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之父死了，利维坦还活着
编者按：1679年12月4日，英国哲学家、《利维坦》作者霍布斯逝世。霍布斯的国家和权力理论对后世的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将国家比喻成怪兽“利维坦”，在他看来，这头巨兽所拥有的无上权威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反过来，它则为人民提供保护。霍布斯的一生伴随着英国内战与革命，他的经历与思想回应了那个时代的主题——启蒙。
本文选自《启蒙：思想运动如何改变世界》，现标题为编辑自拟。
极少有像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那样好辩的启蒙思想家。从上帝对人类罪恶的责任到古希腊文明的精华，从拉丁语法到数学（其中便包括他在“化圆为方”上的尝试），他总是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引发争议。与许多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霍布斯博学多才，所涉领域甚为广泛。无论是被他激怒的敌人，还是崇拜他的追随者，都将他视为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霍布斯对人性的评价十分负面，这也是他总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天然地就会陷入充满暴力的混乱状态，只有依靠理性的力量才能实现自我救赎，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构建起文明社会。霍布斯将理性视为拯救人类于绝望状态的至宝，由此间接地颂扬了理性。
早年坎坷的人生经历促成了霍布斯好斗的个性以及对于什么是人、人何以生存等问题的悲观态度。他出生于1588年，正处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他在成长过程中不仅生活贫困，而且饱受父亲的压制。他的父亲是一名神职人员，文化程度很低而且常常与人发生争执，打人的频率比去教堂的频率还高。在因诽谤另一名神职人员而被逐出教会之后，他又因为在教堂大声喧哗而被指控。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之下，老霍布斯渐渐归于沉默。但幸运的是，霍布斯的叔叔是一个手套贩卖商，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霍布斯完成在牛津的学业。霍布斯进入牛津时年仅十四岁。
霍布斯
霍布斯性格内向、身体孱弱，却不得不与年长他两三岁的人竞争。通常情况下，老师均用拉丁语授课。对霍布斯来说，窗边的寒鸦都比课堂有趣多了。但到毕业时，他仍然凭借优异的表现被卡文迪许家族成员挑中。卡文迪许家族有钱有势，在查茨沃斯和哈德威克两地拥有很大的庄园。霍布斯被聘为威廉·卡文迪许——第一代德文郡伯爵继承人的家庭教师。虽然仅仅教了威廉两年，但他一生都与卡文迪许家族来往甚密，不仅曾任威廉的儿子及其他后嗣的家庭教师，而且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俨然扮演了该家族代言人的角色，不遗余力地宣传该家族的立场，几乎成了这个贵族家庭的一员。
亨利八世否认天主教皇的权威，创建了英国国教，卡文迪许家族正是君主制与英国国教的坚决拥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霍布斯始终支持卡文迪许家族的这一立场，但是他的出发点并不在于宗教信仰或者个人的利益得失。在他所生活的年代，旧权威存在的基础正在逐步瓦解。身处历史激流之中的霍布斯对权力的正当性进行了果敢的新阐释。在他看来，应该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对抗人性中的自私与暴力。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两千多年来的异教徒或基督教徒，他们均认为，“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但霍布斯不相信人天生就具有社会性。人是受欲望与激情支配的自私动物，有着“永无休止的权势欲，至死都得其一思其二”，“永远要确保达到自己未来欲望的道路”。人并不天然就具有社会性，相反，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满足私欲。自然状态完全是无序的，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充满暴力、危险与恐惧。在自然状态下，人远无法感到“满足”，只能变得“孤独、贫困、卑污、残忍且短寿”。
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绘并不基于宗教教条中的原罪说，也不是对上帝之城对立面的想象。同许多具有创新精神的启蒙思想家一样，霍布斯自诩为科学家。他的“自然哲学”是一系列科学思考的综合产物，包括物质与运动的基本原理、几何学、力学、物理学以及道德与公民哲学。霍布斯拒绝将神学视为一门科学，他嘲笑那些把自己对上帝的解读奉为权威的牧师，将他们斥为“力图以黑暗荒谬的教条熄灭人身上的天性和福音之光”以控制人类的“骗子联盟”。在霍布斯的学说中，“善”这一古典伦理及基督教伦理的最高目标与“其他一切为人们所推崇的普通事物”无异，都“涉及人、地点与时间”。
但是霍布斯在证明人总是倾向于追求短期成果的同时，也承认人谋划长远利益的能力。在启蒙运动时期，人类至高无上的品质不在于与上帝的相似，而在于理性思考的能力。在他看来，将人类与野兽区分开来的正是理性。有了理性，人才有能力控制并主导自己的激情与欲望。将公民社会与混乱的自然状态区分开来的，也是理性。出于恐惧，人们为自保而团结起来，订立社会契约。经过理性思考，他们自愿牺牲无序状态下的自由，换取由法律保障的自由。
《论公民》
霍布斯认为公民社会的出现具有某种必然性，是人们一致愿意服从管理的结果。但是，鉴于他对人性的悲观理解，政府又要如何实现其重要职能，“保护人民的安全”呢？正如他自己所言，“没有武力，信约便只是一纸空文，完全没有力量保卫人民”。法律如果得不到自觉遵守，就必须强制执行，或者像哲学家阿兰·瑞安总结的那样，“统治者用事实告诫我们，‘如果你服从我，我就不杀你’”。
霍布斯并不推崇民主政体。他认为普通人介入政治管理会招致斗争与分裂，人类社会甚至会倒退回混乱的自然状态之中。基于相似的原因，他反对将任何组织或团体置于统治者与公民之间，以保证后者对前者的忠诚。他怀疑所有人的忠心，不管是权贵、大学、行会还是乞丐，他都担心他们会挑战统治者的权威。
霍布斯提出，统治者应该享有对教会的绝对控制权，否则教会就会提出与主权对立的最高权力、与法律对立的神律以及与俗权对立的神权。在他的政治构想中，只有人民的一致行动和共同意愿、而非私人的见解与信仰，才能实现如政治学家帕特里夏·斯普林伯格所说的，统治者以“信徒统帅”的身份“宣称其统治范畴”。良心是自由的，也是私人的，但言论是公开的，应该被管控，霍布斯曾直言“人类的舌头是战争与暴动的号角”。
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实在太过悲惨，以至于人们不惜牺牲生命以外的一切也要摆脱那种状态。这种对人性的悲观解读明显带有几分中世纪的阴郁，不相信人类的进步——对人类进步的坚信是启蒙运动其他领军人物的驱动力和思想源泉——但在中世纪教会与经院哲学家那里，蒙受恩典、实现救赎至少是可能的，而对于霍布斯而言，将人置于同黑暗与无序的永恒斗争之中的，是人类自身的天性而非撒旦。尽管如此，他为公民社会所做的辩护，以及他对公民社会应当基于被统治者的统一意愿这一论点的坚持，对后继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包括斯宾诺莎、洛克、卢梭以及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革命人士，等等。
经卡文迪许家族介绍，霍布斯与弗朗西斯·培根相识。后者提出用经验主义科学代替中世纪抽象的经院哲学，为启蒙运动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强调理性的重要作用。培根生于1561年，与伊丽莎白一世及詹姆斯一世两人的朝臣来往甚密。1618年，在经历各种官职的历练之后，培根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身居上议院大法官一职。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霍布斯与培根的人生有了交集。根据传记作者约翰·奥布里的记载，霍布斯在那时成了培根的秘书。培根不仅是贵族、朝臣、政治家、博学家，还是一位具有革命意识的思想家，努力从现实的微处出发寻找真理。上千年来，科学家和哲学家奉行的都是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从结论即一个声称是“真理”的主张出发，搜罗其成立的依据。对此，培根曾将之比喻为“蜘蛛总是依据自己的想法结网”。科学和哲学已经陷入“因固守传统而导致的无知之中，依靠激烈的争辩或急流中的侥幸”，唯独不考察事实中“陈列出来的、论据充分的经验”。事实是理性的原材料，以事实为基础，科学家和哲学家才能不断接近普遍真理，“如同向上爬梯一般，通过不断的努力，从个别情况中摸索出原理，再对原理进一步归纳，层层递进、不断提炼”，最终认识到统治世界的根本法则，即培根眼中的知识的最高点。知识就是力量，“人类的力量潜藏于知识之中，这是国王用财富所不能购买、用武力所不能强求的”。
培根虽然身居高位，但他相当重视对实际情况的搜集工作。根据奥布里所记录的霍布斯的说法，培根甚至为掌握实际情况而丢了性命。1626年3月，当他乘着马车行走在雪地里时，心中突然萌发出一个疑问：“既然盐可以用来保存鲜肉，那么雪呢？”他立即叫停马车，走到附近一位妇人家里，买了一只母鸡，待到妇人将母鸡的内脏全部取出，培根把雪塞了进去。人们无从知晓实验最后的结果，也同样无法确定培根是否就是因此受寒而病倒。但整件事情至少有一点得到了霍布斯的证实——这位现代科学之父的确在做完这个实验两三天之后就去世了。
培根
受培根的影响，霍布斯从观察与实验出发得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其中便包括对暴力、违约以及死亡的深深恐惧。尽管早在亨利八世时期，英格兰圣公会就已经被确立为国教，但是宗教改革不仅没有因此结束，由此引发的冲突反而愈演愈烈。英格兰时刻面临着来自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的侵略威胁。1605年，英格兰的极端天主教信徒甚至差点就实现了他们炸死国王和炸毁议会的阴谋。与此同时，王权与民权的斗争日益激烈，教派意识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权力斗争。这一切深深撼动了霍布斯的世界观。1640年，议会决定评估“国王的特权”，霍布斯预感“一个混乱的时代即将到来”。由于担心自己支持王权的立场会招致反保皇党人的迫害，霍布斯逃到了法国，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十年间，英格兰爆发内战。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而霍布斯本人却迎来创作黄金期。1651年，他的巅峰之作《利维坦》出版。值得一提的是，一本由特殊牛皮纸制成的《利维坦》被送到同样在法国流亡的查理二世手里。
霍布斯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在《利维坦》一书中，他将教会描绘为“以滥用《圣经》的方式”诱导众生的“黑暗王国”。由此，霍布斯不但站在了英格兰圣公会的对立面，也成了有权有势的法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眼中钉，据说后者甚至试图逮捕他。1652年，霍布斯回到英格兰，传统保皇派已经迅速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清教英联邦达成和解。那时的克伦威尔已具备掌控政权的两大关键条件：首先，查理二世尚在法国流亡，克伦威尔完全有能力控制局面；其次，无论是被迫也好，出于恐惧也罢，民众支持克伦威尔，就连君主制主义者也服从他的领导。
《利维坦》
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霍布斯对于自己一贯立场的坚持并没有打动查理二世的朝臣与神职人员。尽管他已经顺利回归卡文迪许家族帐下，却仍然因为无神论立场而遭到神职人员的公开谴责，复辟后新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也拒绝授予他成员资格。皇家学会是启蒙运动在欧洲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为顶尖科学家提供交流实验成果、大胆假设的平台。但就在内战结束、查理二世复辟后不久，即便是同情霍布斯的皇家学会成员也变得处处小心。有一部分人敬重他的思想，但畏惧他的恶名，那些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追随者与宗教保守主义者则在根本上拒斥他的思想。但霍布斯的回击自然也不亚于他所受到的攻击。他嘲笑皇家学会热衷于费劲的实验，“把钱用在制造业的机械研发上”就是一种浪费，“他们取得的成就不过是霍布斯已经达到的高度”，随后他继续自大地用第三人称反诘：“你们为什么不遵循霍布斯所提出的原理呢？”
查理二世
即使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霍布斯也没有停止写作、争论与批判。他九十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差点引发新一轮内战。1678年，在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公开皈依天主教之后，有人断言这是“天主教的阴谋”，认为罗马教皇与法国国王密谋杀掉查理二世，立詹姆斯为国王。虽然这样的传言纯属无中生有，但是詹姆斯的反对者看准了这一时机，要求取消其王位继承权。此时，霍布斯的开门弟子小威廉·卡文迪许——威廉·卡文迪许的这位孙子同时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天主教斗士——前来请教他。小威廉想知道，如果“王位继承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声名狼藉，根本无力保护民众”，国王是否不得不“在臣民的要求下”剥夺其王位继承权。这一围绕王位继承权的争论将霍布斯重新拉入万劫不复的噩梦之中。在他生前最后一次有关政治的谈话中，他告诉小威廉，君权将随着查理二世的驾崩成为过去，“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公民社会将重新回到战争状态，人们彼此为敌”。这恰好呼应了三十年前他在《利维坦》中发出的警告。
在卡文迪许家族的庇佑下，霍布斯最终得以在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几个月后，他“突然中风”，之后不到一周便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岁。他走的时候非常安详。根据卡文迪许家族私人秘书的记录，霍布斯的死亡“没有任何异常”，这令那些相信自由思想家将在临终之时受到上帝惩罚的人感到失望。
本文选自《启蒙：思想运动如何改变世界》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著
祝薪闲 译
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