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祐子：日本的基督教会是如何协助发动战争的
10月29日，明治学院大学渡边祐子（Watanabe Yuko）教授应邀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作了题为“战争中的日本基督教”的讲座，本次讲座主要分两个部分来讲述日本基督教与战争之间的关系。首先概述日本基督教会是如何协助战争的，之后思考战后日本基督教会是怎样面对他们的战争责任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看法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日本独有的现象。他们既是教徒，又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在关注基督教知识分子对战争这种看法的时候，首先要关注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于1901年成立，当时很多基督徒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者，都参与了这个政党的设立。在成立之初他们发布“不管人种之差别，政治之异同，人类都是同胞”以及“要为万国带来和平，当务之急是全废军备”的宣言。
这个政党在创办了两天之后即被命令解散。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是幸德秋水、片山潜、木下尚江等人，除了幸德秋水都是基督徒。幸德秋水在社会民主党成立十年以后被处以极刑。当时他们这些人所倡导思想的特征之一就是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除此之外他们还倡导反对歧视，反对差别化，反而对基督教倡导赎罪意识、自我否定式的信仰较为稀薄，对人自信乐观。在成立之初，其中很多成员都是基督教徒，但是之后他们就渐渐脱离了基督教。
社会主义政党被命令解散之后，日本进入了大正民主主义时代。大正民主时代主要是指1905年到1925年，1925年其实并不是那么精准的一个年份，只是日本教科书上的大致说法。在大正民主时代立宪主义等思潮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当时要求有选举权、设议会、摸索一些政党政治，实际上倡导的是一种以国民为主体的立宪主义，但这种立宪主义更多的是对内要求民主，对外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声明是帝国主义，但实施的其实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行径。
支撑着整个时代思潮的主要知识分子中有不少是基督徒，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吉野作造。
吉野作造于1878年生于宫城县，1899年在仙台的第二高等学校（即现在日本东北大学的前身）就读，就读期间受洗成为基督教徒，1900年他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部，1905年毕业之后远赴天津，担任过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之后他回到日本。1916年，他发表了题为《论说宪政之本意及其贯彻之途径》的论文，从而一跃成为了大正民主的旗手。吉野作造生前写过很多文章，代表作之一是1919年在《新人》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骚扰事件》，这篇文章是关于中国五四运动的。另一篇代表作是1920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关于朝鲜的暴动》，写作于朝鲜三一运动之后，当时整个朝鲜处于日本的殖民之下，三一运动是反对日本殖民的抗议活动。如果只看标题的话，因为有“骚扰”“暴动”这些类似的字眼，可能我们认为吉野作造对于这些运动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但与事实恰巧相反，当时的吉野作造对中国人民青年也好，对朝鲜开展独立运动的人们也好，都有着强烈的共鸣，他其实和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是有着极大差异的。
我们主要把大正民主主义界定在1905年到1925年之间，之所以界定在1925年是由于这一年制定了普通选举法，这当然也是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民本主义。但同时日本政府也出台了主要用来取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治安维持法。如果把普通选举法看成是一颗糖的话，治安维持法就是一根鞭子，当时日本政府就用双重手段来治理日本社会。治安维持法之后经过三四次修订，取缔的范围也是愈加扩大，不仅涵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等也都成了取缔的对象。治安维持法推出的时候吉野作造等人其实是持一个赞成的立场，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成为被取缔的一个对象。吉野作造于1933年3月18日去世，在这之前的两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当时吉野作造对于日本的膨胀主义，或者说侵略举动，其实是持一个批判的态度，但因为他身体愈加衰弱，所以并没有发出很多反抗的声音。有关吉野作造政治思想和基督教信仰，主讲人引用了一段从吉野作造传记里的一些文章中抽取出来的文字：“基督教坚定地站在所有人都是神的子民的信念上，不管是乞丐也好，还是奴隶也好，只要是人，就不会在其间作本质上的差别。”“细节上的不同意见终究有调节之道。可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和解的终结性的差异是在于将人类看作相互关爱、相互援助的动物，还是看作相互背离、相互争斗的一点上。……省察这种确信是由什么构成的，答案就是宗教性信念。至少对自己来说宗教性信念是明示生活方法的根本性东西。”从这些文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是抱着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
吉野作造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是有一个改变的，在1915年以前，他对“二十一条”加以肯定，认为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契合时机的处置”。但在1916年，他周游了朝鲜和“伪满洲国”，也在日本国内结识了一些中国留学生，经过他们的一些交往和五四运动、朝鲜三一独立运动，认知开始慢慢发生变化。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骚扰事件他在文章中如此评价：“他们所叫嚷的排日，是排除他们视为敌人的控制和笼络中国官僚的官僚和军阀（体制的）日本，他们并没有怀疑对他们的思想表示共鸣的日本国民的公正性。”他其实也是更多的在倡导日本政府去纠正他们的做法和立场，他在文章中也提到：“官僚和军阀之间的亲善都是骗人的。真正的国民之间的亲善，是从今天起我们与邻国开明的诸君应一起解决的课题。”他的这种想法和当时的其他知识分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早期他对于中国的这种认识还是在日本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但是随着日本政府全面侵犯中国以后，他的这种主张开始被轻视甚至被无视，以吉野作造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国内的知识分子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很多主张都已越来越不具影响力。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日本基督教
第二部分我们主要来跟大家讲有关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基督教界当时受到了哪些压迫，在战争中做了什么，担负了怎么样的罪责。那么战时到底指什么呢？一般来说，日本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一直到1945年战败当中的一段时间称为战时。治安维持法经过数次的修订之后，对基督教也开始具有约束的效力。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整个日本就进入国家总动员的体制当中。1939年宗教团体法颁布，整个宗教团体都被置于日本政府高压管理之下，不再能够自由的发言。1941年，在军方的压力之下，日本国内所有基督教的教会教派全部被迫统和成立了一个叫做日本基督教团的组织。
那么战时日本国内的基督教徒主要是受到了政府怎样的高压或责难呢？
基督教的“受难”首先来自于政府对非主流派的一些基督教人士的镇压。为什么指的是非主流派呢？因为当时日本主流派基督教人士都已经被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了，多顺应政府。非主流派的基督教人士更多的是抱着一种福音主义的思想，关于选择基督还是选择天皇这个问题上，他们更多的是会选择基督，在战败之后天皇是否应该受到审判的问题上，他们也认为天皇也是人，也应该受到惩罚。但是这些人并不是完全否认日本当时侵略行为，他们也不是完全地去否定天皇。只是他们深受基督教的教义影响，更多的是信仰基督教。正因如此，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受到了严酷的镇压。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当时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矢內原忠雄。
矢內原忠雄吸取了内村鉴三的无教会主义思想，他在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后的一次演讲当中说了以下的一段话：“为了给日本的理想放一条生路，请先埋葬这个国家。”他的这段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会议上引发了其同事的批判。虽然他是非常优秀的经济学研究者，但之后也还是被东京帝国大学开除。
在日本战败以后，因为他优秀的研究业绩，东京帝国大学又把他请回了大学，还让他出任了当时经济学部的学部长，也就是经济学院的院长一职。像这种批判战争的基督徒其实在当时是非常少的，包括非主流派别在内，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基督徒都是支持国家的战争行为，甚至有些是积极主动地倒向战争。因此在战争期间基督徒如果一味地强调当时是整个基督教受难的过程的话，也是非常奇怪的。当时可能更多的应该是去思考如何支持战争，或者说担负怎样战争的罪责。
那当时基督教所应该担负的罪责到底有哪些？其实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日本国内的这些基督徒大多倡导一种和平主义，甚至说是中日友好等等。但当时所倡导的那种和平主义都是非常表面化的，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担忧时局的日本基督教人士曾经访问中国，但是这只是一种担忧，并不是认识到这是一种侵略行为，对此加以批判、反抗。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基督教人士又以担心中日友好是否能继续下去这样的理由想继续来中国访问，但是被中国的教会所拒绝。之后日本整个国家进入总动员的体制，基督教徒不但不能反对战争，甚至连这样的战争是否可行这样的话都不能说，但其实日本基督教的许多人士在真正的意识形态上还是普遍存在着对亚洲的优越感。
1923年日本成立超教派联合的基督教联盟，1937年日本的基督教联盟发表了一个所谓“尽忠报国声明”。在这之后，基督教联盟就在相关的一些报刊、杂志上频繁使用对“国体”忠诚，“报国”等的口号。有关宗教报国有以下两个代表性案例。
第一个是强制要求当时朝鲜的教会参拜靖国神社。1938年10月属于整个日本基督教会最高地位的大会议长富田满访问平壤的教会，向朝鲜的基督教人士主张：“参拜神社并非宗教行为，请作为国民仪式来实施。”大意是你们作为日本国民（当时朝鲜被日本所殖民）必须要来做的一件事情。针对富田满的要求，当时大多数朝鲜教会顺从此要求，但是也有一小部分朝鲜教会强烈反抗这一要求。肇始于富田满的这个强制要求，直到今天，朝鲜的教会还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当时富田满“参拜神社并非宗教行为”的主张，被称为“神社非宗教论”，他认为神社是国民祭祀而非宗教。当然宗教学本身是基于基督教发展而来，他所强调的这种想法其实是超越了宗教性的一个概念。在当时日本宗教政策中所建构的宗教架构，置于最顶点的就是国家神道，其中以靖国神社为代表，之下有基督教、佛教还有一些其他的教派，比如说天理教、大本教等等，都是三教合一，置于国家神道之下。
当时日本的宗教政策并非完全禁止民众信教，“国家神道”这个词其实也是在战后被学者提出来的，当时将其称为“国体”或者“皇道”。当时富田满要求朝鲜的民众、基督教徒要去参拜靖国神社，这个要求并不是仅仅限于朝鲜，在当时日本所殖民的台湾、“满洲国”、日本在所占领的这些地方，都广泛的建立了神社，均要求民众去参拜神社。这个范围还拓展至当时日本的海外移民，海外移民也在异国他乡建了神社，但是这些神社基本上是移民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建。在这之后，日本政府就接收了这些神社，然后用这些神社推进皇民化政策。也有一些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为了推行皇民化政策而建立的神社。
当时日本在“满洲国”就建立了243处神社，“关东州”有12处，旧中华民国有51处，在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曾建有上海神社。日本在海外建的这些神社，随着日本的战败，很多都被毁掉了，还有一些被废弃任由荒草丛生。国家神道在日本被美国占领时期颁布了一个“神道指令”，因这个神道指令，国家神道被彻底废除了，曾经位极一时的靖国神社作为“宗教法人”，也就被置于和其他宗教团体相同的地位。
宗教报国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日本基督教团致大东亚共荣圈之基督教徒书”一事。所谓的“日本基督教团致大东亚共荣圈之基督教徒书”其实主要用于1943年日本基督教团向日本信徒悬赏征集论文之用，悬赏论文如果被甄选为最好的也就是第一等论文的话，还会被送往各殖民地和占领地区。这是以信件的形式写成的，其中的内容也是与基督教教义大相径庭，信件中的内容如下：“虽然日本对敌性国家群的不正义采取诸般和平的手段，却还是不容于诸国的傲慢，所以日本出于自存自卫的必要举干戈而起……。”其中还有“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所统治”等等。对于基督教在战争期间所做的这种宗教报国的行为，包括强制要求各殖民地的民众特别是基督教徒去参拜神社等等，那么到了战后他们又如何看待呢？
战后基督教界对战争责任的认识
德国基督教会在二战结束大概两年之后就发出两份战争告白，但是相较于德国的基督教，日本的教会真正认识到自己在战争期间支持日本政府侵略亚洲的罪责其实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日本基督教在战后首次发表战争责任告白是在1967年，以《日本基督教派的战争责任告白》为题发表了一份战争责任告白书:“我们曾在教团的名义下，向内外发表了承认和支持那场战争，为胜利勉励（信徒）祈祷的声明。我们在此以深切的痛心忏悔这个罪，祈求主的原谅的同时，向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那里的教会和兄弟姐妹，以及我国同胞，衷心地祈求原谅。”关于这个战争责任告白，当时日本基督教内有不少人都是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当时是处于战争的一种情况之下，很多事情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战争责任告白”。对于这种进行战争责任告白的行为是值得进行肯定的，但是纵观整个战争责任告白书的内容可以发现其用词暧昧、内容空泛。他们没有明确意识到侵略亚洲的这种行为中教会所应该担当的责任，也没有触及强制要求参拜神社一事。但是之后随着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的出台，日本基督教界认为更应该负起这种侵略责任。
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主要是要把靖国神社定为国家的慰灵设施的法案。靖国神社供奉了许多参与侵略战争的日本将领、兵士的牌位，当时日本国内很多人把这些日本的军官将领称为“英灵”一词。这个法案可以说是从国家的角度支持把由于参与侵略战争而死的日本将领士兵的“英灵”进行供奉。对这样的一种行为，日本的基督教界、佛教界都是持强烈反对的立场。这其中主要是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供奉于靖国神社的牌位，都是协助日本侵略战争的日本将领、士兵，如果出台这一法案的话，其实是完全否定了日本士兵加害的责任，从侧面美化了侵略战争。从1969年到1974年期间，当时日本国会数次对这个法案进行审议，但最终因为来自宗教界的强烈反抗，到1974年的时候不了了之，成为了一个废案。也是因为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考虑到现今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应该不会再提上日程。
经由这一场靖国神社的风波之后，日本的整个基督教界应该是对于自己的战争责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例也加深他们这样的认知。其中之一源于1985年西德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战败四十周年庆典上的演讲。四十周年这个概念在基督教徒的心中有着别样重要的意义，在《旧约》中曾经提到犹太人摆脱埃及奴役后在旷野流离了四十年，魏茨泽克在演讲中就提到了刚才所说的《旧约》当中四十年的概念，也把战后四十年的概念两相重合，对战争责任告白进行了一个演讲。魏茨泽克演讲中的两句话在日本受到追捧，其中一句是:“对过去闭目不看者，对现在也将会盲目。”另外一句是：“年轻一代，虽然没有战争的直接责任，但有将之记忆，刻在心里的责任。”有关魏茨泽克演讲中出现的“记忆”一词，后来日本历史学研究者对此召开了许多的历史研讨会进行一些探讨。
另外是来自于亚洲各国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亚洲各国的一些受害者都开始站起来对曾经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告发。面对这些变化，日本的国民也好，基督教界的一些人士也好，他们认为应该要去倾听这些情况。一个是外部舆论压力，还有是来自于日本国内政治情况的转变，自日本战后特别是1955年之后，整个日本是处于自民党单独执政的情况，到了大概九十年代以后，自民党的单独政权瓦解，整个政权变成了一种联合政权。内阁总理大臣村山富市本人是非常重视和中国、亚洲的友好邦交关系的。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发表了谈话，表示“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这就是村山谈话。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日本基督教界也真正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战争责任。当时有基督教会发表较为具体的战争责任告白书，针对当时要求朝鲜基督徒参拜靖国神社等一些事宜。还有从学校的角度，例如当时明治学院就以校长的名义发布关于明治学院战争责任的告白。
当时明治学院也是非常知名的一所基督教学校，培养了大批知名的基督教人士，这些人很多都成为日本基督教的责任人、领航者，但他们大多都是支持战争、协助战争的。在战后明治学院的校长认为明治学院有必要站出来，进行战争责任告白。这个战争责任告白主要是向上帝告白，进行道歉，另外是向亚洲各国进行告白、道歉。在战争责任告白发表之前就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当时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明治学院的毕业生，这些人认为战争告白责任书使曾经教授过他们的、受人尊敬的老师成了被批评的对象，这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们的批判很强烈。直到今天，还有一部分人是持批判态度。这份明治学院的战争责任告白书之所以能够得以颁布也是源于当时校内年轻老师的支持。1995年日本国会的决议也涉及到战争责任问题，但是非常暧昧、空泛。相较于国会决议，明治学院所发布的战争责任告白更有积极的意义。在明治学院发布之后，也有两所教会大学相继发布告白，分别是位于北海道的北星学园大学和位于九州的西南学院大学。
总而言之，诞生于日俄战争前后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虽然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渐衰微最终沉寂，但不失其在思想史的意义。基督教对于大正民主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基督教也和其他诸宗教一样，只有接受国家神道才能继续活动。在战争期间基督教也不得不倒向战争、支持战争，有些也不乏是主动的支持战争、协助战争。相较于德国的基督教界来说，日本的基督教界对于整个战争、战后的反省也好，或者说战争责任告白也好，其实是做的还不够的，但关于战后对于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督教界和基督教学校对日本社会所引起的影响是不能小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