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坐隐图》迷局：看刻书者如何营造“理想中的自己”
万历时期（1573-1620）私人刻书成为时代的主流，书籍的文本形式和图像功能都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原本仅作为点缀的木刻插图，逐渐成为承载某种出版意图的“版画作品”。这种视觉形态上的变化，喻示着刻书性质上的重大转向。这一时期，徽州商人和刻书者汪廷讷的环翠堂书坊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例。本文以对汪廷讷出身交游的考证，再结合《环翠堂园景图》和《坐隐奕谱》两部环翠堂引人注目的印本，看汪廷讷如何利用版画印本中的形象，一方面经营个人的事业，而陶潜与谢安，则是他营造自己形象的两个符号。《坐隐图》的产生，与汪廷讷对个人目标的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文为北京画院2019年年会“人物画的传统与变革”学术研讨会的发言论文。
在明代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嘉靖时期（1522-1566）是一个关键的转折阶段。从1560年代起，书籍的出版数量开始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趋势；到十六世纪后期，在江南地区，印本永久性地取代了手抄本，成为传播书写文化的主要方式。 其后的万历时期（1573-1620）标志着数量印刷全盛期的开始，私人刻书成为时代的主流，家刻和坊刻无论从种类还是出版的卷册上都超过了官刻书。处于变化的风口浪尖，出版商的经营策略亦趋于多样化。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书籍的文本形式和图像功能都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原本仅作为点缀的木刻插图，逐渐成为承载某种出版意图的“版画作品”。这种视觉形态上的变化，喻示着刻书性质上的重大转向。
就上述方面来看，汪廷讷的环翠堂书坊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例。此前的研究中，汪廷讷大都被塑造成了一个概念化的徽州商人和刻书者，而其个人特质，例如性格、追求、行为方式，则近乎一片模糊。新近发现的二十三卷本《人镜阳秋》中增补的《坐隐先生纪年传》（以下简称《纪年传》）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汪氏的生平经历，加上汪氏个人文集《坐隐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署名顾起元的《坐隐先生传》（以下简称《先生传》），以及《曲海总目提要》、《续金陵琐事》等文献中的记录，使得我们能够根据这些文字，还原出汪氏的真实面貌。
刻书者
汪廷讷于万历五年（1577）出生于徽州府休宁县汪村， 祖父和父亲都是商人。父亲汪仕齐“弱冠弃儒，修父业，贾于湖，得万货之情”， 于是家业大起。汪廷讷少时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并显露出相当的天赋。 万历二十一年（1593）廷讷捐赀进入南京国子监，翌年乡试失利。此后三年，廷讷主要寓居南京结交名流。万历二十五年（1597），廷讷迭遭打击，先是科考再次落榜，不久父亲汪仕齐病故，廷讷返家奔丧，生活的重心又转移回休宁。其后廷讷又连续三次应试，均告失败，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捐得盐课副提举的虚职。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边事起，廷讷北上京师，寻求入仕的机会。万历四十八年（1620），获任福建长汀县丞。天启三年（1623），改任长乐福海。两年后，廷讷奉差海上，于高盖山遇异人，遂“拍手顿悟”而去，不知所踪。
根据《纪年传》和《先生传》，可以得出汪廷讷这样一条基本的人生轨迹。由于这两篇文章都出自汪氏编印的书籍，请托的意味相当明显，因此，我们不仅要谨慎对待其中的评述性内容，亦要透过具体事件的逻辑，尽可能地追求细节和行为模式上的还原。
我们首先来看汪廷讷的性格和个人追求。廷讷十六岁之前主要生活在休宁，从父亲汪仕齐的事业和在乡里的口碑来看，廷讷的少年时期大致算得上平稳。商人的家世对于他性格的形成有着什么样的具体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在晚明时的徽州，出身商贾家庭往往意味着背负上额外的使命。徽州自宋代（960-1279）以后，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文化，一方面因为土狭人众，“其俗不儒则贾”， 但对于人生最终价值的认可，始终是要“复归于儒”。廷讷连续五次参加乡试，便是明显的证明。然而廷讷似乎于举业并无过人之处，以至于要通过纳赀的方式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此后由于屡次落榜，廷讷不得不另想办法来达到“归儒”的目的。万历三十五年，廷讷捐赀任盐课副提举，从七品，名义上进入了文官圈子，实际上只是有名无实。不仅如此，像他这样以监生资格出仕的人，即便获得实职，也只能在府以下的衙门得到辅助性的职务，而且这类任命通常在边远地区。 廷讷最后的身份是福建地方的一名下层官吏，并极有可能殁于任上。从这些情况来看，廷讷并不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淡泊名利，他对于入仕、获得士人精英身份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天启五年遇异人而“挂冠霞举”的叙述，明显是一种委婉、夸饰的写法。之后含糊虚幻的描述，极有可能说明廷讷此时已不在世。以他对仕途的执着，很难相信会在此时选择遁迹山林，即使眞因为前途无望而决意辞官，也更有可能是返回故乡休宁。所谓仙去云云，不过是要为廷讷并不圆满的结局涂抹上一些亮色。
至于廷讷的性格，在其“求仕”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是一种敢于投入资财、且善于掩饰自己意图的特点。新安商人的精明和豪奢在晚明时已声名远扬，在廷讷身上体现出来的除了物质方面的追求，更有对社会形象的悉心经营。廷讷编撰的文集、戏曲和规鉴书籍中，几乎所有的序、跋、题赠的作者都将他描述为一位优雅、慷慨而富有才学的精英人物。然而官方纂修的文献对他却几近无视。万历至民国的府县志中，只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休宁县志》卷五“选举”的“舍选”部分有寥寥数语的记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廷讷赠序、甚至录写序文的汪可进、金继震、金一中在县志中的记述都要远为详细。 方志作者在“舍选”篇首抒发的一段感慨，或许道出了廷讷被忽视的原因：
洪、永时，国子生最贵重，初入仕辄为词臣言官。宣宗后，始开纳赀例。吾怪休大邑，而以此应选者何寥寥也？岂非民风淳朴，务本业而事诗书，不欲以未学之材轻居民上哉？
汪可进、金继震都是进士出身。毫无疑问，在官方修史者的观念中，捐输意味着才学的欠缺，而且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可以想见，虽然汪廷讷通过写作、刻书、纳赀，与社会名流题赠往来，而营造出一种身处精英圈子的图景，但当时的士人阶层对他捐纳得来的功名是并不认可的。
正因为此，廷讷才会煞费苦心去改变这一状况，除了努力谋求一个实缺官职之外，亦利用各种手段包装、塑造自己的文人形象。由个人著述中收录的题赠文字来看，廷讷的社交圈子相当广泛，其中既有李贽（1527-1602）、汤显祖（1550-1616）、焦竑（1540-1620）这些在整个明帝国范围内都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官员名流，亦有陈所闻、李赤肚等具有一定地方知名度的人士，甚至连建安王朱谋垄（1559-1620）和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也包括在内。这份令人惊奇的名单实际上真伪杂陈。总的来说，较为可信的交往对象，仍应集中在廷讷长期居住并加意经营的地域。从文献记录上看，廷讷寓居南京的四年对他的社交范围意义重大。这期间他除了读书应试，还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与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中。 为《人镜阳秋》作序的沈懋孝、余孟麟、黄汝良均曾在国子监任职，极可能与廷讷在南监就学的经历有关。不仅如此，廷讷的交往圈子更进一步扩展到更上层的官员：
少宗伯复所杨先生（起元）讲德南都，先生复执贽而禀学焉。间以所得质先生，大器重之，因授号“无无居士”，且为之解。
（丙申）是冬九月，冯大司成开之（梦祯）缘公会友汪龙门介绍，得授业，初课则曰奇材，惜欠引耳。昌朝字，司成订也。公少时梦天门开，遥瞻“华国昌朝”四字，及冯字之，默与梦征，乃知公天人也。
冯梦祯（1548-1605）时任国子监祭酒，掌太学法令及考核，官职为从四品；杨起元(1547-1599)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正三品。二人均是留都文人圈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廷讷原字去泰，后以“昌朝”、“无无居士”的名号而为世人所知。他并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此字、号的来历，其意自然是炫示自己与这两位文坛宗匠的交往。然而，对于两位大人物的“大器重之”，我们却不得不表示怀疑。陈垣先生指出廷讷在《全集》中伪造利玛窦题赠一事， 足以说明其性格中“投机”的一面。此外，《全集》和《人镜阳秋》的题赠文字中，诸如王穉登（1535-1612）、顾起元（1565-1628）等名士要么其文章由他人抄录，要么又成为他人文章的抄录者。《坐隐先生传》和《纪年传》里，更屡屡出现重要人物初见廷讷即大为称许、继而倍加礼敬的桥段，但对于具体的过程、细节又含糊带过。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就廷讷的个人特质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和大多数徽州商人一样，廷讷由于家庭出身的底色，使得他不仅早年致力于读书中举，终其一生，都将谋得功名、晋身官员阶层视为最高的荣耀；其二，廷讷家境富足，性格颖敏，亦通晓如何利用各种有效资源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透过他精心编织的文字，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理想中的自己”。这是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汪廷讷如何利用版画印本中的图像，来实现这一目标。
棋谱
《环翠堂园景图》（以下简称《园景图》）和《坐隐奕谱》（以下简称《奕谱》）是环翠堂两部引人注目的印本。除延续汪廷讷一贯的“铺张”风格之外，它们的另一共同特点是主题均与坐隐园有关。坐隐园是汪氏的私人园林，修筑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此后又陆续加以扩建，最终形成令人惊叹的规模。汪廷讷将这座园林视为自己理想的栖居之所，从万历二十八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将近二十年间，坐隐园一直是他生活的重心，他大部分的书籍也刊印于这个时期。
《园景图》描绘的正是汪廷讷这座梦幻般的园林。此图原刻本为傅惜华收藏，手卷装裱，后来下落不明。198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传本，以经折装册页的形式影印500套，是现今所见最接近原刻的版本。复制本为四十五面连式，髙24公分，长1486公分，由钱贡绘图，黄应组施刻。以目前的装订形态看，很难判断《园景图》初印时是否另配有文字，以及是否为书籍之一部分。《园景图》的刊印时间亦不确定，目前较为保守的结论是十七世纪初期。
《奕谱》全称为《坐隐先生精订快捷方式奕谱》，有两卷的单行本和十八卷的全集本两种版本。单行本有可能先刊印发行，后来收入《全集》。如果从《全集》的角度来指称《奕谱》，则二者实为一体。《全集》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部，装成八册，每一部对应一册。第一、二册为《奕谱》两卷，三、四、五册为《题赠》三卷，六、七、八册为《坐隐先生集》十二卷及《坐隐园戏墨》一卷。
《奕谱》的刊印时间不早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书为线装，框高、宽尺寸不一，高约24.1至25.5公分，宽约27.5至28.3公分，行、字数亦不等，白口，无鱼尾、界栏，四周单边。第一册内封面上、下半叶皆朱印。（图1）下半叶即牌记，有大字分左右两行题“坐隐先生精订快捷方式奕谱”。朱印内封面叶后为墨印叶，文前镌阳文长方印“清赏”，正文云：
围碁之制，始出于巴邛之橘、穆王之墓，继出于石室，又见于商山。乃仙家乐道养性之具，原非纤巧小智所能窥其窔奥。《碁经》十三篇，包含蕴蓄，至妙至玄。挽近如《适情录》、《秋仙遗谱》、《石室秘传》等书，汗漫杂陈，令观者眩瞀，莫知所从。兹汪衙环翠堂，复为考敫精严，择其必用者，分为各类。类之中又加详焉，期于简要，不期于宏肆。得失判于目前，胜负列之掌上。持此临局，万无一失，消余晷而谢尘嚣，无复有踰于此。星源詹国礼督梓，古歙黄应组绣镌。
此篇后有“花卉图”一幅，髙25.5公分，宽22.5公分，中镌大篆“坐隐”二字。（图2）左叶为“金部”第一叶上半叶，刻有“九鼎图”一幅，后题“心手同玄”四字，末署“金陵友人朱之蕃题赠昌朝词丈”，四字各占半叶，款识半叶。后又题大篆“坐隐”二字，各半叶。再后依次为焦竑、郭子章、程朝京、袁福征、金继震、李自芳序。又后为汪廷讷《自叙》。汪序之后，依次为顾起元《坐隐先生传》、林世吉《题〈坐隐先生传〉后》、梅鼎祚《书〈坐隐先生传〉后》、朱之蕃《坐隐先生赞有序》和姚履素《坐隐图赞》。
接下来为《坐隐图》，图六叶连式，每叶髙25.7公分，宽27.3公分，描绘汪氏与友人雅集对弈的场景。第四叶画面左上部山石镌有“坐隐图 汪耕写”六字。图后，依次为欧阳东风《坐隐图跋》、陆云卿《书〈坐隐图〉后》、汪廷讷《订谱小序》和汪廷讷《坐隐先生碁经汇粹》。再后有《坐隐先生订碁谱目录》。第一册至“侵分活套，第四十九变，第二十七着”终，版心题“金部九十九”第九十九叶。
第二册首叶为“对手，第一局，二百三十四着”，版心题“石部一，第一百”。“环翠图，二百十三着”在“石部六十二”第一百六十一叶下半叶。后为《坐隐盘中诗有引》，末署“无无居士汪廷讷著”。其后为汪氏友人题赠文字，本册至“石部七十一，第一百七十叶”终。
《奕谱》在印本形态上显示出以下特点，即开本宽大，版式雅致疏朗，字体亦依照题赠文字的原貌以写刻体刊印。书中所附的《坐隐图》延续了汪耕和黄应组的组合，出版者汪廷讷“重直雕缕”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若从《全集》的文本框架中看，更显出其规模的巨大和刻印成本的高昂。
《奕谱》在卷前文字中已说明，此书的作用有二：一为实用，“持此临局，万无一失”；二为清赏，“消余晷而谢尘嚣，无复有踰于此”。仔细观察整部印本，棋局图自“金部四十四”第四十五叶至“石部六十二”第一百六十一叶，共一百一十六叶。其余序、跋、题赠共计五十四叶，其中便包括了六面三叶的《坐隐图》。此书名为棋谱，非实用的部分却占据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若放在《全集》中来看，则《奕谱》更变成了整部十八卷中的一小部分。可见，与“临局”相比，《奕谱》的消遣气息更浓，更具有自娱的性质。
隐士
汪廷讷好弈，《全集》中诸多文章中都曾提及，他号“坐隐先生”也与此有关。不过，“坐隐”很可能不仅指他善弈这一事实，还有更深一层的寓意。此词典出《世说新语》：
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所谓“坐隐”，即含有魏晋时人对于清高脱俗的标榜。我们前面曾述及汪廷讷在《人镜阳秋》中对严光、陶潜等前代隐逸之士的推崇，这种情结在《全集》中亦有多处流露，其中常提及的便是魏晋人物。巧合的是，友人的酬赠文字中，亦常把他比作结庐之陶潜：
风淡昌湖烟水迟，名园亭榭映涟漪。门垂杨柳陶公宅，岸夹桃花苏子堤。玉磬数声清梵杳，楸枰一局绿阴移。秋仙欲动濠梁兴，为报山灵鹤鹿知。
松萝拱秀，昌湖漱玉，紫翠千重环堵。天开图画，地形独占新都。你最怕是市朝喧杂，陆海浮沉。因此上，选胜把菟裘筑，门前车马谢，一尘无，雅称陶潜赋卜居。高士里，沧洲趣，纶巾羽扇闲来去，这山水是会心处。
陶渊明代表着一种洁身自适的处世姿态，亦经常成为文人感怀不遇时吟咏、寄托的对象。万历二十八年，汪廷讷第三次乡试不中，是年秋，开始营构坐隐园。仕途的阻塞，使他在积极与士人名流交往的同时，以一位“在野”的髙士来营造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园中景点的命名上，廷讷亦寓有深意：
春来几许鸟能言，韶光先到辟疆园。莺啭柳枝窥柳线，径穿桃坞拟桃源。乍看萝阁晴丝乱，更听芳丛暗管喧。
廷讷意欲仿效的“桃源”无疑是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园景图》中，第二段“桃坞”和第一段山区至农田的景色，俨然便是《桃花源记》中的描写。距桃坞不远，从髙士里至昌湖堤岸，道旁遍植桃柳，（图3）暗示此地不仅是避世的桃源，亦有着如五柳先生一般的髙士在此隐居。这位髙士不仅志行修洁，更兼淹贯百家。坐隐园景点的命名即涵括儒、释、道三教的典故，而“无无居”中端坐的主人汪廷讷，头戴缁冠，手执拂尘，宛如道教中的仙人。左侧的年老僧人应是他的好友了悟禅师，加上右侧头戴东坡巾的文士，亦是在表达三教贯通的含义。（图4）
汪廷讷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我们透过他几乎无处不在的恬淡无为的自诩，不难发现他并未放弃“入世”的愿望。在精心塑造陶渊明式的隐士形象的同时，他更频繁地使用的一个关键词语就是“东山”。《纪年传》记载：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春，内史以公手编《人镜阳秋》进御览，神宗悦，披阅此书，关世教，目公为庄士，朝野皆以东山期。叶少师以“小东山”赠其庐。
这段文字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却道出了廷讷的梦想，即是成为“东山”一样的人物。“东山”自然是指谢安（320-385）。《全集》中，将他比作“东山”的文字更是比比皆是：
举犹鹏抟矫翼，隐如豹变成斑；类持竿之渭水，匹着屐之东山。
闲眺虚空百尺楼，披襟笑傲一沧洲。图开太极乾坤小，道体中庸物我侔。恋壑流霞行取适，对枰永日坐销忧。东山高卧幽然处，顺养天真得自由。
先生久擅著作名，适情小数碁亦精。词赋争若三都传，谭唾能令四座惊。目对文犀思要眇，手持玄玉意纵横。暂向东山聊玩世，终将社稷作干城。
汪廷讷在书中保留这些题赠文字，显然是乐于接受这种比附。谢安最重要的功绩，是指授将帅，于淝水大破前秦军，使东晋转危为安。除了立下不世功业，谢安更为后人所称道的是他听闻前线捷报，仍神色自若的雍容风度：
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
谢安与弈棋有关的故实不止一处，例如著名的“围棋赌墅”，这些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表明谢安有多么的嗜弈。围棋的出现，只是用来衬托谢安格量气度的一个风雅道具，如同琴棋书画之于文人，是必不可少的艺能。汪廷讷对于弈棋的热衷或许出自天性，但是通过“围棋”和“东山报捷”的典故，他不动声色地将自己与谢安联系起来。汪氏的这一意图，可在《坐隐图》中寻到蛛丝马迹。
棋局的隐喻
《坐隐图》六叶全图的场景是在一处幽静的平台上。（图5）平台四周流水环绕，上面筑有巨大的迭石假山，其间树木掩映，可见精美的亭榭栏杆。假山主要聚集在中间两叶，两块拱门形状的山石将其与前两叶和后两叶分为三个独立部分。读者翻阅时，先会看到第一、二叶中有四位童子提壶携琴，走向假山的方向，观者的视线亦随之穿过平坦的路面，进入被山石阻隔出的第三、四叶的内部空间。空间中的主要人物有左右两组。右边，即第三叶中有四人在下棋、观棋；在左边第四叶，一位策杖文士正向棋局的方向走去；周围有四名童子。继续向左方，走出拱形山石，来到第五、六叶，视野重新变得开阔。五位童子在岸上煎茶，洗砚，或捧着茶盏、香炉。画面的尽头是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建有一座华丽的水阁，一童子在阁中整理书籍。
由图中人物、场景的安排来看，三、四叶的假山石区域无疑是整幅版画的主体部分。此区域中看似存在两组中心人物，然而一、二叶的童子和第四叶文士的行进路线都指向第三叶，显而易见，这一叶中，正在弈棋、观棋的四人才是眞正的中心、全图的“文眼”。——这也同《奕谱》的主旨吻合。四人以石上的棋盘为中心分布于周围。左边三人环绕棋盘，组成一个半圆形。最上方坐一老僧，手执拂尘，低眉观棋；在僧人左侧，一位头戴幅巾、留着五绺长须的文士负手而立，向前微微欠身，以便能够更清楚地观察棋局；下方端坐的弈者儒冠浓髯，双目凝视棋盘，左手扬起，右手则伸向棋盒，准备应子。单独坐于右侧的另一位弈者，束发髙冠，三绺长须，左手捧棋盒，右手食、中二指拈着一枚白子，正要落子，与另外三人的聚精会神相比，神态显得颇为潇洒从容。（图6）
很显然，《坐隐图》展现的是汪廷讷与友人雅集、对弈的隐居生活。由画中人物的布置来看，汪廷讷只可能是在第三叶的四人之中。观棋的僧人较易辨认，应是廷讷的好友了悟。围绕余下三人中谁是汪廷讷，目前仍然存有争议。 事实上，从画面营构来看，《坐隐图》绘者汪耕采取的手法是利用画中人的视线，以及画面的视觉中心位置，来衬托、提示出画中的主人公。——那位坐于棋盘右方，面部呈四分之三侧面的弈者，便是此图的核心人物、环翠堂的主人汪廷讷。如果再仔细观察，可发现这位弈者做出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动作，即将右腿架在了左腿上。这种类似“二郎腿”的姿势显得相当随意而失礼，却更加证实了此人便是汪廷讷。结合我们前文对汪氏性格的分析，便不难理解。他这样做，既是在表明对棋局掌控的轻松自如，亦是显示他作为此处主人的地位。
如果不考虑《全集》中“东山高卧”的评价，观者看到《坐隐图》中的汪廷讷，或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很平常的雅集。“东山”在东晋以后，成为谢安的固定象征，也是对髙士隐居不仕的特定指代。然而与陶潜的归隐不同，这种隐居只是暂时的等待时机，正如同样象征着谢安的另一个典故“东山再起”。廷讷友人“匹着屐之东山”的题赠，已经明确地点出了廷讷的梦想，便是像谢安那样，在仕途和事功上有所作为。至于“弈棋”的行为，与“东山”上的谢安，更是存在着类似符号化的关系。廷讷在《坐隐图》中摆出的从容对弈的形象，则是对这些隐喻的回应。读者翻阅《奕谱》时，不仅会看到他布下的棋局，也会读到众多名人雅士的赞颂。读完这些名流赋予他的“东山高卧”的美誉，再来返观《坐隐图》，未解眞意者会记住他优雅的文人生活场景，有心之士自会在潜移默化中，将棋谱作者汪廷讷的形象与历史上谢安弈棋的想象合而为一。
因此，可以明了，《坐隐图》的产生，与汪廷讷对个人目标的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二图的刊印时间均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廷讷第五次科考失败、“不复置功名念”之后。自此，廷讷对于未来的目标，便是一方面通过刻书、写作、交游，宣传自己“隐居髙士”的形象，一方面经营个人的事业，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陶潜与谢安，是他包装自己的两个绝佳的形象符号。
（本文原题为：《坐隐图》的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