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留在武汉的异乡人

滞留在武汉四十天了，陈欣觉得每天都像是在“坐牢”。

身上还穿着四十天前匆忙离开咸宁时没来得及换的睡衣，那天，陈欣四个半月大的女儿发烧发到了40.7度，把她急坏了，和丈夫、母亲穿着睡衣便开车去了医院。先去了老家咸宁嘉鱼县的医院，做了检查后，医生说可能是脑炎，建议马上送武汉问诊。

陈欣从未想过，本是去武汉求医却被困在这里，还差点流落街头。一边是还未痊愈的女儿，另外一边是在家生病的父亲。

陈欣和其他同样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聚集在一个500人群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渴望：回家。

“封城”时刻

这些“滞留者”们因为各种原因在封城前进入武汉，有人来看病；有人来探亲；还有人来旅行；也有人是在封城后下错了高速被围困在这里，他们都焦急等待着出去的那一天。

1月17日，在广东江门的梁秀文出发前往武汉探亲。姐姐的婆家在武汉，年前姐姐回到武汉备产二胎。梁秀文想带着父母和孩子来探望姐姐，顺便开车把姐姐在广东念书的大儿子带来，然后一大家子一起过年。

出发前，梁秀文就看到有关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有点担心，就打电话和姐姐问问情况。姐姐说，“新闻上公告过了，说是谣言，已经把几个人抓起来了，没事的，我们都没事”。姐姐连着说了几次没事，打消了梁秀文心里的顾虑。

刚来到武汉，因为姐姐家住在乡下，所以也没有感受到疫情的紧张，“过来一看还是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

在封城的前一天，姐姐的二胎出生了，姐夫的弟弟一家也来了，三家人都在为新生感到喜悦。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十分热闹，还没过年，就已经开始有了年味。

23日早上，梁秀文醒来后看到了十点封城的消息，这一刻她才意识到这次疫情可能不同寻常，已经到了要封城的地步，她开始有点慌了，和家人商量要不要趁还有点时间赶快走。

“我们当时讨论说应该不会封太久，而且本来也是打算在这边过年，刚来没几天就走，也不太好意思。”她回忆。于是，梁秀文一家留了下来。

此时，武汉妇幼保健院里，陈欣和母亲、丈夫，正在病房里陪着他们四个半月大的宝宝。眼看着原本住着四位病人的病房里，其他家庭渐渐离去，最后只剩下他们一家。

去武汉前，陈欣和丈夫也一直在微博上关注疫情，但当时还没有说“人传人”，“我们想大概就和甲流差不多吧，没想那么多，就赶往了武汉”。

1月20日，陈欣的女儿在武汉市妇幼保健院被诊断为脓毒血症，住进了ICU，要等着做一个腰穿手术。

陈欣女儿所在的病房，住了4位病人，封城那天早上，邻床一个小朋友的妈妈催着护士赶快打完了针，说他们要赶在十点前出城回家。陈欣回忆，那天医院清了一部分病人离开，同病房一个两个半月的宝宝，刚从ICU出来没几天，也被劝着回家了。

而在几天前，医生还告知陈欣做好在医院过年的准备，因为女儿的烧还没有退，打的是需要用机器辅助的最高阶的抗生素，老家的医院没有这类设备。

因此，封城的消息并没有给陈欣一家带来太多心里的波澜，“我们想着封城也就封一两周吧，到时候宝宝也好了，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每天晚上，陈欣和女儿挤在一张床上，母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刚开始几天陈欣丈夫是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睡觉，封城后，医院说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只能留一位家属，但陈欣一个人又照顾不好女儿，就让母亲一起留下，丈夫则去车上睡了。

女儿还一直在发烧，晚上经常会哭，有一次哭得很厉害，把周围的小朋友和家人都吵醒了，陈欣和母亲只能带着女儿去走廊，抱着她走来走去，等她睡着了，再回到病房。

除夕夜，陈欣的女儿打完针睡了。她想起女儿前两天做腰穿的场景，一根很长的针插进那么小的身体，从骨缝里将脑脊髓抽出来，女儿不停地哭，她也不停地哭。

她睡不着，白天周边敞亮，心情还好，到夜里，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起身站到窗边，望着窗外那条在封城前格外喧哗的街道，近日来变得一片沉寂。

遥遥无期的围困

陈欣觉得“封城”后的这段时间，像是过了十年。

1月29日，医生找陈欣谈话，建议她带着女儿回家。陈欣感到困惑，不用等到抗生素降级后再走吗？医生隐晦地表达了待在医院可能会更危险，让他们自己权衡。

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他们所在的这层病房之前有小孩感染了肺炎，陈欣和丈夫商量帮女儿办理出院。

第二天，陈欣带着女儿出院了，女儿的病情还未稳定下来，他们一家四口又碰上了难题——“在武汉没有家，那我们住哪？”

她打了很多家酒店的电话，没有一家愿意接收。陈欣打电话求助，希望在说明情况后申请出武汉回家。她打了市长热线、交管局打到疾控中心、社区、求助站……电话打过去，对方总是会给她下一个电话，一圈打下来又回到了原点，“你打市长热线问问吧”。

陈欣看着自己还在发烧的宝宝，想若是自己一个人经受这一切都没关系，但是宝宝还这么小。“再这样下去过两天要抱着宝宝在街上流浪了……我该怎么样，帮帮我吧”，陈欣无助地发了一条求助微博。

出院那天晚上，陈欣一家就先在车上“凑和”了一晚。第二天，有朋友看到了她的微博，说自己的房子空着，备用的钥匙在门口的地毯下，让陈欣一家去住。

总算是有了住的地方，但问题依然接踵而至。有天晚上，陈欣的父亲一个人在家心脏病发作，给陈欣发微信说身体动不了了，头是木的。陈欣帮父亲打了120，但社区上门登记后听到陈欣父亲是从广州回来的，就走了。

那晚，陈欣也不敢挂父亲的电话，时不时地说几句话，确认父亲安好。直到父亲吃了药说自己好转了，有点困意，陈欣才挂了电话。

比陈欣更着急着回家的是她母亲，一面是发病的父亲，另一边是身体一直不好的外公。母亲晚上睡不着，“她就像一只猫头鹰一样坐在那里”，坐在那里一发呆就是半天。

外公年前刚做过心脏搭桥手术，最近心脏病复发在家里吸氧。陈欣母亲也不敢让两位老人独自去医院，母亲边和外婆打电话边哭，陈欣也想哭，但怕自己哭起来母亲更收不住了，只能在一旁咬着嘴唇强忍着。

最近这段时间，外婆外公都是靠邻居们“投食”，楼上楼下谁家有多的菜就往外公外婆门口放一点，敲敲门就走了。

陈欣说，若是能一家人在一起，那自己可以照顾宝宝和父亲，母亲可以去照顾外公外婆，但是现在相隔两地，力使不到一起，太无力了。

梁秀文也越来越心慌。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便是看看疫情实时数据，她的心被不断成倍增长的感染人数揪着，焦虑也随之成倍增长。前两天梁秀文做了个梦，梦到自己踩单车回到了江门的家里。但梦醒时分，依然是在武汉。

5岁的女儿刚来的时候还很开心，整日和亲戚家的几个小孩混在一起玩。最近，开始玩倦了，加上家里水果蔬菜紧缺，女儿叫着好久没有吃到肉了，还想吃柚子，总追着她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家？”

每天三家十几口人要一起吃饭。餐桌坐不下，只能分批吃，老人小孩先吃，剩下的人再吃。梁秀文每天也不好意思多吃，觉得自己一家五口住在姐姐婆家给人添了不少麻烦。

“你看这么一大家子人，我们再吃下去都要把人家吃空了，现在东西又不好买”，村子里实行管控，只有村口小卖部的老板能隔几天出去进一次货，保障村子里居民的物资。“蔬菜大多都是二十几块一斤，连土豆都要七、八块一斤。”

另一边，回不去的这一个月多月时间里，房租、员工工资加上还贷款，梁秀文支出了5万多块，“如果再不回去我就要破产了”。

2月20日，江门政府取消对重点疫情地区人员来江门的限制，逐步开始复工。梁秀文听到其他在家做个体户的朋友们都陆陆续续开始开门营业，她更加着急了。

城内的挣扎

黄亮是湖北孝感人，来武汉务工的三年里，他做过建筑工人、也做过临时保安。原本计划在23号回家，因为武汉离家近，黄亮回家的票都是随走随买。1月23号他一觉醒来已是11点多，看了新闻推送才知道“封城”了，回不去了。

比起回不了家，更让黄亮感到恐惧的是，无法出门挣钱。原本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做着一些临时工，手里也没有太多积蓄，如果“封城”封得久了，自己可能要撑不下去了。

正月初五，黄亮住在一个小区里的朋友说雷神山那边在招临时工人，黄亮正愁着哪里找点活挣钱，于是就跟着朋友一起去了雷神山。

黄亮回忆，自己去做工的那两天，那边真的是人山人海。他当时看着那么多的人，感到很疑惑：为什么政府把商场都关闭，呼吁居民们都要隔离，不要聚集，街上空无一人，但工地上这么多的人，人与人之间都离得那么近？

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黄亮说也并不是很累，“人多啊，全是靠人堆起来的”。在雷神山做工的那两天，是“封城”以来黄亮吃得最好的两天。

做了两天后，雷神山那边说不需要临时工了，黄亮又失业了。

28岁的王天明是在“封城”后进入武汉的，为了早点回去赚钱。

他家在离武汉100多公里的天门，过去一年他在武汉做快递众包骑手，1月10日，他在武汉租的房子到期了，他就先回家过年了。

过完年，他在家憋不住了，想着继续回武汉送外卖，可能这段时间外卖员少，自己还能多赚点。“当时很多地方信息都还不畅通，好像也没有现在这么可怕，就回来了”。

当时虽然已经“封城”，但进城没有限制。2月1日，他搭着一位朋友的便车回到了武汉。

但等到了武汉，王天明发现情况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下车后，他先去找自己的电动车，发现找不到了。再回到之前租房的地方，房主说不能续租了。

他就先住进了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一天50元，还在他的承受范围内。那天，入住旅馆后，他去超市买了食物，刚出超市，看到有一个50多岁的男人在旁边翻垃圾桶，那人说，“现在连垃圾桶里都没有吃的了”。他觉得挺可怜的，就把自己刚买的一包食物递了过去。那个男人说，“谢谢，我好几天没吃饭了”，王天明转回超市又重新给自己买了一包。

他又尝试在自如、蛋壳上面租房子，但都失败了。到了2月23日，王天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4000块钱，他决定走路回家。

这些年来，王天明在外面闯惯了，16岁时，他辍学去广东打工，有过从东莞黑砖厂逃出来，走路去惠州的经历，所以他觉得从武汉回天门也并非难事。一早退了房，王天明就踏上了归途。

回到原点

王天明将自己走路回家的行为称为“冲锋”。

“一路上遇到好多关卡，我都是绕着走，换条小路从田野上走”，通过骑摩拜和步行接力，傍晚，他到达了武汉和汉川边界，汉江大桥附近。

在这里，他又遇到了一个关卡。关卡旁边是河，他绕着河走了两公里，试图找到其他路线，但发现如果要绕过关卡的话，就一定要过这条河。

于是，王天明就又倒回了河边，想游泳过去，他把带着的几件的衣服都丢了，站在河边思考到底要怎么办。这时，桥上执勤的辅警看到了他，喊着问他要做什么。

辅警询问了王天明的情况后便报了警。随后，新沟派出所的警察来带他去医院做了体检，检查结果显示正常，警察说要送他去救助站，但是王天明拒绝了。“我以前在广东的时候进过救助站，进去后他们就把你的东西都收了，很不自由”，所以他不想去。

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王天明在大街上晃悠了一阵，也不知道去哪里。手机停机了，他也没法打给别人，他就又 拨打了110。2月24日凌晨一点左右，三店派出所的民警把王天明送去了安置点住下。

“哎，我冲锋失败了”，王天明说，真正劝服他停下脚步的，是当时在河边辅警的那句话，“即便你真的游过去了，你后面还有几十个关卡要过。”王天明想想也是，今天走了半天都不知道遇到了多少个关卡，每次都要绕着走，真的太难了。

王天明就这样回到了原点。

2月24日，“武汉发布”先后发布了两道通告，先是在“17号通告”中提到“滞留在汉的外地人员可以出城”。发布仅仅三个半小时后，“武汉发布”又发出了《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8号），宣布上午发布的“17号通告”无效。

所有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在这三个半小时里，心情像是坐上了过山车。

梁秀文说上午看到17号通告，感觉自己像是中了五百万彩票，再看到18号通告，像是去兑奖，结果被告知彩票过期了。

她不甘心，又打电话给防控指挥部，咨询能不能以丈夫消防单位的名义开通行证回去，还是行不通。她放弃了，把收拾好的行李一件一件拿了出来，只能和微信群友相互打气。她发了一张门口玉兰花的照片，和群友们发语音说“看看鲜花吧，心情会好一点”。

陈欣看到18号通告的那一刻，并没有很诧异，她说在这段时间经历了这么多后，她并不意外事情的走向。

出家门时，宝宝才四个半月多，现在已经长出了两颗下门牙，陈欣说看到宝宝两颗白花花的小牙的时候，是她这40天来最开心的一刻。

黄亮说即便明天就解封，他应该还是会留下来去找点工作挣钱，也不急着回去。房租已经拖欠了5天了，自从雷神山做工回来后也再没吃过那么多的菜和肉了。

2月27日，武汉发布滞留在汉外地人员救助通道，有朋友知道黄亮的困难，就转发了链接让黄亮填了申请试试。

当日，街道送了黄亮一些萝卜和白菜，黄亮说自己已经很知足了，他说比自己困难的人肯定还有很多。“有点吃的就行，我就尽量把命保住，等疫情过了，我还是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