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话考古学③｜文化相对论，与学科合作的可能路径
考古学与人类学，一个关注过去，一个聚焦当下，但从研究理念、问题意识乃至田野经验来说，却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之处。就人类学的学科架构与传统而言，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生物/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乃人类学的四大分支领域，共同构建出关于人类的整体认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也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坚持人类学四大分支教学与科研的学系，因此，如何增进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相互交流？如何进入彼此的田野？如何穿越时空，对共同、相通的议题展开探讨，并将知识生产带入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乃此次对话之缘起。因篇幅较长，分为三篇，此为第三篇。
Scott希望我们能想得更远，比如，驯化作物的同时，人类也必然会被这些作物限制，人的生活状态，需要和岁时节气连接，而聚居所导致的问题，如控制、管理、税收、分工、传染病以及作物歉收也是无法预见的。但如果人类当年没有选择驯化动植物这条路呢？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从考古证据来看，在十一、十二世纪的欧洲，人类对主食的选择非常多样，考古学家通过对那个时代的人类骨骼分析，推断当时人类的基本体质甚至优于现在。虽然他们并不长寿——而不长寿的原因很多，如科技、医学不昌明，战争、粮食作物总量不足等等——但从青壮年的骨骼分析来说，当时的人比我们现在情况要好，因为我们现在更加注重口感，过多食用单一、精磨谷物，进而造成营养不均。此外，Scott利用最新的考古研究，意在说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早期农业社会的转型，使人们在获得粮食的同时，不得不终日忙于劳作，甚至牺牲了原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周繁文：过去我们总是认为农业天然比狩猎采集等生活方式更加先进一些，但我最近看到有些文章分析，其实人类刚刚走上农业道路时反而面临更多的风险。一是把那些作物还有动物驯化之后，动物会带来更多病菌，而作物单一化了，它一旦有病害的话，人类将会面临歉收等更大的风险。
段颖：人类聚集本身也是疾病迅速传染的一个原因。
张文义：对。医学人类学就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只不过目前国内的医学人类学几乎完全偏社会文化了，这不太好。我们需要看到，从狩猎采集转到农业，人类的疾病谱和疾病爆发的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金志伟：我们之所以把农业社会提得比较高，是因为我们都来自农业社会，整个现代文明的主体部分来自农业社会。因为农业社会的定居支撑了更强大的社会管理和动员能力，支撑了文化的积累，而采集渔猎或游牧没有办法支撑大规模的人群，那种社会形态下人一直处于流动状态，而流动状态之下很难形成包括财富等一系列的积累。再有，游牧社会相对而言所面临的自然挑战更多，因为没有定居，无法修建坚固的堡垒，对抗自然界的风霜雨雪，顶多就带顶帐篷。在不断移动过程中，遇上疾病和意外，也没办法很好地治疗和调整——人群聚集才容易形成社会分工，才能支撑社会分工。换言之，一个人再怎么一专多能也是有限，在游牧社会，游牧点和游牧点之间相隔几十上百公里，生病就很麻烦，因为不可能每个游牧点都有医生，不像在一个村子里，几百人上千人聚居，求医比较方便。
段颖：关于农业社会发展，我们要讨论的可能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交织、纠缠的关联性。
张文义：认为农业社会比游牧社会好的一个原因很单纯：只有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类才对其它物种形成了“碾压”关系。
段颖：也因为如此，人类的自我中心才不断地膨胀。
金志伟：这可能会涉及所谓的“文化优劣论”。我更认同文化相对论，我不认同文化有优劣之分，无论是采集渔猎文化也好，游牧文化也好，还是定居的农业文化也好，还是再往后所谓的商业文化也好，不存在优劣之分，但哪一种文化更容易积累财富，形成人口规模，导致其文化势力越来越大，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虽然这不代表此文化就真正对人类更好。比如刚刚讲到的包括人群的复杂关系和社会的急剧分层，大部分底层人群幸福指数极低，这是在农业社会当中才有的，在游牧社会当中很难形成这种有效的但又暗含权力、阶层的管理。
段颖：其实文化本身就蕴含政治。比如我们在讲农业社会发展时，其实也可能在不断地去为之寻找合情合理的证明，这就成了知识生产的问题。
金志伟：这里我们讲的还是一些现代的价值观。从人性自由的角度来讲，游牧社会可能体现更好一点，但是从生存、社会积累、种群的整体发展而言，农业（社会）相对而言更好一点。
张文义：生物学家肯定更喜欢农业社会，进化论判断一个物种到底有没有进化优势，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繁衍了多少后代。后代数量最多的，就是进化最优的。你看农业社会养活了那么多人。
段颖：但问题是农业社会导致最大的问题就是物种的消失。人类的“择优”选择，可能导致物种的单一化。
张文义：没事啊，可以选择转基因啊，继续“择优”。
金志伟：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时，看到的现代童话故事，就是展望未来，展望二十世纪的现代化，什么树上长出牛肉的果子来，我现在回头想想，这不就是转基因吗。
张文义：转基因和原来的嫁接技术不一样的地方，是转基因技术没有生态选择的过程，可以在实验室里迅速几代就搞定了。
金志伟：那也是生态选择。
张文义：对，但是物种之间有相互关系。通过杂交培育的新稻类，在自然环境中跟虫害、杂草以及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生态因素互动。虽然新品种是通过杂交方式得到的，但它依旧跟生态环境紧密相连，物种之间保持相互关系。但转基因不这样，它在实验室里编辑出来，一旦投入自然，这个新物（品）种和周边其他物种没有共生关系，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比如，我们已经看到，转基因作物经常诱发各种各样的新“杂草”。
段颖：也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关系，只是说不确定因素会更多，因为没有经历过原来那种自然生长的过程，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所以现在我们也没办法说转基因就一定是好或不好。
周繁文：像我们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来看，比如将来有一天人类灭绝之后，我们再来回头看农业社会到底是好是坏，亦未可知。
段颖：不确定性是问题的关键。就好像人类似乎可以通过修改DNA编码来预防疾病，但你怎么知道你在切掉这一段时不会带来其它的遗传后果？一旦这样的“人造基因”通过个体的生育汇入整体人类基因库，事情会变得不可控，我们无法预知后面会怎么样，我们不能阻止携带人造基因的人类个体结婚、生小孩，不能阻止他的后人繁衍子孙。如果从人类基因库来说就会变成很大的问题。等于说“人造”开始进入自然繁衍过程，风险未知……
我们换个话题，繁文写《长安城与罗马城——东西方两大文明都城模式的比较研究》）时就涉及非常有意思的讨论，这跟人类学的区域研究和跨文化比较非常接近。书中提及罗马那一带地形的分布使人群之间的流动、聚散或者战争、合作较为频繁，而在中国则形成相对稳定的人文地理状态。虽然是在谈历史，但其实跟人类学研究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地方，比如中国西南和大陆东南亚的关系，或者同一区域中共同研究过去与现在，我想在方法论上也是有很多相互联系的。
周繁文：对。我在做城市考古的研究时，除了城市的建筑历程、空间结构、建筑布局，还有这些物化的载体跟政治制度、经济系统、城市管理、信仰观念、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之外，其实还特别想去讨论的是，历史上居住在这些城市里的人群，他们的活动、他们的交往和流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城市的空间是怎么样一种互动的关系，城市在哪些因素的作用下集聚与扩散，城市里怎样形成“传统”的空间，空间的功能如何变迁……话说回来，我觉得以后是否可以定期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比如讨论物质文化、空间，或者其它几个不同的议题，或者就某一方面开展相关的个案研究，再把我们的研究一起展示出来，然后相互碰撞交流。清谈有清谈的好，可以天马行空，但我们需要落到实处。如果我们先有具体的个案研究，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再从不同学科的立场互相去看同一个研究，应该能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或意见，这样慢慢的两个学科之间方法上面的交融和碰撞会更加丰富。
金志伟：其实可以这样，考古加入人类学的研究当中。我给人类学本科生上考古人类学的时候，就一直力图引起他们对物质文化的兴趣。我说你们进到一个村里，要做访谈、参与观察，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的访谈对象告诉你的就是真的？我就遇到过很多人撒谎。可物质这个东西不会骗你，杯子就是杯子。当然你可以记录观察杯子用来喝水还是喝酒还是喝别的东西。比如藏区过去没有啤酒，现在有了，还有麻辣烫，这些东西进去了，影响了当地的饮食文化。很多村寨有老房子，我们可以请村民讲讲房子原来的所有者、房间的功能，手绘草图，再对照新的房屋格局，观察不同空间的功能变化。这些变化带来的是什么？
人类学则可以关注当地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比如，在客家地区，原来都住在围屋里，现在大多搬到新房去了，居住空间的变化是否带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我们可以关注这个方面的变化，原来的公共空间、神圣空间是什么样的，原来的私密空间、个人空间又是什么样的。原来的物理距离和房里居住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新旧村落对应关系是怎么样的。原来的村落可能是自然形成的村落，我们叫自然村；现在的村落可能有政府介入的因素，比如为了村子更整齐美观，规划出一块块宅基地，再统一分配。由此引发整个社会关系变化，原有村落内部人群之间相处模式的变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可以通过访谈等方法完成。
但是从考古这边来看，可以通过物质文化观察，包括墓地，墓地怎么埋，现在农村火葬完之后回去还是埋，但埋葬的方法，坟墓位置，家族死者墓地是聚集还是分散，意义有所不同。过去埋葬的情况我们在当地都还能碰见。墓地就在那，除非是遇上开发。直接问问当地老人你们村的坟地在哪，都能到那去看看。看坟地时画一个平面图，死者都是谁，他们相互的关系怎么样，很简单，但很重要。然后再观察墓地里面埋的时候有没有个说法、规律，他们现在在又是怎么埋的，一下子就出来了，比仅仅对他们访谈明白、清楚得多。
段颖：墓葬研究很有意思，两个学科之间有很多可以碰撞。吴飞写过一篇文章讲现代葬俗的变迁，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说汉人的传统葬俗中其实蕴含着土地持续利用的理念。汉人葬俗多在五服之内，换言之，十多代（以上）的坟墓很有可能没人认了，自然就不会去管。而没人认的坟地也就自然进入再利用过程，重新平整以后做宅基地、农田，或再做新坟。但现代丧葬制度把这一套可持续的生态观念与实践改变了，公墓建设与管理，其实就是一个商业化过程，从购买墓地到代代维护，充斥着各种“付费”，而钢筋混凝土的介入，也打破了原先“尘归尘，土归土”的生态循坏，文章不长，但很有意思，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我同意金老师所言，物体系的研究，尤其是基于考古的物体系研究，有助于人类学研究纠偏。人类学比较容易拓展想象，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田野经验，或是研究者的观念立场，容易产生发散思考甚至过度阐释。但考古学的物体系研究，亦或是考古学的基本逻辑，最根本之处在于一切都是基于证据。哪怕今天讲了一套成体系的论断，若明天挖出个新东西，证明先前的判断有误，大家都会坦然接受，然后接着往下走。但人类学的信息更多来自话语交流，也很有可能存有立场，甚至有选择地收集、分析材料。在这方面考古学或者物质文化研究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也源于知识体系的共识，不能轻易挑战证据，但人类学则有可能。
另外就是金老师说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其实田野调查某种意义上跟考古学调查是一样的，我们都在收集材料，都会看你做的精不精致、系不系统、严不严谨等等，但我更关心你拿到这些东西以后可以做什么，以及在推进之后的研究中，两个学科之间可以有什么样的碰撞。需要跨学科合作，何况我们本来就在一个彼此都认可的大的学科体系中。就相互交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教学做起，多串课，增进彼此理解。
周繁文：特别希望能够联合下田野。我们考古的田野报告可以正式出版，若能把人类学的报告附在后面，会很有意义。
段颖：可以考虑感兴趣的人类学研究生进行同期调查，三到五个月的时间也可以满足人类学的田野要求。而且我们还是要鼓励彼此的学生互相选课，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确实不一样，但身处马丁堂，至少你知道隔壁的学科在干嘛。
金志伟：我们可以找一个问题，比如人类学关注的经济结构，考古学关心的生计模式，以及人地关系、信仰、公权力等等，我们一起来围绕这个题目讨论，你们从人类学角度聊，我们从考古角度聊，然后再一起看相似和差异。
段颖：你说是在课堂还是工作坊？
金志伟：工作坊，把老师和学生组织起来，设计主题，两边师生在一起，分别从自身角度结合各自材料，谈问题。可能考古的人用的是长安城、洛阳城、姜寨的资料。人类学的同学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资料去看，谈完以后我们再看，对相似的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差异在哪里，我们最终讨论的是视角问题。
我们这一波人，很多想法可能已经定型了，不会有太大变化。主要是要影响学生，他们才是我们的火种，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尤其是考古人类学，带到中国考古学界。中山大学毕业的考古专业的学生，要有我们自己的学科特色，这里面必须要有人类学的东西。好像刚才说到的物质文化，值得两边都关注。
张文义：可以从每年的毕业论文研究里面，寻找考古和人类学比较接近的主题，创造机会，多往来多交流，效果慢慢就出来了。
金志伟：考古学能养成一个历时观察的习惯，并尽可能的与共时研究结合。人类学共时性观察做的很好，但对历时性的探讨还显不足。进入田野后，往往容易观察到时间的断面，但这些断面上观察到的东西却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有一个先后关系，而这种先后关系，可能代表着当地观念的很多变化，一个村子里人，老人、年轻人对事物的理解，对物的使用，会有很多不同。看上去好像和谐共存，其实可能代表着代际之间的差异，要是融入历时性分析的话，从这些东西出现的早晚，包括厨具的变化，在不同的宅子里，烧柴的大灶，现代的煤气灶，可能都有，那新房里住的是什么人，烧柴灶的房子里住的什么人，就存在观念的差异。这么一观察的话，你对村子里的人群就有个区分了，尤其是在当代中国转型期，村寨中有的人一直守在那里，有的人则生活于来来往往的流动中，他们对物的理解，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冲突和张力，本身就值得研究。
段颖：非常感谢几位老师参与这次对话，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学科之间的对话很重要。我们可以在field trip中相互合作，让人类学的学生多去考古学的田野，反过来也是，都要下田野，都要亲力亲为。同时通过教学和工作坊，鼓励师生间的对话与交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两个学科都离不开田野，但两个学科对彼此的田野，可谓既陌生，又熟悉，但无论如何，只要你身处田野现场，亲身感受历史，体验当下，那种感觉是非常不同的。
此外，我一直认为，人类学的天地，在人类学之外，我想考古学也是如此，我们及我们的学生，都需要走出象牙塔，将历史与当下相连，将过去与未来相连。而人类学与考古学，同样需要面对知识生产的公共性议题，希望今后有更多这样的对话，并通过《澎湃新闻》这样有影响力的公共平台，将更多的交流与碰撞，带入公众的视野，让更多的人了解考古学，了解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