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我们的爱困难重重

Dzolan
2020-01-21 16:54
来源:澎湃新闻

詹姆斯·鲍德温

在詹姆斯·鲍德温的诸多作品里,街道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小说《桑尼的蓝调》里,桑尼转身朝向窗户,对哥哥说:“楼底下那里有着所有的仇恨,所有的仇恨、苦难和爱,它没有将那条街道击散真是个奇迹。”

散文《下一次将是烈火》

散文《下一次将是烈火》中,鲍德温回想自己与黑人穆斯林领袖伊莱贾·穆罕默德的告别:“这个和他单独相处的时刻感觉非常奇特,我们一起面朝着那些鲜活的、暴力的、问题重重的街道。”

作为一名黑人,一名以书写黑人境遇和种族问题为长的作家,街道在鲍德温眼里和笔下,远比它所能看到的、记录到的更深远,它所具备的象征意味是白人主导下的美国对黑人群体漫长的压迫,它现实存在,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见证者,也是无法开口的承受者。当鲍德温和他的黑人角色们凝望街道时,这凝望里源源不断产生的紧张、恐惧和愤怒,成为驱动故事的火药。他们想要回避,或者鼓起勇气反抗,最终不得不走上街道,踏入充满暴力的外部世界。

小说《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

小说《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正是这种行为的结果。在这部完成于1973年的小说里,鲍德温讲述了一对黑人青年在街头相识、相恋,女孩蒂希怀孕之时,男孩范尼被诬告强奸,落入监狱的故事。文字游走在苦难的现实和美好的记忆之间,在记录蒂希与家人对范尼近乎无望的解救的同时,也写下恋人遭遇劫难前的恋爱经历。爱是对抗恐惧的方式,也是鲍德温救赎这对恋人、完成这部小说的方式。

恋人的相识首先来自一次幼时的暴力行为,蒂希用钉子划破了范尼的脸,范尼把一口唾沫啐进蒂希嘴里,爱意恰好在这个粗鲁、甚至带有情欲气息的场景中萌发,回忆起这件事情,蒂希感慨:“我的生活就在那一刻改变了。”之后,两人从敌人变为朋友,接着是恋人,一直持续到范尼二十二岁,蒂希十九岁。

可以说,这种暴力之中诞生爱的方式并非偶然,在范尼和蒂希漫长的相恋过程中,他们要数次直面来自他们之间和他们之外的暴力。

1970年代的哈莱姆街头

蒂希把他们生活的纽约看作是世界上最丑、最脏的城市,有最坏的警察,临近地狱(鲍德温就出生在纽约哈莱姆区),施加给他们的暴力首先来自这座城市的街道,手里沾血的种族主义者整日游荡在屋外,踏上街道等于将自己暴露在无形的暴力中。小说中,鲍德温就塑造了一个名为贝尔,长着红发、肥胖的白人警察,一次街头打闹中,贝尔因为范尼被众人羞辱,之后将一起强奸案的罪名按在范尼头上。

有次独自上街时,蒂希碰到了贝尔,贝尔主动提出帮她拎东西,欺骗她自己不会把范尼怎么样。蒂希描述自己直视贝尔的眼睛,有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它非常有力量。它是一种勾引,并且包含着强奸的可能性。它是强奸,强奸中又包含着堕落和复仇:两者都有。”

《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电影剧照

在这里,来自街道的暴力被鲍德温化约为两种形式。一方面,监狱里的范尼和好友丹尼尔被拷打、强奸,他们遭受的是肉体上直接、强硬的暴力。蒂希面对的则是精神上的暴力,虚伪又隐晦,躲藏在白人警察的话语和承诺背后,却同样危险。

除此之外,这对恋人还要受到范尼母亲的阻挠。小说里的母亲亨利太太是一个“只宽恕自己,无法宽恕别人”的基督教徒,她有着滑稽的外表和呆板的神情,当其他家人都在设法救出范尼时,母亲祈求上帝洗刷儿子肮脏的灵魂,诅咒蒂希肚子里的孩子、自己的孙子。

鲍德温对这个角色的丑化初读时让人略感吃惊,背后则跟鲍德温儿时从教的经历相关。在继父的影响下,十四岁的鲍德温成为当地教会的一名牧师,十七岁时他主动离开教会。散文《下一次将是烈火》中,鲍德温描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初入教堂时逐渐累积的内疚和恐惧,偶尔获得的解脱,在这之中他意识到,这些习俗与仪式的原则不是信仰、希望和宽容,而是通过培养盲目来否认孤单和恐惧。

更能传达鲍德温内心的疑惑与失落的来自这个问句:“上帝也是白人。如果他的爱那么伟大,如果他爱他所有的孩子,为什么我们这些黑人被抛下这么远?为什么?”

小说里,鲍德温写亨利太太,写蒂希幼时见过的一些教徒在她长大后如何死去,或者失心疯。他写亨利太太带着范尼和蒂希第一次进教堂时,狂欢的人群和恐怖的气息致使这对恋人此后再没有去过教堂。蒂希回想自己第一次去监狱看范尼:“走上那些台阶、穿过那些大厅时,我觉得就像走进教堂一样。”

这些角色和情景都来自鲍德温对宗教的思考,对大多数黑人来说,那不过是自我麻痹的手段,就像贝尔告诉蒂希的安慰话。亨利太太出于对困苦现状的逃避,放弃了自己与儿子、与丈夫间真实的爱,将自己献身到对主虚无的爱里,甚至不能称作爱,而是迷恋,是错觉,也是暴力,她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如何伤害到自己和周围的人。

即便遭遇种种危险,白人警察、教徒母亲、监狱,范尼和蒂希的恋情始终没有被击溃。在获救的希望变得渺茫时,范尼不再像之前那么沮丧和焦躁,开始正视自己周围的一切。鲍德温写:“他的眼里在腹中冻结了。但是,他已经跳出绝望的海角。他在为他的生命而战。”恋人依靠彼此爱走到这里,暴力反而将这份爱磨砺得更为坚固。小说之外,或许爱与困境就是一个在交叉中互相递进的过程,唯有困境才能检验爱,就像身处迷雾中的恋人四下里寻找镜子,太过顺畅的,太容易相信的都不是真的,爱只有越过困境才能看到它在恋人脸庞的样貌。

《吸血鬼》,爱德华·蒙克

小说里,蒂希回想自己第一次跟范尼发生关系,这个过程充斥着双方肉体上的疼痛和撕裂,像是他们相识之后又一次施加给对方的暴力,让人想起爱德华·蒙克画作里拥抱在一起的男女,扭曲的肢体,看不清的表情,身体的界限消失在对方身上。也恰恰是在这样的状态里,恋人间的爱上升到忘我与纯真,他们忘记自己,接着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一如蒂希写下:“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我们的肉体是对方的肉体——这意味着我们太笃信对方,从来都没有想起肉体。”

如果在私人意义上,爱与暴力可以充当彼此有益,或者不可分离的一面,当这两个词来到种族层面上,带给鲍德温的更多是困惑和抉择。

1957年,因对美国种族现状感到失望的鲍德温从法国重回美国,投入当时火热的黑人解放运动。他认识了两位黑人领袖,一位是宣扬以爱对抗暴力,感化白人的马丁·路德·金,一位是黑人穆斯林组织的接班人马尔科姆·艾克斯,认为白人是敌人,要求黑人建立自己的国家。

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鬼》

在根据鲍德温遗作改编的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鬼》里,鲍德温形容自己是这场运动的旁观者,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背道而驰的理念,他都不认可。这也可以回答为什么小说里,将范尼送进监狱的是白人警察,帮助范尼脱罪的律师也是白人。在鲍德温这里,现实远比选择更加复杂。

迈克尔·翁达杰评价鲍德温是二十世纪艺术家中的圣徒。即便鲍德温的小说像黑人蓝调或是颂歌,简洁轻盈,字句背负的现实和思绪如此深沉,但“圣徒”一词,与其说给予了持续书写种族问题的作家鲍德温以光环,不如说借这个不存在的光环,让我们留意作为人、作为黑人的鲍德温,他放弃宗教幻想,放弃不切实际的选择,对现实完完全全的接受,写作为了反抗,也为了接受。

回到小说,蒂希坐在椅子上:“从窗户外望着这些可怕的街道。”知道自己预产期到了,而范尼还在监狱中。小说结尾,蒂希在临产时,看到吹着口哨、微笑着的范尼向自己靠近,紧接着变成孩子的啼哭。等待新生,也是在等待重生。

    责任编辑:方晓燕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