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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南昌城记①︱南唐建都南昌的努力因何而失败?

李永强

2020-04-01 10:35  来源:澎湃新闻

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自汉代建城以来,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的变动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昌从边地小城逐渐发展为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谈及历史地位,南昌似乎不容小觑:东晋苏峻、祖约之乱后,温峤曾主张迁都豫章,南朝时江州州治迁入此地,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都城更是乔迁至此……然而,南昌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固,东晋温峤的主张,最终因王导阻拦而夭折,南朝时的江州州治,则在豫章与寻阳间的反复变更,而昙花一现的南唐,虽然建都南昌,但并未给此地带来实质性的发展。南唐在南昌建都的影响根本无法与历史上的洛阳、开封、南京等古都相提并论。这不禁让人感慨,如今的南昌人杰地灵,但为何历史上与帝王气只有半面之缘?为何南昌占尽地利,却无法迎来天时人和?回溯南唐建都南昌的始末,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白杨秋月苦 早落豫章山
南昌城虽然肇基于西汉初年,但是考古调查发现,今南昌城区存在多处类似樟树吴城遗址(江西境内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的商周遗迹,这些遗迹表明商周时期的南昌,并非是无人居住的蛮荒之地,在今南昌市青山湖至青云谱之间的弧形地带,就曾有一片密集的居民区。
商周时期南昌古代居民集中分布图(作者制,底图来自Google地图)
春秋时期的江西,乃“楚尾吴头”之地,综合《史记》、《通典》、《文献通考》及考古实证等文献资料来看,西周时期,今江西地区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越国。直到春秋中期以后,楚国才逐渐将势力扩展到鄱阳湖流域,南昌直到此时,才成了楚国的东境。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南昌新建大塘赤岸山战国遗址中发现了铁斧范,由此证明南昌地区在战国时期,生产力已发生了质的飞跃,步入了铁器时代。
秦统一六国后,虽未在江西置郡,但从公元前219年开始,秦对百越地区(今南岭以南的广东、广西等大部分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使得南昌一带一度成为秦朝的兵力调动、集结的重要区域之一。
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刘邦初平垓下之役后,便开始设立豫章郡,其郡治即在南昌县,到了汉景帝三年(前155年),吴楚七国被平定后,南昌成为当时豫章郡十八县之首。
豫章郡治的南昌城究竟由谁而筑,如今众说纷纭。流传最广的是灌婴城说,相传灌婴一直奉汉高祖命驻军南昌,所筑“灌婴城”,在《史记·灌婴传》和雷次宗的《豫章记》均有记载。
但是《史记·高祖功臣侯列表·堂邑侯陈婴》和《汉书·高惠高后孝文侯列表·堂邑安侯陈婴》中,却都记载“定豫章”者为陈婴。宋代赵与时在《宾退录·章贡志》对这一说法做了考证,“陈婴筑城说”又一时风靡。
此外,(雍正)《江西通志》则引述《南昌耆旧记》,称灌婴命属下章文负责汉代南昌城的修筑。而近年来,又有学者依据《罗珠肇基豫章罗氏考略》等文献,提出了“罗珠筑城说”,南昌城的修建又备一说。各种说法都有道理,莫衷一是,却正好反映了南昌城的始建,集合了当时的各方力量。灌婴和陈婴因为军务可能无暇城池的营造,实际的营造应该是由章文、罗珠等主持完成的。
“南昌”地名的由来,普遍认为是筑城时,建造者取“昌大南疆”、“南方昌盛”之意,将新城定名“南昌”,作为豫章郡郡治所在。然而随着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指出南昌之名可能与海昏侯刘贺相关。根据近年来对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考古学家在出土的灯具、漆器上,发现了迄今最早的“南昌”字样,由此判断海昏侯刘贺很可能将之前在山东昌邑的封地称为“北昌邑”,将废帝后所居的新封地称为“南昌邑”。但《水经注》则记载“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始命灌婴定豫章置南昌县。”民国二十四年的《南昌县志》亦记载,在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豫章为汉郡,领县十八,首南昌,隶扬州部”。虽然两则文献中“南昌”二字的出现,早于海昏侯刘贺生活的年代,但是这两部文献成书年代,实则都晚于海昏侯墓的出土文物年代。“南昌”地名的由来至今仍然存疑。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南昌”这一地名西汉时期便已出现。
汉代南昌城的规模比较小,共有六门:分别是南面的南门、松阳门,西面的皋门、昌门,东北两面各有东门和北门。整个城池周围仅10里,81步,城区面积仅约4平方公里,甚至连接六门的城墙都是用夯土所筑的。
汉代南昌城大致位置示意图(作者制,底图来自Google地图)
汉代南昌城的方位,目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位于今南昌城东南湖坊镇黄城寺一带。彭适凡、卢星等老一辈学者都持这种观点。
但是近年来,《南昌古城址考证》(应宗强)、《明清南昌城复原研究》(卢方琦)等文都考证认为汉代南昌城位于今南昌城老城区内,大致东到东湖、西到抚河、北到叠山路和墩子塘一带、南缘孺子亭公园。这些学者认为:一方面汉代南昌城城门数量和命名格局等与近代一致,二者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从南昌周边汉墓所在的山水形势判断,汉代城址与墓葬在这一观点中对应关系更为合理。联系《水经注》和《豫章记》之记载,笔者也认为古代南昌城应是汉代以来一体化的继承发展,并非后来魏晋时期另择新址所建。
而经两汉、东吴五百余年的发展,东晋时豫章城已有相当的规模。东晋太元(371-372年)年间,豫章太守范宁进一步扩大豫章城规模,又辟东北、西北二门以对皋门、松阳门形成了八门相望的城市格局。当时的南昌人口不断增加,以南昌为中心的鄱阳湖平原成为了当时南方重要的粮食产地。《隋书・经籍志》就曾记载,萧梁(南朝梁)时位于南昌的豫章仓是全国较大的粮食仓储之一。
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灭陈后,在原陈朝统治的江州辖区内罢豫章郡而置洪州(607年又复为豫章郡),由此南昌也有了“洪州”和“洪城”之名。在这之后的唐朝,这座城市在武德五年(622年)、乾元元年(758年)两度由豫章改称为洪州。
洪都称大府 上幕得名贤
从唐代开始,南昌的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进入快车道。
首先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唐贞观十年(637年),南昌城开始了唐代的第一次扩建,这次扩建中城墙材料由土石改为青天砖。而之后历代的南昌城就是在唐朝城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洪州都督李景嘉继续增筑洪州城,全城四周辟有八门,城门题额均由当时书法家徐浩所书写。元和四年(公元809年),韦丹任洪都观察使后,认为城内民舍都是毛竹结构,易失火,于是便改建瓦房,同时开辟南市和北市等三条街市,并进行了新一轮的扩建。据明万历本《新修南昌府志》记载,韦丹还修复南昌城东北隅,当时的南昌城开辟的城门多达16个,方圆达20余里,比汉初时的南昌城扩大了4倍。对于老南昌人来说,韦丹的名字并不陌生,今天南昌市老城区英雄大桥以东的赣江堤坝——富大有堤,即始建于韦丹增修南昌城时。百姓出于感恩和纪念,曾将这一段河堤称为“韦公堤,直到解放后才改为现名。
其次是南昌的工商业在这一时期逐步繁荣起来。唐代的洪州城是江西,乃至长江中游地区的商业中心,具有发展商品经济较为优越的条件。这里不仅农业发达,农产品丰富,商业、制造业也发展水平极高。如青瓷器、漆器、铜器制造、纺织、造船、金银器生产方面,都水平很高。另一方面,洪州地处长江中游,水陆四通,具有“连巴控越”、“荆楚引瓯”的地理优势。尤其自开元年间,张九龄开通大庾岭以后,海外和岭南的货物大都由广州越大庾岭过南昌,再由南昌转运至各地,由此南昌成为了国内外贸易的商埠。
唐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经过一系列军阀混战后,建立起了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地方割据政权。天复二年(902年),杨行密受封吴王。天佑二年(906年),杨行密的继任者杨渥攻取了洪州,南昌从而纳入了杨氏的统治(即吴和南唐的前身)。
杨吴政权于937年被李昪(曾随养父徐温改名徐知诰)的南唐政权所取代。943年李昪逝世后,其子李璟继位,是为元宗,史称南唐中主。在李璟统治前期,南唐疆域曾达到全盛,然而好景不长,北方中原的后周政权随后迅速兴起,并于保大十一年至交泰元年期间(955年至958年),数度进攻南唐,保大十二年(956年)东都江都府(今江苏扬州)也沦陷于后周。958年,南唐不得不尽献江北之地,并奉后周为正朔,用其纪年,并去除国号,李璟则改称“江南国主”。面对这种危急形势,李璟不得不考虑迁都,他曾与群论商议,认为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与后周军队仅一江之隔,且又处在长江下游,如果后周军队顺流而下攻打金陵,南唐即使闭关自守,也坚持不了多久;如果请其他诸侯来救援,又恐退敌后,这些诸侯拥兵自重,会成为刘裕(南朝宋建立者)、陈霸先(南朝陈建立者)之流。他认为化解危机的上策是迁都豫章,据守上游。但是群臣中除了枢密使唐镐表示赞成,其余均表反对,李璟顶着朝臣的压力,还是坚持实施了迁都计划。959年11月,他改洪州为南昌府,是为南都。南唐自立国起,一直保持着两都制的政治中心格局。东都江都府沦陷前,曾与江宁府(金陵)并为南唐东西两都。东都沦陷后,南昌升为南都,江宁府的都城也没有废弃,可见南唐意在保持东、南两都的建制和格局。
灵槎思浩荡 老鹤忆崆峒

李璟为何钟意南昌?客观上来看,洪州地处长江中游,是南唐疆域的腹地,军事地理形势相对优越,从金陵赴洪州,须溯长江而上,过彭蠡湖(今鄱阳湖)进入赣水方能抵达,与金陵相比,更加安全,不仅有利于战略防御,还可控扼长江下游的润、常等州。如果以南昌为基地,养精蓄锐,趁机而动,借长江中游之有利,发挥水军优势,徐图中兴,也不失为上选。主观上来看,李璟少时曾在庐山开先禅院作书堂读书,对庐山情有独钟,定都南昌,方便造访庐山,在心灵上也是慰藉。
庐山风光(作者摄)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二月,李璟率南唐朝臣开始迁都南昌,留太子李从嘉(后改名为李煜)在金陵监国。虽然南唐政府的主要机构都迁至南昌,但是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却仍留金陵,掌管枢密院的左仆射也在金陵任职。可见在军事防御上,金陵仍是防御北宋渡江南犯的军事要冲。而其他百官,包括禁军在内,都随迁南昌。在迁都至南昌的途中,李璟还巡幸了庐山,北宋陈舜俞曾在《庐山记》中对其游览地点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南唐迁都南昌,是李璟在危急中做出的仓促决策,南唐政府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对南昌城市、府衙等进行扩建。南昌城当时的规模难以满足百官群臣的办公和居住需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南昌)城邑迫隘,宫府营廨,十不容一二,力役虽繁,无所施巧,群臣日夜思归。唐主悔怒,欲诛始谋者。枢密副使、给事中唐镐发病卒。”可见迁都南昌后,窘迫的现实环境,加深了本就不赞成而迁都的群臣的抵触情绪,而李璟自己也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曾经唯一支持迁都的枢密副使、给事中唐镐又因患病而逝世。忧思与愁苦中的李璟,经常北望而叹息,曾作诗感慨道:“灵槎思浩荡,老鹤忆崆峒。”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六月末,郁郁寡欢的李璟病逝于长春殿,年仅46岁。关于长春殿的位置,学者张启予考证认为,位于中山路东段,东至八一大道西侧,西至东湖,南至中山路,北至上营坊,即今南昌市保育院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长春殿所在地。
南唐南昌城大致位置与长春殿位置示意图(作者制,底图来自Google地图)
李璟逝世时,曾“亲书遗令,留葬西山(今南昌新建西山),累土数尺为坟”。而其子李煜在李璟逝世后则即位于金陵。这年七月,李煜不忍将父亲葬在异地他乡的南昌西山,便迎还其遗体,数月后葬于金陵附近的顺陵。此后南昌府不再是南唐政府常驻的都城,文武百官和政府机构等都随之迁回了金陵。不过在南唐后期,南昌府依然作为南都,与金陵并立。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南唐迁都南昌不足半年,便因人去政息,草草收场。虽然历史记载,南昌城池狭小,宫室简陋,气候湿热,南唐君臣纷纷思归金陵。但是,根据明万历《新修南昌府志》所载,当时南昌城规模和《南唐国史》所载的金陵城规模相当,并没有小多少。而唐末的金陵频遭藩镇混战破坏,虽经修复,但已没有盛唐时的繁华。
南昌不能有效地承担起南唐都城的重任,根本上在于其地缘影响、经济实力和交通辐射上的局限。
自古以来,长江上游地区很少在军阀混战中占据优势,三国时猇亭之战蜀汉败之于孙吴,东晋时王敦之乱,以及在杨吴时期,居于金陵手握重兵的徐知询,最终受制于辅政扬州的徐知诘,都说明上游所谓顺流而攻的优势,并不存在。究其原因,是长江下游冲击地带和太湖平原是南方较早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高于上游。六朝以来金陵一带一直都是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加之东晋以来南迁的中原士族和本地的江东士族,金陵一带建立起盘根错节的关系,出现了庞大的门阀集团,这使得江东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人力资源方面都居于优势。虽然门阀政治在隋唐后遭到科举制的冲击,但是当时科举制录取规模有限,地方宗族势力依然能够影响地方政治。南唐群臣反对迁都,不仅仅是不愿离开金陵的醉生梦死,更是不愿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被连根拔起。
滕王阁(作者摄)
从交通辐射上看,王勃《滕王阁序》曾以“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千古名句,称赞南昌地理位置之优越。在隋朝大运河开通后,南昌交通的优越性进一步凸显,大运河连通长江干流,经鄱阳湖进入赣江水水系,沿赣江上溯至章水上游的大庾岭,翻越梅关至广东南雄后便进入了珠江水系,而南昌正处在当时这条“京广通道”之上。在唐、元、明等大一统时期,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贸易集散港口,与长安、北京等政治中心的经济、文化交流较为频繁,南昌是这一南北黄金水道绕不开的节点,也分享了贸易繁荣带来的红利。但是南唐时,南昌水运中转枢纽的优势和商贸中心的优势,并不明显,一方面是有由于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各地比较依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外贸易需求不大,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这条南北水运通道被不同政权割据,作用受限。另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才繁盛起来,唐五代时期沿海港口与内地的贸易规模还十分有限。从南唐的政治经济格局来看,其境内的黄金物流交通线并非倚赖连通广州及大洋的大运河—赣江南北通道,而是东西向的长江中下游的干流通道。
南昌昙花一现的南都岁月,随着南唐的覆灭而沉入历史的长河。短暂的南都时代,如过眼云烟,并未给南昌的城市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带来实质性的增长。975年,北宋军队攻占金陵,南唐后主李煜投降,南唐覆灭,南昌归入北宋辖境,成为北宋江南西路的首府。后来宋代民间商业的繁荣、文教科举的发展和景德镇瓷器的行销等因素,才让南昌逐渐走上了繁荣发展的快车道。
当后主李煜形容枯槁地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笔时,千里之外怀抱赣水江流的南昌,正在岁月一隅,静候真正属于它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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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丰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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