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者｜我担心传染给她们，不敢和护士交流，只能说“谢谢”

经过17天的住院治疗后，李云容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2月9日，李云容痊愈出院。出院时，她鼓励同房间那位曾已留下遗言的婆婆说：“你要有信心，一定能好起来的。”

住院这半个多月，护士走路时带动的防护服的摩擦声，是李云容（化名）听的最多最熟悉的声音，那个声音太强烈了，时时刻刻从走廊里传来，那是一种疾速的声音，像风一样。她们一天要来病房多次检测、打针、拔针等，患者一按铃，她们就要过来。

“她们太辛苦了，却从来没有听见过她们抱怨，反而一直安慰我们。” 李云容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每天来病房的护士都不同，隔着厚重的防护服，看不到她们的样子，也不知道她们叫什么。

“我也不敢跟他们交流，怕传染给他们。我能对她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谢谢’。” 李云容说，等待疫情结束后，她也想尽自己所能回报社会。

以下是李云容的口述：

“一天辗转五家医院，呼吸科门诊一号难求”

我叫李云容，今年57岁，与家人一起住在武汉市武昌区。

1月14日，我出现发烧症状，37℃多。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普通感冒，没太多在意。我在家吃了三天的感冒药，不见好转。虽然当时也觉得有些奇怪，但还是选择在家当“普通感冒”治疗。过了六天，1月20日，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我便去湖北省人民医院诊治。

当天，我做了肺部CT检测，结果显示“双肺感染，不排除病毒性肺炎”。我觉得挺严重的，但医院没要求住院治疗，只是说输三天的抗病毒吊针。

当天我也得知我的病可能存在传染性，便让家人都离开，留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我心里是很害怕的。

经过连续三天的抗病毒输液，我的体温恢复正常，但呼吸仍存在困难，身体有酸痛感。1月22日八点多，我去湖北省人民医院复查时，被告知呼吸科已不接诊，不可以进行复查。

之后，我和女儿在一天之内辗转武汉市第七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5家医院，均被告知“病人太多、无病房、不能接诊”。

后来通过托人，22日下午，我在武汉市第六医院做了肺部CT检查，结果仍显示“双肺感染，不排除病毒性肺炎”，且情况加重了。医生说，像我这种情况需要住院，但他们没床位。随后，我又来到湖北省新华医院（又名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同样不收，但他们是我开了莲花清瘟和奥司他韦等药物，让我回家治疗。

晚上10点钟，我才回家。

特殊的年夜饭

后来，我的情况媒体报道了。1月24日，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武汉市武昌医院住院治疗。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心情是非常矛盾的。那天正好是大年三十，我想待在家里，中国人都讲究“过年不看病，图个好彩头”。但是，如果我不去医院，身体又受不了，更担心病情加重。想了想，最终我还是去了医院。现在想想看，决定去医院是正确的。

我记得大年三十那天，医院的人也特别多。我办理好相关手续后，我就住进了武昌医院西区门诊大楼四楼的一间病房。

那是一间三人的病房，15平方米左右，有阳台、洗手间、柜子、电视，还有供氧设备。窗外就是一条马路，但看不到什么人走动。

住院后的第一晚，我一直在哭，心想，我为什么大过年要跑来住院，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病能不能治好，万一治不好怎么办，当时同房间的病友都在劝我，要我想开一点。

由于我是新来的病人，医院还没来得及给我订餐。我便给女儿打电话，让她送饭过来。当晚，女儿给我送来一些水果、点心，还有一盘饺子。女儿不能进病房，我们没见上面就走了。女儿送来的饺子，我也没吃多少，心里就像堵了一块石头一样不舒服。这应该是我吃过最特殊的一次年夜饭了。

“那个说了‘遗言’的病友”

住院以后，我每天需要都输液，大大小小有十几瓶，有补维C的、补钾的、消炎的、停喘的等药物。这样输液量一直持续了9天。9天之后，开始慢慢减量，直到减量到一天两瓶。

每天凌晨五点半开始，护士便会来病房帮我们查血常规、测体温等，各种检查一圈下来，就到早上7点了。

刚住院时，赶上年初，护士说做饭的人不多，伙食也简单。早餐多是馒头鸡蛋，中餐多是番茄、白菜。后来伙食慢慢变好，有了鸡鱼肉蛋，有时还能吃到捐赠的苹果、酸奶。

在病房的日子，除了日常输液、检查身体之外，我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躺在床上看手机、看新闻，我想知道每天又有多少病人增加，国家开展了哪些救治工作，但是往往越看越害怕。

在一天的吊针打完之后，我能下床稍作走动，但不能出房间。偶尔站在门口，护士看到也会让我回到房间。

因为担心交叉感染，我跟病友们很少交流。同病房的两位病友是两位婆婆，他们年龄分别是78岁和65岁。其中一位65岁的婆婆，除了患新冠肺炎外，她还有糖尿病和红斑狼疮，血糖居高不下。

我记得大年初二那天，也是我们几个人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大家都互相不说话，病房里很寂静。只有那位65岁的婆婆躺在病床上，跟她的老公在打电话。

她说：“老公，我爱你，我对不起你，我可能挺不住了。”

听到婆婆像留遗言一样的话，我眼泪一下就忍不住了。我说，“你别说这种话，说得我也好难过。”

婆婆回答，“我要说，我现在不说，我怕以后没机会说了。”

后来，婆婆的女儿打电话过来对她说，“妈妈你别这么说，你这样说爸爸很难过的，爸爸一个人在家喝了半斤白酒。”

那一天，我的心里也好难受，整晚都睡不着觉。

说的最多的话是“谢谢”

住院期间，医生会安慰我，说我的症状在好转，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多吃，增加抵抗力。

护士们真的很辛苦，一天要来病房多次检测、打针、拔针等，我们一按铃，她们就要过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护士走路时带动的防护服的摩擦声，那个声音太强烈了，时时刻刻从走廊里传来，那是一种疾速的声音，像风一样。

但她们从来不抱怨，反而一直安慰我们。她们告诉我，“要慢慢来，这不是一下子的事，现在没有对症的药，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每天还会叮嘱我们一定要好好吃饭，虽然菜不好，但也要吃下去，吃了才能好。

每天来病房的护士都不同，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也看不到她们的样子。我也不敢跟他们交流，怕传染给他们。我能对她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谢谢”。

每天都有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但我跟他们说自己在家，一切安好。因为我怕他们担心，也怕他们安慰我。听到他们安慰的话，我会忍不住哭。

我也不断地给自己心理暗示，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自己有信心，然后快点好起来。

住院的第三天，我没有咳嗽的症状了，但稍微有点喘气，后来，医生便给我换了药物，还给我服用中药调理身体。

十天之后，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我便做了第二次核酸检测。那时，我迫不及待地问医生结果。经过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呈阴性。2月9日，我痊愈出院了，但那位65岁的婆婆还没有痊愈。

出院那天，65岁的婆婆也很激动，对我说要照顾好自己，要好好的。婆婆说，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她很羡慕我。我也安慰她说：“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一定能好的。”

今天是我出院的第四天，目前身体状况一切很好，仍然在家隔离休息。

我住院时交的费用，出院时都退给我了。我大病一场，但国家没收一分钱，等疫情结束后，这些钱我要捐出去的。虽然自己没有多大能耐，但也想为社会多贡献一份力量。

最后，我想对那些奋战在一线的人说：“希望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