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校场年画新探（上）：关于晚清上海市民《新年十二景》

1893年，画家周慕桥大量创作年画之前，绘制《太平欢乐图》，这是不是他涉足年画创作之前的有意尝试？

稍后，他还画过另一组表现上海市民欢度春节的画，名字就叫《新年十二景》。这是一套共十二幅的组画，分别为：媚灶遗风（送灶神）、字帖宜春（贴春联）、恭贺新禧（拜新年）、步武喜神（迎喜神）、钱神来格（接财神）、酒饮椒花（饮屠苏酒）、庆赏元宵（闹元宵）、谜语同猜（猜灯谜）、春开爆竹（放鞭炮）、神迎紫姑（迎紫姑）、筹夺状元（玩掷筹）和烛龙飞舞（舞龙灯）。这套组画以传神逼真的画面完整展现了晚清沪上人家喜过新年的全套过程，既充满浓郁的欢乐气氛，又具有宝贵的民俗文献价值，而且画面喜庆饱满，稍加渲染就是一幅幅标准的年画。

在《上海小校场年画研究新探》中，作者介绍了小校场年画中的个案“画家同人团体飞影阁”、小校场木版年画的衰落和小校场年画中的门画系统。上篇围绕从画报社到年画店庄的飞影阁。

近代上海在开埠后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迅速超越各地成为全国首富。这种经济繁荣，一方面造就了大量新的官绅富商，同时也产生了人数众多的新兴市民阶层。他们在物质丰饶之余，随之产生对文化艺术产品的必然需求，从而催生出有着强烈地域色彩和时代特色的“海派文化”，诸如文化、戏剧、电影、美术等等领域莫不如此。上海小校场年画正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中崛起。作为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终结地的上海，小校场年画自有其和他地年画诸多的不同之处，而城市化和商业性正是它的最大特色，纲举目张，其他一切都能豁然开朗。

飞影阁——从画报社到年画店庄

在19世纪50至6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事件中，作为主战区的苏州屡遭战火摧残，焚毁严重，年画铺的版片也被付之一炬，桃花坞年画遭到毁灭性打击，从顶峰跌下深渊。落难的桃花坞艺人们纷纷从苏州逃往上海，落脚沪南老城厢，当时荒芜的小校场一带正是他们移居的主要地方。小校场因临近城隍庙，以庙会而兴起市场，逐渐成为繁荣的商业区。这里有商业公所十余个，商贩们沿城隍庙一带设店经营，形成商业街区十余条，主要供应日常百货和笺扇、玉器、书画、香烛等古玩、民俗商品。至光绪初年，印制、贩卖年画的日渐增多，年节时分则销售更旺。当时上海小校场一带经营年画的店铺工场有几十家之多，小校场遂有“年画街”之称，小校场年画也因此成为上海年画的代名词。在今天尚存世的一些小校场年画中，凡标有年画店铺具体方位的，几乎都位于“上洋小东门内邑庙西首”或“上洋新北门内旧校场中市”，而这两处地方正是当年上海老城最热闹的商业中心。

当时在城隍庙一带，方圆百米之内，众多年画店铺林立其间，彩幌遥对，金匾夺目。各店争相把最新刻绘的年画样张悬挂起来，笑脸相迎，热情接待；买家则漫步其间，悠闲挑选，讨价还价，一派热闹景象。如果逢年过节，则人来车往，晨聚暮散，行商小贩趸年画者源源不断，酒家、茶楼、旅舍皆座无虚席，人满为患。光绪末年有人撰竹枝词描写年画销售的场景：“密排争战画图张，鞍马刀枪各呈强。引得游人多注目，买归数纸慰儿郎。”

小校场的年画店铺除由民间艺人生产传统题材的年画外，还聘请上海地区的文人画家如周慕桥、何吟梅、张志瀛、田子琳、沈心田等参与年画创作，生产以反映上海租界生活和洋场风俗为题材的作品，并及时反映新闻事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小校场风格”。这些年画多取材百姓普遍关心的事物景观，充满生活气息，迎合了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很受欢迎。在上海曾广泛流行的竹枝词中，有这样一首（词后并附有详注）很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先照录全词：

飞丹阁上谈书画，继续苹花集社来。不待从新再建筑，许多前辈赴泉台。

前辈书画家自苹花社风云散后，有萧山任渭长熊、嘉兴朱梦泉熊、秀水张子祥熊、秀水周存伯闲、嘉兴朱梦庐偁、吴江王秋言礼、南湖杨佩父伯润、山阴任伯年颐、萧山任阜长薰（初字舜琴）、海盐徐轶群志凯、甬江舒平桥浩、华亭胡公寿远、邑人钱慧安吉生（原名贵昌）、宝山李仙根承、熊竹林、陆静涛、邑人沈仁孚裕、徐小仓嘉祥、金山蒋鹤年寿、海盐宋石年崙、山阴俞达夫礼、华亭蒋叔坚介（又名确）、金阊金保三德鉴、石门吴伯滔滔诸公，相聚于飞丹阁，其后少集书画家山阴俞达夫、绍兴郦芗谷、嘉兴秋农、邑人沈心海、曹蟠根、陆子万、何研北、沈锡龄、虚谷上人，其他如飞影阁同人吴友如、徐美若、张志瀛、何明甫、符节心、金蟾香、田之琳、周慕桥、唐子禅等。

上海地区文人画家云集，素有结社活动的传统，自由松散，旋起旋灭，可谓普遍。词注中提到的苹花社就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一个，成员以书画家为主。自“苹花社风云散后”，这些书画家又聚集在城隍庙飞丹阁中交流活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注中例举的画家中起码有王礼、钱慧安、沈心海等参与过年画的创作，至于“飞影阁同人吴友如、徐美若、张志瀛、何明甫、符节心、金蟾香、田之琳、周慕桥、唐子禅等”，更是创作过不少年画，就小校场年画而言，这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家画家同人团体。大家知道，吴友如崛起于1884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并以此闻名海上。根据学界的仔细统计，不算个别未署名的画作，为《点石斋画报》绘过画的画师共有23人之多，虽然其中有一半仅画了寥寥数幅。如果再进一步精确计算的话，在《点石斋画报》上所绘作品超过100幅的有7人，他们为：吴友如，443幅；金蟾香，1126幅；张志瀛，501幅；田子琳，210幅；周慕桥，135幅；何明甫，810幅；符艮心，1169幅。《点石斋画报》发刊十五年，共刊出画作4666幅，而吴友如、金蟾香他们7人共画了3951幅，占全部画作的约88﹪，堪称撑起了《点石斋画报》的大半个天下。这个阵营，可以说就是以吴友如为首的《点石斋画报》最主要的创作团队。

几乎和吴友如同时代的书画家杨逸在评价这个以吴友如为首的绘画团体时曾介绍：“吴嘉猷，字友如，元和人。幼习丹青，擅长工笔画，人物、仕女、山水、花卉、鸟兽、虫鱼，糜不精能。曾忠襄延绘《克复金陵功臣战绩图》，上闻于朝，遂著声誉。光绪甲申，应点石斋书局之聘，专绘画报，写风俗记事画，妙肖精美，人称圣手。旋又自创《飞影阁画报》，画出嘉猷一手，推行甚广。今书肆汇其遗稿重印，名曰《吴友如画宝》。同时，金桂蟾香、张淇志瀛、田英子琳、符节艮心、周权慕桥、何元俊明甫、葛尊龙芝、金鼎耐青、戴信子谦、马子明、顾月洲、贾醒卿、吴子美、李焕垚、沈梅坡、王钊、管劬安、金庸伯，俱绘《点石斋画报》，均有时名。”杨逸提及的跟随吴友如的这些人很值得我们注意。这个阵营中，大都为移居上海的苏州人，其中，张志瀛是吴友如的老师，周慕桥是吴友如的学生；田子琳、何明甫也都曾跟随吴友如主攻人物画。也正是这班人马，日后跟随吴友如转战《飞影阁画报》，并成立了画坊性质的飞影阁，时间在1890年前后。

在近代上海众多的年画作坊中，飞影阁是知名度最大的画铺之一，以出品多，画作精而闻名。吴友如1884年主编《点石斋画报》，以绘制世俗生活、新闻时事而著称于世。1890年他辞职后自创《飞影阁画报》，画风陡然一变，认为“画新闻如应试诗文，虽极揣摩，终嫌时尚，似难流传。若缋册页，如名家著作，别开生面，独运精思，开咨启迪。”故“改弦易辙，弃短用长”，改以绘制典故诗文故事和仕女人物画为主。其实，无论是绘制新闻时事画，还是绘制典故诗文故事和仕女人物画，都需要熟悉世俗人情，都需要过硬的人物画功底，而这些，对创作年画来说，同样重要，不可或缺。

在《点石斋画报》和《飞影阁画报》长达十来年的绘画实践，对这些画家来说，都是难得的历练，为他们以后从事年画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若干年后，上述这些画家几乎都参与了上海年画的创作，其中周慕桥、何明甫、李醉鞠等还是创作主力，他们以飞影阁名义创作出品的不少画作都成为了小校场年画的经典之作，屡被翻印，广泛流传。如周慕桥的《海上名妓十美图》（庚子冬）《洗尽铅华倍有神》（辛丑夏月）《五子日升》（壬寅仲秋）《时装仕女四条屏》（壬寅冬十一月），李醉鞠的《宋公明一打祝家庄》（庚子暮春）《海上青莲阁茶馆烟堂》（庚子初夏）《乌龙院》（庚子麦秋）《大闹张王府 火烧翠凤楼》（飞影阁公记），何明甫的《蚕花茂盛 五谷丰登》（庚子嘉平月）《孙行者大闹蟠桃会》（庚子夏四月）《白蛇传白娘娘盗仙草》（庚子夏四月）《赵家楼》（飞影阁协记）等，以及虽然没有署名，但从作品风格可以基本断定是这批画家作品的《荡湖船》《张翼德大闹长板坡》《光绪二十八年春牛图》等等。

在飞影阁从事年画创作的那些画家中，周慕桥是最重要的一位。周慕桥（1868-1922），苏州人。名权，字慕桥，号梦樵（亦作梦蕉），又号红薇馆主、古吴花朝生。以字行。周家很早就从苏州迁来上海，周慕桥自幼聪颖，从小就对绘画发生兴趣，拜在名画师张志瀛门下深造，同时也充当吴友如的助手，学习绘制新闻时事画。《点石斋画报》创办时周慕桥就有作品发表，其时他年仅16岁，友人为其作传时夸他“年纪弱冠已然崭露头角”，所言未虚。后来吴友如脱离“点石斋”，自创《飞影阁画报》和《飞影阁画册》，周慕桥不仅全力协助而且屡屡在吴友如陷入困境时出手相援，甚至署吴友如名为其绘稿救急。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周慕桥（梦樵）署名创作的二十余幅小校场年画来看，几乎都是从庚子年（1900）到癸卯年（1903）之间所作，也就是在《飞影阁画报》系统结束以后。笔者揣测，“飞影阁”作为一个实体，先期应该主要是发行画报，周氏是协助吴友如的最重要人物；在这项业务（1890--1895）结束以后，同时也是吴友如突然病逝（1894年）以后，周慕桥开始独挑大梁，并决定涉足年画的创作。当时如何明甫、李醉鞠、田子琳、张志瀛等也都是飞影阁的主要成员，也都创作过不少年画，但周慕桥无疑是其中画得最多的，名声也最著。同期另有一家也发行过“梦樵”年画作品的“飞云阁”，则很可能是“飞影阁”的分号，或是接受飞影阁画版的店家。

周慕桥不仅作画勤奋，读书也既多又杂，从四书五经到诗词文赋均有所涉猎，如《周易》、《诗经》、《史记》、《世说新语》等古籍经典，以及《说文解字》、《尔雅》、《广韵》等专门著述，他在画作跋语中都时有征引，还写得一首漂亮的行楷；同时，他还深知与时俱进的道理，仅有传统技巧远远不够，需要有新的表现手法加以补充。周慕桥引入西洋绘画中的透视法理论和水彩画法，使其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符合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要求而广受欢迎；后来他还勇敢创新，融合西洋绘画和传统绘画的优势，在20世纪初创造了大量具有鲜明海派风格的新颖广告画，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月份牌画家。

周慕桥能从一个新闻时事画家迅速转型为一个年画创作者，绝非偶然。他的画风细腻写实，擅长人物，尤善于表现世俗生活，这些特点和年画的某些特征是相吻合的。他发表的很多画，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手法，简直就像是年画的线描粉本，如《新年十二景》之与《闹新房》《百子图》《舞龙灯》；《三十六行》之与《新出夷场十景》《各行各业风情图》；《时装仕女图》之与《百事如意》《福寿齐眉》；《灯会誌盛》之与《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奏琴图》与《琵琶亦是寻常物》《玉堂富贵》等等。事实上，他在主编画报时随刊赠送的彩色挂屏，和年画就很少有什么区别。如他主编的《飞影阁士记画册》，从1894年6月到次年10月共出版35期，相继9次附送大幅人物画挂屏，其中6次是彩色人物画挂屏，如创刊号附送着色钟馗立轴；第2号至第5号连续4期附送着色四大美女挂屏，依次为《西子浣纱》、《明妃出塞》、《杨妃醉酒》和《貂禅拜月》；第17号出版时正逢新年，随册附送着色《酒献屠苏》挂屏。其他还附送有刘军门像（31号）、时装仕女挂屏（32号）等。这些作品如稍加调整，再添上色彩，很难说它们和年画有什么不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除了上述赠送画报订户的挂屏以外，吴友如、周慕桥他们还挑选了一些比较得意的作品，通过当时还非常稀罕的彩色石印技术，印刷出来发行。吴友如的学生陆晓昉当年就说：“余业师吴友如先生，创绘石印画件，通行海内，素蒙诸君赏鉴。” 笔者曾在一位收藏家朋友那里观赏过这种彩色石印画，吴友如、周慕桥他们本来就以线条流畅、描摹时俗见长的作品，上了淡雅清丽的颜色之后，更显妩媚惊艳。和年画相比，比较明显的不同点在于，这些画上几乎都有风雅的题名，有的还有题跋，有些甚至是大段题跋，这既体现了周慕桥这批画家的文人情趣，也表现出他们对社会世俗的细致观察和一些独特的看法。这类作品，从整体风格来看，和当时主要流行于民间的年画显然并非一路，用“貌合神离”来形容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恰当的。当然，如果略作调整改动，其“神和貌”至少是可以大幅度接近的。后来的一些年画店铺，就是将周慕桥他们的这类画去除原题名和题跋，调整摆设和色彩，再加上吉祥画题，将它们改造成了广受市民阶层欢迎的趋时年画。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周慕桥早在主编《飞影阁士记画报》时就画过一组表现上海年节民俗的画，共15幅图，总其名曰：《太平欢乐图》。首先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欢乐图”这个词。我们知道，“年画”一词，晚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光庭著《乡言解颐》一书中始出现，在此之前有各种名称，如门神、纸画儿、消寒图、卫画等。清乾隆年间，杭州一带称年画为“欢乐图”。乾隆四十年（1775），顾光撰《杭州新年百咏》，谓：“欢乐图，花纸铺所卖，四张为一堂，皆彩印戏出，全本团圆。马如龙《杭州府志》谓之合家欢乐图。”从客观效果看，周慕桥绘《太平欢乐图》，从画的题名到画幅表现的情景，都和当时的世俗生活有着密切关系，而这正是年画乐意表现的内容之一，如《太平欢乐图》之七为“卖梨膏糖”，画上题跋曰：“长乐集杭风之俗，酿酒趁梨花开时熟，因号梨花春。今沪上有卖梨膏糖者，不知煎梨汁以为膏和之以糖欤？抑趁梨花时节熬制以糖因以名之欤？请还以质之个中人。”再如《太平欢乐图》之十为“西洋景”，画上题跋曰：“西国图画其分远近深浅也，与中法迥异。如绘日月之类，绘其光与影，不绘其形，以琉璃片照之，惟妙惟肖。故凡以图画招人往观索取钱文者，无论其为中画为西画，总名之曰西洋景。”从这些画上题跋来看，周慕桥《太平欢乐图》展示的都是沪上市民平时常见的生活场景，地域时俗特质非常鲜明，不但图像生动，而且用文字进行了高度概括，因而使之具有典型性；并且，当时他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西方绘画迥异于中画的造型特点，并赞叹为“惟妙惟肖”，这无疑对他以后的绘画风格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后来有人称赞其道：“欧风东渐，而画道亦一变，君每于旧法中以参新法，西人颇善之。”可见，就是当时在上海的西方人也注意到了他的努力和变化。绘制《太平欢乐图》时的1893年虽在周慕桥大量创作年画之前，但其主观意识到底为何？是否是其涉足年画创作之前的有意尝试？这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事实上，稍后他还画过另一组表现上海市民欢度春节的画，名字就叫《新年十二景》。顾名思义，这是一套共十二幅的组画，分别为：媚灶遗风（送灶神）、字帖宜春（贴春联）、恭贺新禧（拜新年）、步武喜神（迎喜神）、钱神来格（接财神）、酒饮椒花（饮屠苏酒）、庆赏元宵（闹元宵）、谜语同猜（猜灯谜）、春开爆竹（放鞭炮）、神迎紫姑（迎紫姑）、筹夺状元（玩掷筹）和烛龙飞舞（舞龙灯）。这套组画以传神逼真的画面完整展现了晚清沪上人家喜过新年的全套过程，既充满浓郁的欢乐气氛，又具有宝贵的民俗文献价值，而且画面喜庆饱满，稍加渲染就是一幅幅标准的年画，尤其值得我们予以重视。此外，周慕桥还画过《闹新房》、《五子夺魁》、《五子日升》等充满年味的作品，俱为小校场年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我们可以说，周慕桥是一位和“年”十分投缘的画家，而且也非常善于表现年景，无论是画面构思，还是丹青点染，都堪称上乘，是上海小校场年画当之无愧的代表性画家。

和国内各年画产地相比，小校场年画的收藏和研究现状还很难让人满意：上海迄今关于小校场年画的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都为数不多，且少有对第一手原始文献进行认真发掘的。此外，我们至今也拿不出一份关于小校场年画店庄和业人的传承谱系，其绘稿、刻版、刷印、销售、使用的具体情况更是长期缺少调查，而这方面很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本文原题为《上海小校场年画研究新探》，分上下两篇刊发，文章配图由作者提供，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