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法国“强奸文化”:从“波兰斯基争议”到“哈内尔控诉”

胡文燕
2019-12-05 12:24
来源:澎湃新闻

法国雷洛比(Les Lobis)电影院建于1977年,位于中部小城布洛瓦(Blois),红色砖头外墙里面,有个大厂房式的放映厅,是家不太起眼,但又特别典型的小地方艺术实验电影院。11月13日,大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新片《我控诉》全法同步上映,在雷洛比电影院也不例外。不过3天后,电影院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影片放映前,要增加法国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一段3分钟的采访视频。

镜头里的她忧心重重,语速极快:“‘波兰斯基争议’常谈常新,成为法国社会和文化的象征,背后实则体现出,社会本身对女性遭遇暴力的无视和不屑。”

11月4日法国媒体Mediapart网站首页头版哈内尔幼年被性侵报道截图。

哈内尔今年30岁,两度获凯撒奖,16部电影曾入选戛纳,风头正劲。11月4日,法国媒体Mediapart推出深度调查,报道她在12到15岁之间,曾被年近40岁的导演克里斯朵夫·卢基亚(Christophe Ruggia)性侵。法国首位一线明星“打破沉默”,向电影界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她由此及彼,带头讨论“波兰斯基争议”,及其背后的集体责任,指出“世界上并不存在怪兽,原因出在社会和大众,大家都需要进行自我审视”。

1977年,43岁的波兰斯基承认在洛杉矶强奸13岁美国女孩,后为避免牢狱之灾,便逃到法国。“伟大导演”还是“幼女强奸犯”?一直以来,波兰斯基的形象撕裂着法国社会。但现在,论战双方力量对比正发生微妙变化:11月8日,第6名女性瓦朗蒂娜·莫尼尔(Valentine Monnier)公开指责波兰斯基,称18岁那年被他强奸,随后法国“民间作者、导演制片人协会”(APR)决定暂停波兰斯基会籍。

2018年初,法国百名女性签名维护男性搭讪的自由,引爆了法国乃至世界舆论场。两年之后,“波兰斯基争议”和“哈内尔控诉”偶然碰撞,反性侵讨论再次成为焦点。解放女性言论的同时,如何让社会愿意倾听?电影导演和艺术作品能否分割?“强奸文化”之下,又如何解构原有性别偏见?这些问题仍没有完美答案,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当前社会关系和原有权力构架。

被构建的叙事:“他是个好人”

今年4月,哈内尔决定将自己的故事公开。

她刚刚看了英国导演里兹(Dan Reed)拍摄的纪录片《离开梦幻庄园》(Leaving Neverland)。两名男性讲述自己7岁和10岁时,如何被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操控并强奸。另外,她偶然得知,卢基亚准备拍摄新电影,主人公的名字是克洛伊和约瑟夫,同当年她担任主角的电影《魔鬼》(Les diables)男女主角同名。“他这是完全否定我的叙事”,哈内尔愤愤不平。

2002年导演卢基亚在《魔鬼》(Les diables)拍摄现场。

在被构建的叙事中:卢基亚是个好人,“一个圣人”,极具左派知识分子风骨,参与救助难民等各类政治维权活动;他挖掘栽培了哈内尔,并为之付出很多,没有他,便没有哈内尔的今天;他坚信自己和哈内尔的“忘年恋”很特别,别人不会明白。

不过,十几年过后,法国新闻网站Mediapart调查记者玛丽娜·杜尔奇(Marine Turchi)历时7个月,实名采访了三十多人,查找当年的文字图片记录,以极其翔实的资料和证言,还原了哈内尔版本的叙事:

电影拍摄期间,12岁的哈内尔几乎被隔离,跟卢基亚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随后每周六到他家,两人单独在一起,后者会靠近、亲吻并抚摸她;她对卢基亚的感情,由感恩崇拜,逐渐变成恐惧怨恨,她感到羞耻和肮脏,曾一度逃离生活正轨,并试图放弃演艺事业;发生在她身上的,并非单相思恋情,而是“猥亵儿童”和“性侵”行为。

11月4日报道发布第二天,法国电影导演协会(SFR)发表声明支持哈内尔,认为她的控诉展示社会中免遭处罚体系(système d'impunité)的运行机制,具有政治意义;并决定开除卢基亚——这也是协会1958年成立后第一次开除会员。

杜尔奇在报道后记中称,这是一次“特别的调查”,因为控诉的女性,首次强于被控诉的男性。不过,全球反性侵运动兴起两年后,法国女星即使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在反性侵议题上公开发言,仍然不是易事。比如,哈内尔的父亲一度不理解她的举动,认为她这是“哗众取宠”、“将个人心理困扰曝露在公众面前”,并希望她“原谅克里斯多夫”。

法国版女性杂志《红秀》(Grazia)在一篇文章中评价说,哈内尔的指控令人震撼,但发生的时机则有些荒诞。前一个月,法国版反性侵运动“揭发你的猪”发起者桑德拉·穆勒(Sandra Muller),因诽谤罪被判刑;争吵声中,波兰斯基的新电影顺利上映,且票房大获成功。在性别事件中,施暴者免遭处罚的大环境,似乎依然如初。

“哈内尔控诉”具有转折意义,因为公众选择相信她,与之相比,大多数女性在性侵案件中,总会遭到各种质疑,比如:事情过去这么久,为何现在才发声。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杜尔奇解释说:“其实大多时候,这些女性一直都在讲述,只不过社会不愿意倾听。我们需要解放话语,但更需要解放倾听。”

被构建的审查:性侵指控意味着禁止作品

今年,法国拉罗什(La Roche-sur-Yon)国际电影节选择《我控诉》作为闭幕影片。10月15日,哈内尔接受电影节邀请,谈论十年前的一部旧作。看到节目单后,她有些诧异,并提议主办方在影片播放前,举办一场辩论会,探究电影人作为“个人”和“艺术家”,两种身份有何不同,以及当前女性遭遇暴力的现状。

波兰斯基新片《我控诉》剧照,讲述法国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冤案。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法国电影界和知识分子阶层,发出不少声音,力挺波兰斯基。这同样是一套被构建的话语体系:波兰斯基被指强奸幼女,但不应否认他的既有作品并进行审查;要区别“个人”和“电影导演”两种身份;讨论该争议前,得知道来龙去脉,且事过四十多年,社会需要原谅他。

波兰斯基不是这套话语体系的唯一受益者。2005年,法国知名导演让-克洛德·布里索(Jean-Claude Brisseau)因“强迫女演员试演情色镜头”,以“满足个人性冲动”,被法庭判处一年监禁,缓期执行。百名电影人曾发表公开信,支持布里索。“他是个艺术家,一个受伤的艺术家。布里索并非一人,我们都陪伴在他左右。我们支持他,并期待他的新电影。”签名人中不乏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和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等名导。

10月18日,在拉罗什国际电影节临时增加的讨论会上,法美双国籍学者、影视性别呈现议题研究者伊利斯·布雷(Iris Brey)则为“波兰斯基争议”提供了另一种话语理论体系:

停止膜拜波兰斯基,不等同审查禁止他的电影;区分私德和作品,一向属于男性特权,况且他总是利用名导身份,接近年轻女孩,区别“个人”和“电影导演”一说,自然不明自破;1977年强奸受害者向法庭提交的证言,详细描述被迷奸过程,波兰斯基的辩护者,不愿知晓详情——因为他们知道后,没法无动于衷。

观看《我控诉》与否,是个人选择,也是政治表态。目前,“伟大电影”VS“幼女强奸犯”的对决在法国愈演愈烈 ——《我控诉》获得观众好评,但同时迎来女权团体的抗议热潮。11月12日,巴黎拉丁区一电影院提前首映《我控诉》,遭到年轻女性群体抗议,被迫取消。类似事件同样在圣纳泽尔(Saint-Nazaire)和雷恩等其它城市上演。

雷恩抗议发生在布列塔尼国立剧院,比较特别。剧院前身是军事监狱,曾关押过《我控诉》的主人公德雷福斯,电影在这里放映具有象征意义。对抗议者来说,在这里发起抵制,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一家公共文化机构,对公众应肩负起更多责任,没必要非得放映一个曾因强奸被判刑导演的片子;抗议不等于禁止电影上映,而是表明态度和立场。

放映还是不放映?布列塔尼国立剧院院长、戏剧导演亚瑟·诺则希尔(Arthur Nauzyciel)其实在此前思考了好久,但最终选择了前者,希望以此为契机,开启辩论和思考。谈论这部宏大历史题材的电影,是否一定要谈导演的性侵指控?艺术作品能否脱离艺术家而存在?诺则希尔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但用“革命正在进行”评价当下。

在反性侵运动中,法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起承转合的历史时刻,必然伴随着对立、混乱、疑惑和探索。“波兰斯基争议”只是这一时刻比较显眼的注脚。

被构建的欲望:“所有人都喜欢小女孩”

1979年,波兰斯基在巴黎接受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采访。他用词直白露骨:“法官想要搞小女孩。陪审员想要搞小女孩。所有人都想搞小女孩!”艾米斯听后极为震惊,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语:“即使(《洛丽塔》)里的亨伯特·亨伯特也曾意识到,小女孩也并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这个货真价实的恋童癖正偷走童年。波兰斯基,你却从来没有试图理解这些。”

1977年,13岁的美国女孩盖默(Samantha Geimer)被波兰斯基强奸,这是她后来写的回忆录《那个女孩》的封面。

在波兰斯基看来,他没什么不同,只是和所有人一样,迷恋小女孩。不过,学者布雷分析说,这是一个伪命题:欲望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建立,并不断被丰富。欲望如何构建?小女孩的身体如何让人兴奋?这同当前盛行的情色文化密切相联。

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哈内尔详细讲述,十三四岁还是小女孩时,她同卢基亚单独相处的画面,“他总是采取同样一套方法:先是离我很近,亲吻我,然后抚摸我;我起身离开,他便跟着我;最后我只能坐在一个脚凳上,地方太小,他没法靠近我。”在她看来,卢基亚没有付诸实践强行和她发生性关系,不是因为她还是个孩子,而是他没法正视自己本来的面目。

但卢基亚则以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自居——只是爱上了自己一手打造的作品。自始至终,他没有承认,自己“恃强凌弱”,是一个“欺负”十几岁小女孩的中年男性。记者杜尔奇试图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这可能是我们文化中影视传播的问题,很多电影电视或书籍将这一行为‘合理化’了。”

在“合理化”的过程中,“洛丽塔”这一形象最具代表性。她甚至超越地域,成为普世大众文化的重要元素。同名书籍从“性侵者”角度讲述自己的迷恋和性幻想,但鲜有人考虑过洛丽塔本人的想法,比如她是谁,她怎么应付亨伯特,她有没有喜欢过同龄男孩子?

这个形象诞生六十多年后,法国作家克里斯朵夫·蒂松(Christophe Tison)近日出版书籍——《L.的日记(1947-1952)》,特意从洛丽塔角度,讲述这个故事。蒂松自己小时候经历过性侵,给洛丽塔赋语赋能,同时也在追问:恋童癖的性幻想如何成为流行文化的偶像?“强奸文化”之下,如何解构原有性别偏见?

在法国《大罗贝尔词典》中,“洛丽塔”是“小女孩或少女,看上去很老实,但通过身上早熟的女性气质,激发成年人欲望。”

这一词条解释背后,也体现出“强奸文化”在社会中的深刻印记。在如此体系之下,人们对强奸犯、受害者和强奸行为本身,存在一系列成见和既有观点,无形中帮助强奸者推卸责任,增加受害者的负罪感,并导致强奸行为隐形化。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Ined)2016年调查显示,14.5%的女性曾遭遇过某种形式的性侵;90%的强奸受害者认识施暴者;9.3万女性声称自己是强奸或强奸未遂的受害者。但在法国,报案起诉的受害者不足10%,原告胜诉的强奸案件不足 2% 。

“波兰斯基争议”和“哈内尔控诉”碰撞下,妇女遭遇暴力背后的“强奸文化”,成为电影界不可避免的议题。但雷洛比电影院的做法,还是引来不少争议。反对声音认为,电影放映前增加哈内尔的采访视频,实为强加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大家观影体验。但“电影是认识世界的窗口,同时也是世界的一部分”,电影院如此解释。

    责任编辑: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