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书单︱徐之凯：指针下的二战发端
2014年，BBC制作纪录片《战前37天》，以时间倒数还原一战爆发之前的外交史，在欧洲引发了极大反响；2017年底，《敦刻尔克》、《至暗时刻》等一系列二战题材的新视角电影问世，开启了以“日期”、“时刻”精细化解读战场背后决策的叙事潮流。此后，近年来引进创作的一系列相关史学作品，开始从决策者、公众、媒体等多方位视角，以微观的时间单位解读二战从局部争端向全球战争演变的历程。
当然，相对于在银幕上不断闪烁数字，以直观视觉压迫让人屏息凝神感受历史的电影表现手法，这种微观时间叙事手法在二战史作品中其实早有应用。在英国学者A·J·P·泰勒1961年的经典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其第十章“神经战”将纳粹入侵波兰前一个月英法德苏各国间的外交互动精确到了“分钟”级别，各方间每一次谈判、每一封电报，都伴随回荡的钟摆牵动着每一位读者的神经。而泰勒诠释战争起源的观点恰恰与这一时间叙事形成了强烈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并非希特勒按“计划”和“时间表”预谋策划而成，而是植根于一战后欧洲均势破坏制衡紊乱，产生于各国外交中的沟通误解与忙中出错。这一观点虽至今仍在学界存在极大争议，却无疑给每一读者以前所未有的深刻印象，以至于“神经战”这样的词汇成了人们讨论战前外交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2009年出版，2019年翻译引进的英国历史学者理查德·奥弗里作品《二战爆发前十天》，可以视为泰勒观点在21世纪的再现与反思。作者指出，早在1933年，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就预言：战争将在1940年1月的但泽爆发——这预测仅比事实晚了四个月。与一战时的“巴尔干火药桶”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普遍都认识到了战争威胁所在，但这种“神经战”所造成的压力，甚至远大于“一了百了的战争”：“紧张局势已经上升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灾难在此时似乎成了一种慰藉，欧洲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将自己撕扯得粉身碎骨”。（p.4）各方态度立场在这一背景下显得异常微妙。在德国，1939年5月23日的战争筹备会议上，希特勒就按照《霍斯巴赫备忘录》精神坦言：战争不只是为了德意志人占据优势的但泽，“重要的是向东扩大生存空间（Lebensraum）”（p.5）；在英国，张伯伦在8月24日向下议院表示：即便战争注定爆发，也一定不能“为了他国一个遥远城市的政治未来而战”（p.4）；而波兰，虽然是“欧洲唯一能够并愿意抵抗德国侵略的国家”（p.6），但战后大批同情这个被苏德瓜分的抵抗国度的人，似乎都选择性遗忘了波兰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后，先于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切欣地区的劣迹——希特勒在波兰旧戏重演，在当时各国政界看来，难说没有一丝因果轮回的报应。在时间似将耗尽的24-26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世，让各方似都乱了阵脚。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不情愿地结束收获颇丰的狩猎，一通紧张会谈换来的却是张伯伦“并没有对我们的立场产生什么影响”（p.35）的空言；相对于忙乱后归于平和的英国，指望开战后与苏联结成事实盟友，两线包夹重演一战的法国最为失望，反应也因此最为分裂：在总理下令初步动员之时，外交部长却在极力摆脱参战承诺。波兰开学时间推迟，所有假期取消，反倒是战争始作俑者——德国，在访问柏林的威廉·夏伊勒眼里依然平和如故：德国人仍然相信希特勒可以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成功（p.48）。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8月民调显示92%的人反对介入欧洲战争。人人都看到了战争的接近，却没人相信战争会在身边发生。
8月26日，得知《英波互助条约》签署的希特勒被迫取消了原定在这一天发起的进攻，在这记“响亮的耳光”（p.55）下，甚至连普通的德国士兵都揶揄：“希特勒退缩了”。但行动的取消并非和平，而是暴力的升级。8月25日-31日，德国增兵21个步兵师、2个摩托化师，武器装备也得到加强。希特勒不会再次冒险丢失颜面，而只是把用于威慑谈判的大棒变为了真正要见血的刺刀。但26号的和平却让西方误以为希特勒只是虚张声势，德国势必将做出让步。于是在8月的27-31日，在德国已经“和平”的情况下，两线“作战”，在夹缝中左右为难的反而成了“过于强硬，势必滋事”的波兰，伦敦外交官们开始相信“只要我们态度坚定不移，波兰人态度谨慎温和，和平依然还是有可能的”，（p.60）巴黎欢欣鼓舞：“德国士气正在降低，我们正士气高涨！”（p.65）。情报的误导偏信，政客的自相情愿，使得双方都产生了误判：英国相信一纸条约已经吓住了法西斯，而法国甚至认为希特勒已经岌岌可危。而希特勒看到被西方千方百计加以拘束，甚至无法进行战争动员的波兰，仿佛回到了一年前的慕尼黑，更加确信欧洲为波兰打响全面战争的可能微乎其微。
8月29日，人们正越来越希望为真正的谈判创造可能；
8月30日，外交官们还在为和平四处奔走“我们每天都在和平—战争—和平的循环中徘徊不定”；
8月31日，传言称德波达成妥协，甚至连法国《费加罗报》最强硬的政治专栏作家都宣称“我们已经在这场博弈中获胜”，放下标语“欣喜若狂”地回家庆祝（p.89）；
9月1日晨4点45分，到但泽“友好访问”的德国训练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号向波兰要塞打出了第一炮——这艘原定8月26日就要参与攻击的军舰，硬是用尽所有借口滞留了六天以上，正如德国法西斯的缩影一般，用“追求和平”的幌子明目张胆地准备战争。然而当希特勒得意满满地声称“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们到底会不会来援助波兰，他们势必又要退缩了”之时（p.112），英法在9月3日宣战。得知这个消息的希特勒，只能以一种凶狠的表情看向里宾特洛甫，问道“现在怎么办？”（p.141）。
不过，众所周知，之后数月的欧陆战争远非该书所述“堂堂迎战”这般光彩，“宣战”的英法军队在西线“静坐”，坐视波兰一月亡国。占据波兰的德国向北欧发起进攻，1940年4月9日只用4个小时便占领丹麦，至6月10日占领挪威全境。5月10日，纳粹在西欧发起攻势，用“闪电战”打破了“静坐战”的宁静。5月15日，荷兰被击败投降，2天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沦陷，只有30万人口的卢森堡不战而降。法德边境，古德里安率领的装甲兵团绕开马奇诺防线，蜿蜒通过了以往被认为机械化部队无法通行的阿登地区，迅速攻占色当，渡过马斯河直插英吉利海峡，于21日抵达海峡沿岸，并北上直扑加莱，从正面分割了英法联军。英法共40个师被包围在敦刻尔克地区。在泰勒和奥弗里笔下浓墨重彩渲染的1939年9月3日英法“宣战”，打响的却是一场“假战争”（phoney war）。反倒是一再担忧局部冲突升级为欧洲战争的希特勒，仿佛跨上了欧洲征服者的宝座。在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斯笔下的《伦敦博弈：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日夜》里，西方在欧洲战场的真正抗争在1940年5月的24-28日才酝酿成型。较之于泰勒和奥弗里依日期阶段的章节步进，卢卡斯的作品以每一天为章节分开论述，更为细致地展示了英国从张伯伦绥靖政策走向丘吉尔抵抗路线的微观历程，前述二位所回避的问题也在此被揭示得更为明显：英国是为何而战？是为保存一个庞大的旧日帝国，还是倾尽所有换取一个未定的明天？
1940年5月10日的欧洲，有两位面临着巨大胜利之人，心境却有天渊之别：接下来的两周里，闪击法国的希特勒将取得一生最为辉煌的胜利；而在大洋彼岸，丘吉尔在成功就任首相后说的是：“只有上帝知道，这个任务到底有多艰巨。我希望还不算太晚”。（p.12）今天看来，丘吉尔作为二战英国救主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对其的任何批评都会被英人视为亵渎。但在这个奇迹之人就任之初，并没被看作英国荣耀的光辉化身，上流社会更倾向于认定他是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叛徒，达达尼尔海峡的危险冒险家，“缺乏政治判断力的讨喜流氓”（p.29）。斯时，失败主义情绪在英伦弥漫，5月19日，大英帝国总参谋部参谋长艾德蒙·艾恩赛德对安东尼·艾登坦言：“大英帝国的末日到了”。张伯伦日记里：21日“绝望”；23日“有一个黯淡的日子……士兵不要说抵抗，连行军都不想了”。5月24日，希特勒以明文电报命令古德里安暂停向英吉利海峡推进，后来宣称“希望让英国人避免一场有辱国体的失败”，他更希望“英国离开欧洲”。这对于主张抵抗的丘吉尔，无疑是一个“人质在手”的下马威。希特勒的主要目标是欧洲，而仍在丘吉尔内阁的张伯伦、哈里法克斯等英国政界高层立足于帝国利益，对欧洲兴趣不大。25日，法国元帅魏刚表示：“必须具备的物资和军事主张，法国都没有，这种情况下贸然卷入这场战争，犯了巨大错误”（p.100）法国的失败已板上钉钉，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更是表示：“盟军已经失败”，决定留在欧陆与希特勒媾和。连有结巴宿疾的乔治六世努力做出的演说，也难以抑制公众不断上升的沮丧情绪。26日，希特勒下令德军继续向敦刻尔克进攻，哈里法克斯和丘吉尔的分歧公开化，为阻止丘吉尔“一条道走到黑”，哈氏提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现在的问题不是彻底击败德国的问题，而是要保卫大英帝国独立的问题”（p.127），丘吉尔不得不松口让意大利“从中调停”，而另一手秘密安排敦刻尔克滩头的“发电机行动”。晚间，加莱失陷，丘吉尔为策应敦刻尔克撤退命令守军战至最后一刻。身为酒鬼老饕的首相晚餐水米未进，用一句“我觉得身体不舒服”结束了这艰难的一天——几个小时后，“发电机”撤退计划开始。
27日，由于英国海空军为保卫本土保存实力，英国远征军不得不在缺少掩护的情况下大规模撤退；面对哈里法克斯，丘吉尔出声反对与意大利的任何接触。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时，哈里法克斯曾有著名“下坡路”论断：“山崩之时非要涉足，裹挟而去有何益处？”而27日的丘吉尔反唇相讥：“任何与希特勒媾和之举，岂非要英国走上一滑到底的下坡路？”（p.74）这一天的丘吉尔下定了决心：“我们能够赢回声誉的唯一办法就是要让全世界看看，德国并没有把我们打垮。”（p.167）28日，坚定了意志的丘吉尔发动了一场所谓的“政变”，他请求战时内阁暂时休会，在5位战时内阁成员以外，向全体30名阁员进行了一小时的著名演讲。这个从张伯伦内阁延续下来，丘吉尔支持者或新成员拢共不过十多个的群体，却“没有人表示出哪怕一丁点的异议”，战时内阁就此针对抵抗达成一致。
约翰·卢卡斯认为，英国伦敦的这5天，恰恰是二战的第一个关键转折，也是欧洲战场真正意义上的“开战日”。1939年9月3日以来的8个月，欧洲盟军打的是“勉强战”：“这场战争的早期阶段处于消极状态，这不仅因为能做的很少，也因为张伯伦什么也不想做”。5月24到28日改变了这一切，使得利奥波德国王口中这场“盟军已经输掉”的战争在欧洲重新开始，产生了真正转机：5月29日，敦刻尔克实现了出乎预料成功的大规模撤退，至6月4日结束已达到33.8万人，撤退到伦敦的法国士兵中有一位马克·布洛赫，英国人表现出的镇静果决和秩序印象深刻在这位历史学家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6月13日，哈利法克斯针对法国再次发表了“下坡路”论断，不过是丘吉尔味儿的：如果法国停止抵抗，“他们会走上下坡路……并最终失去自由”（p.224）；7月31日，确认了英国抵抗意志的罗斯福绕开国会提供援助。援助计划于1941年初演变为《租借法案》，美国从此成为“民主兵工厂”，开始为全球各反法西斯国家的斗争提供物资援助。在经历了敦刻尔克的失策与海狮行动的失败后，希特勒在1940年7月31日召集军事会议，表示英格兰只有两个希望——美国和苏联，鉴于对美日势必爆发对抗，德国必须消灭苏联以破除英国在欧洲获得盟友的最后希望。（p.228）纳粹德国由此开始准备入侵苏联，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法西斯在欲壑难填的侵略中自取灭亡的命运亦就此定局。
理查德·奥弗里与泰勒无疑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他们基于英国的立场，在“欧洲均势”的基础上评判1939年外交的成败得失。在他们眼中，“绥靖”有着成功希望，完全可以规避重演一战的惨烈后果，如张伯伦所言，“这场浩劫是可以避免的”（p.161）。甚至连马丁·鲍曼记录的希特勒遗嘱也提到了类似的抱怨“人们都在传说，不论是我还是其他的德国人，都想在1939年进行（全面）战争，这根本不是实情”。（p.165）无论是在泰勒还是理查德·奥弗里眼中，二战欧洲战场的开端，源于希特勒一再依靠最后时刻的“神经战”或曰“心理战”（奥弗里语）迫使对手让步，但西方在波兰的坚持导致武力讹诈变成了真正战争，局部冲突化为了世界大战。后世美国政治家帕特里克·布坎南曾表示对希特勒的反抗斗争是一场“没必要的战争”，既断送了大英帝国，也让意识形态对手苏联得以崛起。那么战争是否必要？为何英法在30年代面对法西斯一再退让，却在39年的最后时刻选择了坚持？奥弗里认为种种偶然背后却是世界秩序的必然：“1939年真实发生的战争并不是为了将波兰从德国血腥的占领中拯救出来；相反，只是为了将英国和法国从世界分崩离析的危险中解救出来”。（p.177）当然，泰勒和理查德·奥弗里都不愿言明：长期以来在英法殖民帝国威慑下的世界，面对着《凡尔赛和约》掠夺压迫所激发的德国法西斯“新威慑”，在不断妥协退让；但在条约保证的波兰底线，英法不得不为维护自己赖以称霸的世界体系而选择勉强应战。正因如此，这最后的决定时光才显得如此光怪陆离、复杂纠结；之后的“静坐战”才会那般谨小慎微、消极被动。而到了卢卡斯这里，正是英国在1940年5月底这5天里的决策，全然改变了其之前的宣战初衷，不再拘泥帝国遗产，拒绝纳粹的威逼利诱，正视法西斯的挑战，不惜一切代价结成盟友进行全球性的抗争，抵制希特勒永不满足地拓展“生存空间”的侵略欲望。从这个意义上上讲，作者所称的“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昼夜”确乎成立：丘吉尔和英国自然无法独力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在1940年5月的那几日，没把这场战争在欧洲输掉的，正是丘吉尔和英国。
从泰勒、奥弗里到卢卡斯，历史学者用丰富史料和空前细节展现了欧洲战场开局之前时钟指针轮转的凝重时刻。无论是1939年9月3日的“宣战”，还是1940年希特勒连连告捷时的抵抗决心，都体现了研究者对于推动英国战争决策的抵抗心理形成历程的深入剖析。与早年的泰勒相比，奥弗里和卢卡斯进一步补充了报纸广播、演讲宣传等媒体和基于历史档案的战时“士气”、心理情绪报告等非传统政治史料，以体现社会大众对于当局决策的推动与反馈。从1961到2019，新史料的加入、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创新与既有研究观点的论证补充，都在二战时研究的历程上形成了一轮新的循环，给予一代代读者更为细致的过往记忆，更为深刻的历史感受，与发自内心的和平追求——惟愿历史时空的指针，不会再度走上沉重的战争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