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③｜中国的城市化有多特殊

【编者按】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并赋予其持续的生命力？“全球城市”这个学术概念究竟如何走出学术界，上升为城市的政策议程？学界对“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有哪些批判性反思？

围绕上述问题，克里斯·哈姆内特（Chris Hamnett）教授近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系列讲座。Chris Hamnett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地理系荣休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城市、住房、社会极化和士绅化等，著述广泛且有影响力。本系列共三篇，根据Chris Hamnett的讲座整理而成。

中国的城市化是否独一无二

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中国城市的未来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因为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巨大和迅速，一定程度上也由于中国学者和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着越来越多的论文。中国在政治、经济、地权等方面都独具特色，其城市发展进程与西方城市有很大不同。这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差异性要素分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和政府管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是否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一般城市发展理论的新态势？我们能否把中国城市化与非洲及拉美等地的城市发展相联系？中国郊区扩张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一样吗？中国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是否可以归入同一类别？

当我们面对和思考这些问题时，答案其实显而易见：不应当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与非洲和拉美等其他“南方”国家做简单的类比，中国郊区化与西方并不相同。而且，中国也不应被拿来对标俄罗斯与东欧。东欧经历过40年的社会主义体制和之后的市场经济复归，但中国政府仍然有很大权力，并且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40年间如此迅速地发展壮大。显然，中国城市发展经验具有独特性，中国学术界也更应该注重中国故事的讲述与相应的理论探索。

为此，我们就需要思考，在多大程度上，中国能被纳入一个一般化的城市理论，以思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模式与结构，有哪些相似与差异，探讨这些相似与差异能否支撑一系列新的理论的产生。这一问题的答案涉及中国如何、何地以及何时能够被西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文献中的理论所解释；或者还可以更进一步质询：最终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有关城市化和城市变迁的一般性理论？还是说，事实上存在着基于特殊的中国经验的（非一般性）城市理论？这个问题还需要在座的所有人进一步探索。以下是我的一些初步观察和想法。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殊性

中国城市化的特殊性首先体现在规模与速度上。尽管英美19世纪的城市化速度也很快，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中国从1980年的20%城市化率的农业国家到接近60%城市化率的城市化国家，城市人口增加了5亿，接近欧盟人口总量。然而，城市增长的规模与速度，并非不能将中国纳入更广泛的城市理论的充分理由。

我们更应该关注其他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执政党和国家的力量，以及土地财政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家政策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促使人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第二，作为土地的最终所有者，国家为城市设定了基本的发展框架；第三，地方官员对发展城市有浓厚兴趣，这反过来成为城市化的强大驱动力；第四，地方政府财政严重依赖土地开发。

也许，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存在着各自的城市增长机器。但这些增长机器事实上各不相同：西方国家的城市增长机器往往由私人资本主导，而在中国是由政府主导。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非常大，私有开发企业只能在政策框架内行事。

在农村土地征收方面，欧美国家的大多数土地是私有的，除非业主愿意出售土地，否则很难实现再开发。在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土地征收能够迅速推动城市发展，在此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大规模征收，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很多地方兴建的大学城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类似现象不可能在西方城市发生。

内城开发方面，1990年中期，住房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虽然在内城再开发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绅士化进程相似的社会-空间变迁，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规模巨大的人口-空间置换，而且这样的进程是由国家做出决策并具体发起的。

在流动人口方面，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大多数新城是农民工建造的，然而他们少有城市户口，从而缺乏城市社会保障、城市住房和子女教育权。许多人居住在生活成本低的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无法完全融入城市之中、实现“市民化”的目标。

在住房市场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住房建设非常迅速，成千上万新的公寓楼拔地而起，但与这个成就相伴的，是大量空置房屋。许多中国人将购买房产作为投机和投资的主要方式，却并未预见到这样的投资并不完全保险。如果未来发生市场崩溃，那么结果将是一场灾难，而这样的事情在欧美国家已多次出现，最近的一次是2007至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后记：不同还是独特

通过总结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与西方城市的不同，可以引出一个关键性问题：中国的城市化仅仅是不同（different）于其他城市，还是说完全独特（unique）？如果仅仅是不同，那么中国经验便可以被纳入全球城市理论；如果是独特的，则应该着重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之处。

在Hamnett教授看来，中国的城市化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有很大不同，因此很难将中国纳入现有的城市理论框架。城市研究学者必须避免照搬西方城市理论与模型去解释中国城市化问题，而是对这些理论和模型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城市经验。

（作者万思齐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博士生。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助理教授赵益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授秦波进行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