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差｜中国上海：地铁上的人们，地面上的生活

上海杨浦公园里自带麦克风唱歌起舞的老人们。这组照片里没有地铁上的人，但有普通人和地铁外的生活。（本文图片均拍摄于2019年12月，上海）

屏幕上提示离下一班轻轨进站还有3分钟14秒。上海的12月，露天的轨道交通站台上还有些冷飕飕的。

距离上一次从伦敦回上海已两年有余，我的记忆还停留在七号线在建。我决定好好利用候车的这几分钟，突击熟悉墙上的上海轨道交通图。看了一眼腕表上的时间，离和朋友约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思索：“如果坐13号线，我就不用3号线再转2号线，以每站3分钟来计算，我不但不会迟到，还会早到5分钟。”

我禁不住为自己绝佳的学习能力和观察力叫绝，但忽略了在列车即将进站前，我前面已经挤满了要上车的人。虽然站台的地上清楚地显示着“候车”和“下车”区域，似乎没有人站在候车区域。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应该熟悉并遵循“先下后上”的规则。或许无论是列车里的人还是站台上的人，“先下后上”都是用“我本位”来预设的，必须自己先跨出第一步。

上海杨浦公园里翩翩起舞的群众。

列车到站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上海所有的站台都安了闸门，乘客要等车门和闸门都开了才能急匆匆、甚至气急败坏地交换位置，脑中跳出的画面是，田径运动员听到发令枪响后却发现鞋带松了，只能眼睁睁看着世界冠军的头衔离自己远去。

我没能鼓足勇气跟着前面的后脑勺，逆下车的人潮而上，只能在“滴滴滴”急迫的提醒列车关门的声音中，以中学时跳沙坑的姿态跳上车厢。然后，我感到有人拽着我的包，而那个人也跟我上车了。

各种“快过年了要小心扒手”的叮咛回荡在我耳边。我心想，当年我也是巴塞罗那街头和扒手集团斗智斗勇，帮便衣警察截获犯罪分子的人，怎么能错过多管闲事的的机会。正在我要以空手道侧踢姿势回击的时候，只见一个看上去是上班族的平头小伙热切地对我说：“你拉链没拉啊！你的包没有关好啊！”虽然他一只手揣着早饭和手机，另一只手仍然努力地帮我拉着拉链。

我只好和他解释：侧袋拉链不太好使，里面放了水瓶更关不上。听我这么一说，他低头嘟囔了几句，抬头后依旧满怀着激情地对我说：“哎呀，我以为你包没关好！”然后，他突然隐身，消失在车厢中低头看手机的乘客之中了，我实在没法分辨哪个前额和头顶是他的。

上海杨浦区一个小区楼旁居民在浴缸里种起蔬菜。

在伦敦，即使是拥挤的高峰期的地铁，都可能会遇到旁边的人冲你吼：“你碰到我啦！”于是我喊回去：“对不起！”在伦敦，为表达愤怒，你也只能表情狰狞地瞪回去，脱口而出的却是“对不起”，活脱脱把虚伪变成了生活的艺术。

但在上海，似乎再挤的地铁上，大家也能继续做自己，在这里延续车厢外的生活。加之，在上海的车厢里，我突然成为拔高平均身高而不是拖后腿的一员，扫视一圈附近乘客们手机，上面的内容都看能得一清二楚：热门电视剧是要追的，连连看是要玩的，微信是要马上回的。

旁边的一个小胖妹用方言和听上去是个未曾谋面的网友暧昧而豪放地聊着，听得我也想和她成为一面之缘的知己。门口的大叔和供货商谈着价格，脸上写满不耐烦，口中却一个接一个“麻烦您了”、“您才辛苦了”，怎觉得这语气似曾相识。在伦敦时，列车运行时而没有网络，回到上海后，我习惯性地夹本书坐轻轨，顿时觉得自己是从古时候时光旅行来的。有几位乘客别过头来瞄了眼我手中的书，发现书包了书皮，就神色漠然地低头继续滑手机，却不知我在这无名白皮书的掩护下偷瞄着他们。

高层商品房衬托着上海杨浦公园内的游艺设施。

我暗自赞叹每个乘客都那么有仪式感，这种仪式感是从着装打扮上体现出来的：学龄小女孩穿着长袜短裙，拎的纸袋子上面印着我不认识的男团偶像的脸；小姐姐有意无意撩起杏色大衣边，漏出腰边古驰或路易威登小挎包。每个细节都透露着心机，每个人干净、漂亮、时尚。相比之下，我背上那能塞下两架单反或者五大块烘培面包的25升容量防水大背包，大概粘着中国城饭店地下的油脂，再裹了一层从中东远道而来的灰。

到了该下车的时候，我先被迎面扑来的牵手恋人、学琴儿童、买菜大叔（对，上海男人不但买菜还做饭，羡慕吗？）的气势唬得退了半步，但立刻鼓起勇气卡住中间位置，侧身从混战的人群中冲了出去。

到了地铁站，朋友还没有到，我就在地铁站里闲逛起来。上海的地铁站绝对是消磨时间的好地方，我以为若有“上海地铁站一日游”，这项目准能大获成功。取款机和洗手间不可或缺，便利店、西点坊和奶茶铺也只是基本项目。在大些的站里，不但能体验到咖啡厅和精品店的“高大上”，还能嗅到地下铺子里烤肉的豪迈，抓娃娃机和迷你K歌房更为下班的人增加解压选项。

上海和平公园人工湖边拉手风琴的老人和他的听众。

在伦敦，我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是脚踏车，不得已才会坐轨道交通。伦敦的地铁车厢上几乎没有空调，矮矮的车顶配着恍惚的灯光，老旧一点的线路车一开起来就左摇右晃，两节车厢中间的通风窗灌进地道里黑色而浑浊的风……我和朋友开玩笑：“在伦敦，一周坐两次以上地铁，我一定会染上什么病毒，不是发烧就是感冒。”伦敦的地铁，哪里比得上上海地铁的设施齐全、干净明亮？冬天有暖气，夏天可纳凉，有了手机和充电宝，能笃笃定定追一天的剧。

三周后，我习惯了上海地铁上的人，习惯了视线范围内的空旷，习惯了每个人低头滑手机的姿态，习惯了上下车时的激动。当我刚开始习惯上海地铁乘客抱团取暖的劲儿，就匆匆回伦敦了。

上海外滩附近的街景。

搭地铁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个男人抓着栏杆，用一个放大器看手机。他长得像东欧人，皮肤苍白，头发是灰色的 —— 不是因为他年纪大，他顶多四十岁吧 —— 而是缺少黑色素的灰白。他的脸也因为缺少深色的毛发显得暗淡。

他手上拿着一个黑色筒状的塑料仪器，在手机屏幕上缓慢下移，一行一行地、全神贯注地、旁若无人地读着什么。因为他看手机的姿态，我多瞄了他几眼，才发现他视力不好。那多瞄的几眼让我心虚，因为伦敦的地铁乘客们回避着目光相交。发现他可能看不清我，突然我觉得安全。在上海，那种安全感是不言而喻的，我也逐渐不太在意大家在地铁车厢里对自己的生活旁若无人的“分享”。而在伦敦的地铁里，每个人似乎都在防备彼此，回避彼此。这么一想，我对面前这个视力不好、素不相识的男人的窥视感到了些许愧疚。

再次回头观察他，他开始看一叠文件，依旧用那个黑色、圆圆的仪器。从文件的折痕来看，他应该一直把它们折着装在夹克的大口袋里。从这十年写过的能花费掉几棵树的签证文件的经验里，我一眼看出这是签证材料中的几页。我不禁想起每次在签证时都能受到意外的帮助，甚至在最急迫的情况下给当地的立委写信，竟然收到回信，这经历对于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来说，既意外又惊喜。

脱欧在即，还没有申请英国居住权的欧盟居民大概都在忙着递上申请资料吧。“脱欧”这个词在我脑中仅仅闪过几分之几秒，但立刻感同身受，也对眼前这个男人有了几分亲近感。但我又突然意识到，在上海的三周里，极少有如此接近世界的现实感。在上海，认识的朋友们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填满时间、活在当下，鲜有机会参与能对未来、社会和世界产生决定性改变的抉择。

这三周，不断收到伦敦朋友的问候，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每次我都明知故问：“回来还是回去？回到哪个家里去？”下飞机之后，朋友的短信又来了，问我到哪里了。我说，刚刚下飞机，离家还有很远的距离。

上海外滩附近的洋房，里头有民居和一间茶店。

（作者陈姗姗系纪录片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