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高音弗洛雷兹对话女高音和慧，他们都聊了些什么
胡安·迭戈·弗洛雷兹与乔纳斯·考夫曼、罗兰多·维拉宗并称“新世界三大男高音”，也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和慧是唯一一位同时受邀世界六大顶级歌剧院的中国女高音，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给世界歌剧最大的礼物”。
12月8日开始，两位重量级歌唱家会陆续登台上海大剧院，弗洛雷兹将带来独唱音乐会“安第斯山的浪漫吟唱”，和慧则将开唱普契尼歌剧《图兰朵》。
弗洛雷兹从业25年从未来过亚洲，今年是首次踏足。和慧的歌剧之路走了21年，今年才真正开始唱中国公主图兰朵。两人都将别具纪念意义的演出献给了上海大剧院，演出均早早售罄门票，并开售了加座。
12月7日在上海大剧院，两位歌唱家同台对话，分享了舞台上的那些有趣事儿。
问：弗洛雷兹的古典音乐生涯开始得比较晚，是否对你的成就有影响？
弗洛雷兹：我一开始没有想过成为男高音，之后我逐渐接触到抒情男高音的演唱，发现自己其实非常喜欢这种声音的表达，可以说是音乐征服了我，促使我做出职业生涯的转变。
有许多音乐家并不是一开始就从歌剧发展事业，比如我，我的父母并没有对歌剧有过多关注。我认为进入歌剧行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也是漫长的学习过程，有非常艰难的部分，90%的动力在于个人对音乐的追求，10%需要好老师的引导。
问：弗洛雷兹从业20多年没来过亚洲演出，为什么选择在今年来到这里？
弗洛雷兹：一场音乐会要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是否有收到邀请，时间是不是合理，往往要提前一年或者半年进行规划。
在首尔、台北、香港等城市，以往的观众更关注音乐学业方面，演奏会非常受欢迎，而对演唱本身没有特别关注。现在我来亚洲巡回演出，也希望带来一些新东西。我在深圳看到的观众都非常年轻，他们聆听音乐会的时候充满激情，好像在听摇滚演唱会，这是很有希望的。歌剧在中国年轻观众里的市场非常广阔，他们很有热情。在欧洲，歌剧观众的年龄更偏大一些。
问：我们都听说歌唱家的生活需要非常自律，你们的生活是这样吗？
和慧：对我来说，歌唱家的生活确实有很多清规戒律。比如演出前一天我会不见任何人，就在酒店休息，不吃刺激性食品，不说话。演出后的第二天，我也要休息好嗓子。但平时我不像一些同事那样，不是特别注意一些小地方，因为我觉得越小心越容易感冒（笑）。
弗洛雷兹：我也有一些生活上的习惯和讲究，比如从秘鲁来到中国，会注意休息，还会根据酒店空气的湿度用加湿器或者除湿，把室内的环境调整到比较合适的程度。我每天吃的食物比较规律，不吃特别刺激性的东西，还会吃藜麦来保护嗓子。
问：世界顶尖歌唱家的日程都很满，能不能具体告诉我们你们有多忙？
和慧：歌剧演员确实要一直旅行，我在一个城市一般待一个月已经是相对比较长的了，前段时间我在纽约待了两个半月已经是最长的了，短的甚至两个星期、十几天，一直处在长期旅行的状态。最饱和的时候我一年有56场歌剧演出，这两年我想要稍微慢一点，现在一年演出40-50场左右。
弗洛雷兹：合理的日程安排非常重要，因为除了演出之外，我们还要照顾自己的家庭。除了一年1-2部新的歌剧的出品，我有时候还需要回到秘鲁——目前我住在维也纳，有时候还需要完成录音，而我在秘鲁有一个重要的基金会，是关于儿童的音乐发展，大约有9000个儿童参与，因此我要时不时回到家乡。
我不希望把行程做得过于紧凑，比如现在就规划2023-2024年的日程，我会觉得有些压力。我不希望太过忙碌，会尽量让自己有比较平静的心态来演出。我想演唱不只是一项工作，也是一种爱好，重要的是我能够享受这个过程。
和慧：我是由经纪人根据演出剧院的时段安排，再加上歌剧需要时间准备，需要和声乐指导上课，要准备好才开始进入排练。
问：介绍一下你们各自声音的类型和最擅长的角色？
弗洛雷兹：我是抒情轻型男高音，现在比较倾向于抒情的曲目，以及法国的浪漫主义歌剧，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霍夫曼的故事》《浮士德》，也有《茶花女》《弄臣》《艺术家的生涯》等。
与此同时，我也没有放弃声乐的练习，这也是让我走到今天的基础。非常幸运，我现在依然可以继续唱美声（意大利歌剧的唱法），现在虽然不总是唱罗西尼的歌剧，还会时不时回去演出这些作品。
和慧：我是抒情戏剧女高音，声音类型偏重。1998年上海大剧院落成的第一部歌剧《阿依达》，我当时才二十几岁，第一次唱歌剧就是阿依达这样一个非常隆重的角色。第二部歌剧是《乡村骑士》，到欧洲后第三个角色是在意大利演《托斯卡》。
国外歌剧院对我的声音类型的定位，大概是在普契尼、威尔第和真实主义歌剧范畴之间。近几年我唱了很多威尔第、普契尼的歌剧，还有一些真实主义歌剧的曲目，像今年首演了《Adriana Lecouvreur》；还有一些之前唱过的重型的，对戏剧性要求重的角色。今年我也在尝试，比如《图兰朵》之后唱了《波西米亚人》的咪咪，明年会在比利时首演威尔第早期的《阿尔齐娜》，这也是对技巧要求很高的歌剧，我还在准备贝里尼的《诺尔玛》。
另外我还演出过理查·施特劳斯唯一一部德语歌剧《阿里阿德涅在拿索斯岛》，今后我还希望尝试瓦格纳的歌剧，像《唐豪瑟》《飞翔的荷兰人》这些稍微轻一点，戏剧性没有那么强的作品。
弗洛雷兹：所有角色都非常有趣，不管是偏喜剧的或者是戏剧性的。不久之前我在伦敦演《维特》（根据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而来），维特这个角色一开始非常浪漫，之后变得比较深沉阴暗，最终自杀。我非常喜爱探索这个角色，甚至有对于死亡的深入思考，我对扮演的过程非常享受。虽然最后角色死了，但之后还是可以站起来接受观众掌声（笑）。
和慧：《阿依达》《托斯卡》《蝴蝶夫人》是我演的最多的歌剧，也可以算作我标志性的角色，或许今后《图兰朵》也会变成我的标志性歌剧和角色。
问：你们的职业生涯中是否有一个偶像或者感召性的人物？
弗洛雷兹：音乐追寻的道路上一定有很多引领性的角色。秘鲁的一位老师给过我很多帮助，开始学歌剧后，一位男高音老师对我影响也很大，他会教我如何扮演角色、如何长时间保持声音的状态，我现在已经有25年的职业生涯，今后还希望继续演出25年，因此需要很多建议来了解如何保持声音的质感。我想年轻歌手也需要这样的建议，包括如何保护自己的声音，如何挑选合适的角色，与此同时要在不同的演出中适时休息，让自己的声音能为音乐发光发热更长的时间。
和慧：我最喜欢的歌唱家是玛利亚·卡拉斯。在刚开始学唱歌，还不太懂唱词不懂意大利语的情况下，我完全被她的声音感染，这就是艺术家的魅力，她的演唱会带给人灵魂的震撼。声音技术上我还喜欢蒙特塞拉特·卡芭叶。声乐学习过程中如果有疑惑，我会听这两位的录音，可以获得很多启发。我也有声乐教练，在意大利有常年合作的艺术指导，他们对我音乐上、艺术上的把握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问：你们在哪个时刻觉得自己终于“做到了”，成就了一些事情？
弗洛雷兹：1996年发生了两件事，其中一件是在罗西尼歌剧节。一开始我扮演一个小角色，当时的男高音主演生病了，我接替他完成了表演。这是我音乐事业最重要的起步，之后我被许多剧院注意到，很快进入斯卡拉剧院演出。我还记得那一天是12月7日，当时我只有23岁，我的音乐生涯从此开启。
和慧：我在很多重要的舞台都完成了演出，但事实上我自己非常满意的演出，觉得自己真正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状态的演出不是特别多。我在努力继续自己的歌唱生涯，每个舞台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虽然我的确一直在路上，但我觉得真正让自己满意是很难的。
问：你们希望在舞台上和怎样的对手合作？
弗洛雷兹：（与和慧）合作音乐会完全没有问题。对观众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从演出中感受到情感。歌剧演员演出时能够非常好地传递情绪，这是最为重要、最为特别的感受。演员表达完成后，观众应当能够立刻感受到这种情绪的传递。
和慧：我合作过很多男演员，每一次合作都能得到不一样的刺激。有些歌唱家会特别注重声音，有些歌唱家表演上会有独特的激情，事实上每一次和不同的男高音合作我在心里都特别享受，因为每个艺术家带来的艺术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像《爱情的二重唱》和一些戏剧化的场景，不一样的歌唱家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刺激，我也会接收到这样的信号，给出不同的反馈。今年夏天我在维罗纳唱《托斯卡》，和两位男高音搭档，后来回看录像，我发现自己两场的表演也是不一样的。
问：你们在歌剧舞台上遇到过的最大事故？
弗洛雷兹：我遇到过很多很多，最有趣的一次是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我应该从一个门上舞台，门上有个挂钩，我当时演一个假装教士的角色，戏服很长，我走出去时用力扯了一下，戏服完全挂在挂钩上，露出了我下面穿着的T恤短裤（笑）。我就这样唱完了，完了后和指挥两个人当场开始笑，停不下来，观众也是哄堂大笑。这次经验非常难忘。
和慧：我记得有一次在慕尼黑演《托斯卡》，托斯卡最后有一个跳下去的动作，一般剧院跳下去会有床接着，慕尼黑这个剧院是两张床拼在一起，中间有一个圈。我跳下去后高跟鞋卡在了床之间的缝隙，立刻崴了脚。当时特别疼，后面还有两场演出，我都是崴着脚演的。我记得卡芭叶有一次也是演托斯卡，因为床弹力太大被弹起来了（笑）。
问：你们对更年轻的歌唱家有什么看法？
弗洛雷兹：我平时也会开大师班，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唱得很不错。从大师班的经验来看，我觉得声乐其实没有技巧，因人而异——有人需要把声音打开，有人不需要；有人需要用头声，有人不需要；有人要呼吸得更重，有人要呼吸得更轻……作为老师，最重要的是因材施教。每个学生适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天分所在，老师是帮助各人寻找自我的助手。
和慧：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在学习歌剧。我最早在欧洲演出的时候，很少碰到来自中国的声乐学生或者观众，现在各国的音乐学院都有中国学生。东方人学美声要跨越许多障碍，比如语言、文化，以及对西方人文、艺术、思维习惯的了解。歌剧是世界艺术的瑰宝，是给全人类的，不管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够触及一些深入的内容。
技术、艺术、悟性、天赋缺一不可。中国不缺漂亮的嗓音 我们需要学习的是音乐文化的内涵。中国的声乐发展到现在，能够拿到（欧洲歌剧院）合同的学生是不多的，我能够走到今天，相信有更多的年轻人也会走上这条道路。我相信未来有很多的亚洲歌唱家，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能够在歌剧院拿到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