘉善县胥五区大西收字圩,今嘉善县惠民新润村独社浜。
袁黄一生勤学,政治、宗教、军事、教育、农业、水利、天文、历法、医药、术数等无不精通,著述宏富,多达二十馀种,还是编辑刊刻《嘉兴藏》的最早倡议者(将梵夹本改为方册本也是出于袁黄的建议),其中,最为普及的,除了前揭《袁王纲鉴》,便是《了凡四训》。《了凡四训》从性质而言,就是“家训”(或称“诫子书”),在中国古代极为普通,原本不足为奇;但中国古代那么多的“家训”,只有《了凡四训》获得“劝善书”之名,这就值得研究了。
嘉善惠民新润村独社浜袁黄墓
按儒家素重“家训”。儒家最早的“家训”,应即《论语·季氏》所载孔子教训其子孔鲤(子伯魚)的二问二答,全文为: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此二问二答人所熟知。王勃《滕王阁序》的“他日趋庭,叨陪鲤对”即出于此。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奉为规矩的“诗礼传家”也出于此。中国历代士大夫家庭和家族形形色色的“家训”更源于此。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传统重个人,故有“人权高于主权”之说。中国传统重家庭和家族,《礼记·大学》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点在齐家,有家才有国,家国情怀,家永远排在国之前。家庭和家族是社会的基础,“家训”是治理家庭和家族的方略。但袁黄《了凡四训》的意义与此不尽相同。
嘉善袁氏家族是当地世族。袁黄的曾祖袁颢,是地方通儒,著述颇多,《明史·艺文志一》记有《春秋传》三十卷,《千顷堂书目·医家类》记有《痘疹全书》(不分卷),《浙江通志》卷二四五《经籍五·子部上·儒家类》还记有《袁氏家训》一卷、《庭闱杂录》一卷。值得注意的有二点:一是《明史·艺文志一》与《千顷堂书目·儒家类》等书均在袁颢《春秋传》三十卷下,记颢子袁祥有《春秋或問》八卷、祥子袁仁有《针胡篇》(一名《春秋胡传考误》,胡指南宋胡安国《春秋传》)一卷。袁仁即袁黄之父。袁黄也有《春秋义例》(不分卷)。袁氏四代相继皆治《春秋》,反映该家族极其重视学术传承。二是《袁氏家训》《庭闱杂录》均为“家训”,不同的是,《庭闱杂录》(“庭闱”指父母居处,代指父母)记袁颢父母教训颢本人,《袁氏家训》记袁颢教训自己的儿子袁祥、袁禧、袁祯等。袁黄也有《了凡四训》。反映袁氏家族有编辑“家训”教训家庭和家族的传统。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千顷堂书目·儒家类》又有“薛厚《教家类纂》十卷”,注云:“嘉善人,取古今训诫分类。”《康熙嘉善县志》卷一○《艺文志一》“著述”条记载略同。薛厚见于《浙江通志》卷一三八《选举十六·明·举人类》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科举人名录,从年龄看,与袁黄祖父袁祥大致同辈。反映嘉善地区各家族都有编辑“家训”教训家族的传统。嘉善文化有传承、民风仍醇厚,与此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袁黄的《了凡四训》也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需要强调的是,袁黄撰写的“家训”,并非只有《了凡四训》,还有《训儿俗说》。二书都是为教训其子袁俨撰写的。《训儿俗说》分为《立志》《敦伦》《事师》《处众》《修业》《崇礼》《报本》《治家》八篇,为袁黄中年所写,其时袁俨尚未成年,看得出来是比较基础的“家训”,真正的“诫子书”。《了凡四训》分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篇,为袁黄晚年所写,其时袁俨已是成人,看得出来是比较高级的“家训”,亦即所谓“劝善书”。《了凡四训》进行“劝善”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篇《立命之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说明“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袁黄年轻时在嘉善慈云寺遇一孔姓老者,仙风道骨,自称得邵雍《皇极经世书》真传,精通术数,为袁黄卜算县、府、路三考得名,稍后皆验,袁黄遂笃信命由天定。如前所说,后经云谷禅师点化,知道可以通过努力奋斗改变命运。云谷禅师还给袁黄看“功过格”,教袁黄如何分别善恶,专心行善积德。袁黄谨记不忘,专心行善积德,终于有成。孔姓老者谓袁黄与进士无缘,命中无子,五十三岁寿终正寝。而袁黄通过努力奋斗,考中进士,有子袁俨,撰写《了凡四训》时已有六十九岁,最终活了七十四岁。
袁黄《了凡四训》
第二篇《改过之法》首先指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行善先须改过,改过先须修心,要有羞耻心、敬畏心、勇猛心,要以古圣先贤为榜样,“见贤思齐”,如此,没有不能改之过。然后介绍各种改过方法,最重要的是从根本断绝,所谓“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很好,但不能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就是无过之人,还要向春秋时期的贤大夫蘧伯玉学习,终生自省和改过,所谓“岁复一岁,递递改之,行年五十,而犹知四十九年之非”。如此,才能做到终生无过。
第三篇《积善之方》是“劝善”的正篇,也是本书的重点。首先根据大量事例,说明《易·坤》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的必然性。然后要求分辨真善与假善、端善与曲善、阴善与阳善、是善与非善、偏善与正善、半善与满善、大善与小善、难善与易善八对概念,学习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师长、爱惜物命十种善行。其中谈到学习劝人为善,引时谚云:“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意思说:以口劝善,只能有效于一时;以书劝善,才能有效于久远。暗示自己撰写《了凡四训》这部“劝善书”,也是为了有效于久远。
第四篇《谦德之效》认为行善之后获得福报,容易骄傲自满,产生懈怠。根据《易·谦》所云:“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举例说明《尚書·大禹谟》称“满招损,谦受益”的效果。如举例云:“赵裕峰光远,山东冠县人,童年举于乡,久不第。其父为嘉善三尹,随之任。慕钱明吾,而执文见之。明吾悉抹其文,赵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意思说:赵裕峰童年就考取举人,却多年没有考中进士。其父到嘉善做主簿,他也随父到嘉善。他听说嘉善有钱明吾者,学问很好,便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访。不料钱明吾把他的文章全部涂抹。他不仅不生气,反而心悦诚服地马上改正文章错误。第二年,果然考中进士。
袁黄的《了凡四训》涉猎广博,遍及儒、释、道三家,可以说,是一部融合儒、释、道三家“劝善文化”的“劝善书”。前面谈到,“三言二拍”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劝善文化”。另外,刘宗周撰写《人谱》《人谱类记》两部“劝善书”,与“三言二拍”大致同时,虽属理学家的“劝善书”,但也不可避免包含其他“劝善文化”。《了凡四训》的成书,比“三言二拍”和《人谱》《人谱类记》要早数十年,其融合儒、释、道三家“劝善文化”,应该更具典型意义。但这也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朝末年,会出现这么多“劝善书”?显然,这么多“劝善书”的出现,一定有其独特的背景。然则,是什么独特背景呢?
如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王朝更替频繁,每一个王朝建立,都注定必将灭亡,区别仅在早晚。何也?体制早已决定。在封建体制下,国家大位,私相授受,必然近亲繁殖,基因蜕化。以明代为例。傅增湘撰《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文曾云:“余尝综观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过于有明。”明太祖从蒙元手中夺回汉家天下,故称“得天下之正”。然而自他以下,除了明成祖还能继承馀烈,实际上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明朝末年,社会之黑暗,人性之邪恶,实际已无法收拾。袁黄《了凡四训》第三篇《积善之方》特别说“吾辈处末世”,已隐晦指出这种现实。因为此处“末世”,一般可作二种解释:一指王朝衰亡时期,如《易·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一指佛教“末法时代”,也就是佛法的衰微时期,如《隋书·经籍志四》:“然佛所説,我灭度后,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均指行将灭亡时期。刘宗周《刘蕺山集》卷六《复周生》书更称:“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而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之箸,有载胥及溺而已!”“载胥及溺”出《诗·大雅·桑柔》,连接前文,意思是说,到了这一步,谁也没有办法,只能大家一起落水淹死。这就是明朝末年出现这么多“劝善书”的独特背景!当然,这么多“劝善书”的出现,并不能挽救明朝的灭亡。明朝亡国之惨,也为史所罕见,朱家子孙几十万,被农民军和满清军诛杀几无噍类。“劝善书”的作用,是在大灾大难之际,呼唤和释放人们内心深处的善念,尽量减少彼此的伤害。
综观上述,可以看出,嘉善对“善学”与“善文化”情有独钟,是有历史渊源的。从陆贽弘扬民本主义思想,到嘉善以“地嘉人善”建县,再到袁黄撰写《了凡四训》,这种“善学”与“善文化”一直不断传承与发展。
《陆贽评传》修订版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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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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