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①｜“全球城市”由何而来

【编者按】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并赋予其持续的生命力？“全球城市”这个学术概念究竟如何走出学术界，上升为城市的政策议程？学界对“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有哪些批判性反思？

围绕上述问题，克里斯·哈姆内特（Chris Hamnett）教授近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系列讲座。Chris Hamnett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地理系荣休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城市、住房、社会极化和士绅化等，著述广泛且有影响力。Hamnett教授2007年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2010年当选为英国皇家文艺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同年荣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GS-IBG）颁发的Back奖章。本系列共三篇，根据Chris Hamnett的讲座整理而成。

“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概念的浮现

1915年，世界城市（world city）一词，由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在《进化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但对“世界城市”的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深化和明朗的。1967年，英国地理与规划学家彼得·霍尔（Peter Hall）将“世界城市”描述为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全球性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大都市。

今天众人谈论的“世界城市”，则是从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1982年和1986年的研究中直接演化而来——在他看来，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节点和全球资本的汇集地。

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基于跨国公司和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又提出“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的概念。他认为，国际劳动分工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跨国企业业务遍布全球，企业需要搜集潜在市场的信息，同时对世界范围内的投资、生产和销售施加更大的控制，而企业结构的变革，需要强大、专业和成熟的商业服务团体支撑。近三十年来，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张，跨国企业总部多设立在主要城市，因此，从本质看，这些城市是公司组织及高级服务变化形成的跨国企业决策和战略的国际中心。

1991年，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的代表作《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问世，再度掀起学术界讨论全球城市研究的新热潮。

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和理论的探索，触发了政策层面的认同与思考。当前，“全球城市”已成为衡量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准。弗里德曼和萨森将城市研究与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运作相联系，他们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系统中的重要部分，通过核心商业和金融服务，以及跨国公司总部的入驻，在全球经济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弗里德曼和萨森还指出，全球城市只有在全球化发展到成熟阶段时才会出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城市，如中世纪的罗马和古代中国的国都，虽然其影响力长达几个世纪，但仍然没有建起全球城市。根据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观点，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应被视为全球化的开端，而全球化是全球城市生长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全球化高度成熟，掌控全球经济脉搏的全球城市才有可能诞生。

全球城市的评估与空间演化

人口数量并不是衡量“全球城市”的重要标准。当今世界很多城市都拥有数以千万的人口规模，如埃及的开罗、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等，但这些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没有掌握绝对话语权，因此无法称之为“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必然要在组织和控制全球经济的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究竟是什么推动了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诞生，并赋予其持续的生命力？根据弗里德曼和萨森的观点，一个城市在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发挥的影响力，以及它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和控制中的角色定位，是一个城市可堪称“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核心要素，而城市的土地面积、规模、文化等其他因素产生的影响则相对微弱。

对世界城市的增长来说，大规模的制造业并不是发展重心所在，驱动其发展的核心在于少数、关键部门的拓展。企业总部、国际金融、交通运输、通信技术，以及高水平的商业服务（如广告、会计、保险和法律服务等）是世界城市极力推进的领域。由此可见，苹果、三星、福特、宝马、西门子这些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投资方，对世界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伦敦是全球城市的一个典型案例。近250年以来，伦敦始终是全球重要的金融和法律中心。时至今日，伦敦是唯一与纽约并肩的、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其次是东京和香港。它汇集了世界各大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广告公司、市场研究等金融机构和商业服务机构。此外，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金属交易所、保险中心和并购中心。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今天全球城市的影响和吸引力已不再局限在经济层面。它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凭借先进、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和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成为世界主要的文化中心。上海、香港、洛杉矶、伦敦等全球城市，其丰富多样的文化特色，不仅增添了城市的韵味，也吸引了众多国际化人才落户和国际旅游业繁荣。

全球城市的生活质量也愈来愈引起人们重视。城市休闲娱乐的可及性、通勤交通的可达性、日常生活的便捷性，都日渐成为打造全球城市的重要标准。从这个标准衡量，北京近年来的空气污染问题，不仅困扰着市民健康，更成为阻碍跨国企业进驻北京的门槛。另一方面，发达快捷的公共交通也很重要，纽约、巴黎、香港、新加坡等地拥有的高密度地铁网，支撑着这些全球城市的高速运转。

弗里德曼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都在被全球资本驱动，作为生产和市场的空间组织和衔接的基础节点，形成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由此被形塑成一个空间等级体系，伦敦和纽约位居金字塔顶端，东京和巴黎紧随其后。在1982年的文章中，他将全球城市大致分为主要城市和次级城市两类，由于彼时中国和苏联在全球经济中的效应尚未释放，那时中国大陆和苏联还不见全球城市，而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却作为北美和欧洲重要的石油生产地和贸易口岸，而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的次级节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2010年全球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中，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城市迅速崛起。

全球城市与国家的角色

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需要更多的集中控制与协调，或者说，全球化会使权力下放，产生“无国界的世界”。这颠覆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传统观念。“空间分散和全球一体化”为全球主要城市创造了新的战略角色。除了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这些城市还是世界经济组织的指挥“大本营”、金融和专业化服务企业的“根据地”。同时，萨森指出，随着全球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商业和金融服务不断上升，这对职业和收入分配产生了新影响。顶层专家和管理者数量不断增加，制造业熟练工人减少，最终导致低端技术工人为全球富人服务。

在全球城市与国家的关系上，萨森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关键性的紧张关系：“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城市的增长模式与国家增长模式之间出现了系统性的断层，这些城市形成了一个系统，而不仅仅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对这一观点，学界存在一些批判。比如，英国社会学家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就评论道，萨森过分强调全球化和金融的力量，弱化了国家、政治和政府的作用，然而塑造全球城市的因素纷繁复杂，并不局限于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这一层面。

事实上，2007至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就印证了上述批评。在危机中，纽约等所谓“世界城市”的金融机构受到重创，为避免建基其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彻底衰败，人们广泛认为，国家有必要介入这个系统，国家和政府再度被“委以重任”。这也说明，全球城市的繁荣发展与风险防控，事实上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兜底”和支持。

全球城市的学术概念，究竟是如何走出学术界，上升为城市的政策议程的？近年来，包括成都在内的很多中国大城市，都在为跻身全球城市之列而积极努力。这些城市的决策者，多基于一定政治考量，认为全球城市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声望和地位，可增强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

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城市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城市的发展高度依赖金融支持，一旦金融危机爆发，这些城市也将遭受重创；并且，城市地位的上升也会带来房价和生活成本飙升，穷人被排斥在城市边缘，造成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隐患。

在学界，对“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的批判性反思，也在其他维度取得了长足进展。比如，珍妮弗·罗宾逊（Jennifer Robinson）倡导，我们需要转换视角，不应再仅关注少数所谓“世界城市”，而要把视线拓宽，关切和讨论那些地图上没有呈现（off the map）的“寻常城市”（ordinary cities），通过新的视角重新理解城市经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重维度，并真正把握这个城市的世界（a world of cities）中影响大多数人口的空间和社会过程。

全球城市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新的国际劳动分工重塑了全球城市等级体系。与之而来的是，全球城市内部的职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经历了剧烈变化，其社会阶层结构是向上集中、向下移动，还是处于分裂状态中？

19世纪西方城市的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为金字塔形，少数的地主、工厂主、专业人士和统治精英位居顶层，中产阶级数量较少，而大量低技能工人处于社会底层。在建成环境上，西方城市的住房也十分拥挤，卫生堪忧。

斯特德曼·琼斯（Steadman Jones）在《被遗弃的伦敦》（Outcast London）中对此做了精确再现。底层工人阶级就像 “流动人口”一样四处漂泊。过去100年中，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穷苦的低技能工人群体规模大幅缩减，虽然城市内部仍然生活着贫困人口，但较19世纪明显减少。

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代到来，产业工人群体迅速崛起。与此前的工人阶级不同，他们拥有较高的工资和体面的生活。以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福特为例，在19世纪20年代，福特支付给工人的日薪为5美金，远高于当时平均工资水平。福特主义衍生出以高技能工人群体为主的产业中产阶级，西方城市的社会结构由“金字塔”转变成“洋葱状”，中产阶级成为城市社会的中坚力量。

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工业化”经济触发了西方城市社会结构的又一转型。这期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开始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转移，服务业成为支柱产业，就业结构开始向商业金融、酒店服务和餐饮等服务行业倾斜。在弗里德曼和萨森看来，全球城市经济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中，由此形成新的就业和收入结构，进而导致新的阶级联盟出现，以及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即顶部和底部增长而中部收缩。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三种解释

对于上世纪70年代后的全球城市社会阶层变化，主流学界存在三种解释，分别是“无产阶级化” (Proletarianisation)、“专业化”（Professionalisation）和“极化论”（Polarisation）。

“无产阶级化”论（Proletarianisation）认为，随着低技能服务就业者数量不断增长，全球城市的阶级结构变得向下倾斜，可以用“无产阶级化”来形容。在该观点看来，“无产阶级化”引发了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中产阶级为寻求安全感和社会期望，纷纷逃离市中心，搬到城市郊区，城市的剥夺和贫困日益加剧。

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会经历“无产阶级化”过程，因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劳动生产过程最终会转向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进而导致工人阶级的去技能化和贫困化。中产阶级群体收缩，形成产业工人的“无产阶级化”。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亨利·布雷弗曼（Henry Braverman，1984）从白领阶层角度阐释了“无产阶级化”观点，他认为，虽然白领就业岗位上升，但工作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导致岗位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下降，进而出现“白领”的无产阶级化。从这一角度看，“无产阶级化”观点适用于解释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变迁，并不局限于城市层面。

第二种观点是“专业化论”（Professionalisation）。这一流派认为，伦敦等全球城市的阶级结构表现为，专业型、管理型和技术型从业人员的增长，以及体力劳动者的减少。“专业化”观点对城市人口的技能提高、购买力提升和教育程度增强等方面有益，但同时他们不否认，“专业化”趋势造成了房地产市场波动、城市“居民政策门槛”提高等问题。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3）立足于资本主义处在向“后工业时代”转变的社会背景，提出以下论断：随着制造业地位下降和信息产业势头猛烈，一批拥有技术和专业技能的新兴中产阶级正在成长，从而促成了城市整体阶级结构的“专业化”。

围绕“无产阶级化”与“专业化”两种观点，学界产生了激烈争鸣：埃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 Andersen，1993）批判了布雷弗曼“无产阶级化”的观点，认为任何时代的发展趋势都会有利于高等级职业，后工业时代的职业等级体系偏向集中于顶部和中间，而不是底层的位置。但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反对这一“专业化”论点，他们认为，一方面统治阶级加紧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低技能的无产阶级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基本生活，不能对这样的现实视而不见。

结合上述两种观点，弗里德曼和萨森提出了“极化论”（Polarisation）的主张。他们将全球城市的社会结构放在全球劳动分工重塑的背景中考量，揭示了阶层结构极化趋势的存在，即顶层和底层人口的规模都在扩大，而中间部分收缩。与之类似，马尔库塞（Marcuse 1989）将此前的城市社会结构比喻为“鸡蛋”，即中间分布广，两端分布少，但当“极化现象”发生时，中间部分受到挤压、两端逐渐膨胀，形成了沙漏状。

弗里德曼和萨森对此做出了进一步解释。他们认为，经济基础变化直接导致了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

首先，随着金融和商业服务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就业岗位需求供给格局以及收入和职业分布，呈现出两级分化迹象，跨国精英成为世界城市中的统治阶级，主要增长部门的工作安排和职业结构随之变化。为迎合精英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工作需求，大量的低技能服务业通过低薪工作需求的扩大而施加影响。

其次，随着制造业降级，工会力量较以往相对薄弱，工资水平下降，而血汗工厂和工厂工作量却仍在增长。全球城市内职业和收入分配的变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隔离。

对于弗里德曼和萨森的论述，学界质疑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现实。苏珊·范因斯坦等人（Susan Fainstein, etc. 1992）指出，“虽然极化城市的概念很具吸引力，有助于理解各种复杂过程，但‘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变迁’等论断是零散和模糊的，因此这一概念缺乏不言自明的证据，只能作为经验假设而存在”。埃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 Andersen 1993）则更进一步宣称，几乎所有研究都拒绝“无产阶级化”的论点，而赞同技能提升和专业化的论点。

案例观察：伦敦等城市的“专业化”趋势

1961至1991年大伦敦区人口普查显示，伦敦的社会职业阶层结构经历了持续向上的转移：技术型、管理型和专业型的从业人员（男性和女性）数量和地位上升，初级、中级非体力劳动者群体规模稳中有降，体力劳动者的数量持续下降。从1981至1991年大伦敦区域从事经济活动的男性职业结构看，专业人员、管理人员绝对人数上升，初级、中级非体力劳动者比重上升，而熟练、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群体的数量大幅下降。因此，没有数据完全证实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却恰恰表现出专业化迹象。

伦敦并非唯一一个经历职业阶层结构变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巴黎、纽约、旧金山、新加坡等地同样经历了这种变迁。布林特（Brint 1991）在其著作中描述道，“在20世纪初期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占比仅为5%以下，而现在却占据了就业市场的30%。”他将这个群体定义为后工业城市的“新统治阶级”。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化”和“极化论”的拥趸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伦敦从以工业主导转变为服务业主导，必然伴随“去工业化”的过程，低技能劳动力规模收缩正是这一过程的表现。

后记

在讲座的最后，克里斯·哈姆内特（Chris Hamnett）教授根据前述讨论，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四十年来，伦敦已成长为一个更加“中产阶级化”的城市，其中产阶级规模远超19世纪末期。现在的北京和上海又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根据他的观察，这些城市政府都希望打造为更加国际化的“世界城市”，不断推动职业结构和社会流动方向上移，并为此出台一系列限制政策。这样的做法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和空间后果？是否会引导本地的阶层结构呈现与伦敦等地同样的变迁趋势，还是会出现其他发展轨迹？这些都值得持续观察和思考。

（作者魏航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博士生。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助理教授赵益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授秦波进行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