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重读周策纵︱哀时竟止钩沉史

一

近百年来关于“五四”的论述叠床架屋，但关于五四运动本身的研究并不充分。研究者或借题发挥，或打擦边球，或聚焦于运动的某些侧面。总体而言，更关注新旧之争，而忽略了南北对峙；更关注台面上的人物，而忽略了左右风潮的幕后推手；更关注知识阶层的言动，而忽略了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五四”作为公共话题的争议性持续不断，但一般社会甚至学界对“五四”的认识仍是概念化的。如果说“五四”是一个被打包的事件群，与其纠结于贴在上面的各种标签，不如暂时搁置争议，回到运动本身，先把事实讲清楚，把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理顺。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英文稿写于大概六十年前，中译本在港台面世已近四十年，在大陆出版也有二十来年，而此书仍是这一领域不可代替的经典之作。其不可替代性，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五四研究的不充分性。在精深的专题论著之外，我们仍旧缺乏对五四运动本身的通盘认识，这种全景式的认识是一般近代史教科书或教条化的通史写作难以取代的。这本书的学术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策纵的史观及其相对超越于左右之争的研究立场。周策纵认为对“五四”不能只做一时的摇旗呐喊，他这本五四运动史“不求得宠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

不了解五四运动的源流，就不能充分了解现代中国的脾性。在周策纵看来，五四运动不同于一般历史事件，它是一段活的历史（《我所见“五四”运动的重要性》，1999年）。他之所以强调“五四”是一段活的历史，有其现实针对性。自193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宣告“五四”已死，五四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五四”到底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抑或是将来时？取决于各人对“五四”的定义及如何理解“五四”设定的文化目标。正如陈独秀所说，要研究五四运动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必须明白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并且必须具体指出五四时代要求的是什么，现在是否还有这些要求（《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政论》，1938年第十一期）。

周策纵认定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正是着眼于五四运动的未完成性。严格说来，“五四”勾画的文明远景并未实现，这是一场没有完成的运动。“五四”预设的基本目标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健全的现代民族国家，二是如何养成身心健全、思想独立的个体。周策纵《五四书怀》（1979）其三云：“大劫艰危来国士，重囚痼旧激篝鸣。投医每有缘情忌，德赛今犹待后生。”（陈致编《周策纵旧诗存》）。周策纵将“五四”比作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可能有无比的感召力。

“五四”是一段活的历史，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五四”的存在，是否了解五四运动的历史，“五四”造成的社会后效，已改变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命运。以女性群体为例，妇女地位的提升，知识女性的出现，效仿娜拉，走出家庭，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都不能不归功于“五四”。所以，我们今天无论谈论“五四”还是回避“五四”，纪念“五四”还是诅咒“五四”，“五四”都已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伦理秩序，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基本心性，改变了我们的说法方式与思维习惯。可以说“五四”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活在我们的一言一行当中，像空气一样，无论你是否意识到，它都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渗透进你的精神世界，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底色及思想底色。

1957年7月5日夜，周策纵修改《五四运动史》英文稿将竣之际，“念其后三十余年时事之发展”，题诗云：

千年礼教困英才，“五四”钟声动地来。德赛新潮掀巨浪，墨杨今怨激偏哀。

群情每误宜深省，众志何堪付曲裁。少日陈东多变节，书成掷笔费疑猜。

此诗费解之处，并非关于“五四”本身。“少日陈东多变节”系有感于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日后在思想、政治上的转向；“墨杨今怨激偏哀”则是针对1950年代知识界的左右纷争，周策纵同年作《左右篇》云：“孟子能言拒杨墨，今人首鼠左右别。红黄蓝紫色缤纷，世间未必只黑白”，由此亦能窥见他的思想立场。

1948年5月周策纵赴美留学，于美琪轮（General Meigs）上赋诗吐露去国之情：“万乱疮痍欲语谁，却携红泪（笔者注：《红楼梦》）赴洋西。辞官仍作支床石，去国终成失乳儿。”他原计划赴美留学两三年，没料到因政局剧变，大半生遂消磨于海外。周策纵曾在自传中借陶渊明诗表达身世之感：“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1955年周策纵在密歇根大学读完博士学位，次年去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员。他用英文撰写五四运动史，不仅是要追索近代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源，亦缘于他五十年代漂泊在外的生存处境。对于“忽值山河改”的周策纵来说，“五四”不是已经过去的陈迹，而是被推挤到他眼前正在发生的事件。

二

关于“五四”的定义之争，自运动爆发之日起，就未停歇过。狭义的“五四”被定性为政治运动或学生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则被视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革命、文化运动。周策纵将“五四”命名为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显然是持广义的五四观。他用“思想革命”来定义“五四”，意在强调五四运动的主体是知识阶层，五四青年有较强的独立性、自主性，不受单一政治力量驱策。更重要的是，“五四”把思想革命作为社会改造的前提，在具体的政治诉求之外，还有更长远的文化目标，即胡适所谓的输入新知、再造文明。周策纵对“五四”的定义，试图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融入了他个人的价值判断，是一种竞争性的论述策略。

从“思想革命”的视域出发，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不只是呈现“五四”这个波峰、潮头，他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合在一起，“观澜而索源”，试图勾勒出整个时代的潮流与趋势。通过这个潮起潮落的过程，展现“五四”复杂的思想内涵（参见周策纵《以“五四”超越“五四”》，1991年）。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缀连在一起，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与文化互为转辙器的关系。“五四”前后政治与文化的共生状态，构成一个莫比乌斯带（Möbius strip），当把正反面统一为一个单侧曲面，其间存在一个“拧劲”。“五四”释放出的社会能量及其裂变的可能性，即隐藏在政治与文化这个“不二之面”构成的“莫比乌斯环拧劲”当中。

周策纵的五四观，若考索其来源，可以上溯到1947年他为上海《大公报》五四纪念撰写的一篇时评：《依新装，评旧制——论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特征》。这篇时评可视为周策纵五四研究的起点，从中能更清晰地读出他的价值取向及倚赖的思想资源。此文是在抗战胜利后的社会氛围中，重估“五四”的价值。周策纵首先反对将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显然是针对胡适的五四论述。周策纵认为文艺复兴在西洋史上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一方面是“一种古代文化的再生，尤其是古代思想方式、人生方式、艺术方式的再生”，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新世界、新人类的觉醒”。五四运动虽然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但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化并没有同情的理解。在周策纵看来，五四时代只有一种清浅的理智主义和实用主义，与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基调完全不同。

从长时段看，周策纵更认同李长之的基本判断，即把“五四”看作是一场启蒙运动。周策纵在这篇时评中已提出，应把五四运动视为中国文化运动史上的一环，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个阶段，“它自有其悠远的来龙与去脉”，因此不能仅仅考察五四运动本身，而“必须详究整个中国文化运动史，以及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史实的演变”，才足以了解“五四”的意义。这种通贯的、综合的政治文化视野，正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区别于专题性的或切片化的五四研究的优长所在。

这篇时评带有抗战留下的思想印记，周策纵强调“五四”的破坏力，称其“代表着近百年来‘文化大破坏’的极峰，同时也是此后‘文化大建设’的最低谷”。五四运动的根本作用，干脆说就是“破坏”二字，是“一齐打烂，重新做起”。抗战结束不久，“破坏”一词令人心有余悸；但周策纵仍肯定“破坏”之于五四，有积极的驱策力与合理性，非破坏不足以完成“五四”的历史使命，尤其是文化重心的破坏。从破坏与建设的角度评估“五四”的意义，是1940年代知识界的普遍论调。在刊登周策纵这篇时评的《大公报》上，同时有五四运动的亲历者杨振声的一番感慨，大意是德先生、赛先生至今未到，不能只从破坏方面下手，我们需要新的文化运动。

周策纵在1947年这篇时评中对“五四”的定位，与他《五四运动史》中的评价有所不同。此时他没有采用“思想革命”的说法，而将五四运动视为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后展开的“文化运动与生活革命”。用“生活革命”而非“思想革命”指称“五四”，表明这一时期周策纵对五四运动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有所保留的：

五四人物的精神，太实用，太理智了，他们虽竭力想开拓新思想的领域，但实用的趣味，把思想局限于生活革命的范围内，而清浅的理智之光，更使他们烛照不着生命的内在胜义。水清无鱼，生命的幽深处，自然有烟有雾，然而哲学上的玄学思想和文学上的浪漫色彩，终非五四精神所能容。因此，与其称五四为思想革命，不如称五四为“生活革命”或“文化革命”反而恰当得多。（《依新装，评旧制》）

但在写于1950年代末的五四运动史中，周策纵却认定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因其以思想革命为其他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五四”最重要的成就在思想意识方面，其次才是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实际变革（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365页，本文所注页码皆引自该版）。

周策纵早期对五四精神的批评，深受李长之的影响。1947年这篇时评的基本架构及许多具体表述，都来自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4年重庆初版，1946年上海初版，商务印书馆）一书。针对胡适宣扬的文艺复兴论，李长之的核心观点是：五四运动并非中国的文艺复兴，乃是一种启蒙运动。周策纵时评中对“文艺复兴”的界定，也是照搬李长之援引的德国Meyer辞书中的定义。李长之将“五四”定义为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实用的、破坏的、清浅的，在一切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上要求明白清楚。而明白与清楚，在李长之看来，正是五四时代的文化姿态，以胡适为象征人物，白话文运动不妨看作是明白清楚的启蒙精神的流露。周策纵将“五四”的思想内核概括为一种“清浅的理智主义”，同样是挪用李长之的评价：

“五四”精神的缺点就是没有发挥深厚的情感，少光，少热，少深度和远景，浅！在精神上太贫瘠，还没有做到民族的自觉和自信。对于西洋文化还吸受得不够彻底，对于中国文化还把握不够核心。（李长之：《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大公报》，1942年5月3日）

周策纵把李长之的批评用更形象的语言加以转述，即这篇时评的题目《依新装，评旧制》。他以民初学生的生活习惯为例，旧家庭出身的青年到都市后，穿上西装，便批评旧服，甚至要剪去乡下人的长衫。周策纵认为五四一代对传统的态度，与民初学生的生活习尚相似，都是披上西洋的新装来评中国的旧制，不能同情地了解旧制的渊源，分别其真正的长短。换言之，五四运动中如对礼教、伦理、文学、文体、政治、妇女问题等所做的“翻案文章”，都是以西洋人的眼光来裁断中国社会的一切现象。

所谓“依新装、评旧制”，确实抓住了五四人物喜新厌旧的心理，然而周策纵这个类比也不尽恰切，五四人物在古今中西之间的抉择，并非脱下长衫、换上西装这么简单，多半是对人对事、分场合而论的，有时穿西装，有时着长衫，需要深究的是他们何时换装，为何换装，为谁换装。李长之及周策纵早期的五四论，以胡适为假想敌，都未跳出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

三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不追求叙事角度的一致性，反而借助局内人与旁观者、赞成者与反对者、中心人物与边缘人物的不同视点，呈现五四叙事的多歧性，即《春秋公羊传》所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见闻异辞。”即便是同一个人的表述，也往往“前后异辞”。鉴于“五四”这个论题的争议性，周策纵的做法是尽可能援引各方面的原始材料，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

在围绕“五四”的话语竞争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一校一刊即北大与《新青年》为中心的五四论述。周策纵从周予同的五四记忆中发掘出另一条叙事线索。1930年周予同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去了的“五四”》一文，声称不能将五四事件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就当日客观的史实说，这完全是无意的错误或有意的欺骗”。他认为不能说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事件，因为五四事件的发生另有因素。周予同将五四事件与新文化运动切割开来，意在凸显他所在的北京高师在五四事件的酝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与以北大为中心的五四论述不同，周予同认为《新青年》并不怎么新，陈独秀、胡适诸人对旧文学、旧礼教的批判，在当时安福系的《公言报》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看来，或以为是离经叛道的；这些被成人社会视为洪水猛兽的言论，在北京学生界毫不觉得新奇。学生中流行的秘密读物不是《新青年》《新潮》，而是《自由录》《伏虎集》等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为了传播、研讨这些秘密书籍，高校学生中又形成一些互通声气的秘密团体。五四事件的发生，与这些秘密团体中的激进分子颇有关系。周予同认为五四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事先并没有得到新文化领袖的指导，事后他们也没有给予有力的援助，仍保持“讲坛派”的态度。政府方面却把五四事件误认作北大提倡白话、攻击礼教的结果，对《新青年》同人施压，反而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忽略了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秘密团体在五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张爱玲曾把五四运动比作一场大规模的交响乐，这场交响乐“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它的声音”（《谈音乐》，1944年）。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既要记录下这场交响乐的高低声部，亦不漏过其中不和谐的杂音。“文学革命”这一节便采录了辜鸿铭在上海《密勒氏评论》（Millard's Review）上发表的反对意见。辜将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称为“套鸟的圈套”，他绝不认同文言文是一种死语言，最直接的反证是在1919年中国所有的公文及绝大多数的报纸都是用文言文写作。在辜鸿铭看来，以胡适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不遗余力地矮化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啻于把自己变成“道德上的矮子”，矮到连自己语言中的高雅也感受不到（Against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原本是面向英文世界写作，自然会把五四运动置于同时代史中横向比较，提示我们注意到“五四”与世界思潮的同步性及不同步性。比如他指出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可能受到同一时期美国流行思潮的影响（29页）。自1912年哈莱特·蒙罗（Harriet Monroe）创办《诗杂志》以后，新诗运动震撼美国文坛；到1917年，甚至有人认为新诗是“美国的第一国家艺术”。胡适留美时期不仅是诗的复兴时代，也是美国文学和思想的新时代，被视为“美国的文艺复兴”。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以白话诗为突破口，进而将“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多少受到美国整体的时代氛围的影响。

 五四运动与世界思潮的不同步性，不妨以刊于《新青年》上的张崧年译《精神独立宣言》为例。周策纵认为1919年冬《新青年》杂志社发表的宣言，受到《精神独立宣言》的影响。而《精神独立宣言》事实上是一战后欧美知识界的忏悔录，反省欧战中智力对强权的屈服、退让，许多思想家、艺术家“从他们的知识、记忆、想象之武库，为怀恨、为结怨，找出许多新的、旧的理由，许多历史的、科学的、逻辑的、诗的理由”，把思想变为某一政治派别、某一阶级、某一国族服务的武器。为了清除战争留下的负面遗产，这份宣言特别强调精神独立的价值，要求智识阶层超越民族国家、党派政治、种族阶级的界限，只认一个人类，“一而普遍”的民众（The People）。《精神独立宣言》针对战时思想变节所作的自我检讨，与“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的政治文化诉求并不完全合拍。

除了局内人的“异辞”，周策纵亦看重旁观者的看法，他多次援引杜威对五四运动的观察与判断。譬如论及“五四”的合法性，杜威认为不要用西方人惯常的法律思维加以评判，要从共同体的道德意识来理解五四运动（172页）。杜威注意到在五四运动进行中，许多问题的解决是由公共舆论决定的，知识阶层及其他社会力量通过公众集会和电报往来的方式，迫使政府在外交问题及内政事务上做出让步。只有亲身感受到民众意志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才能理解“五四”的合法性（Justice and Law in China）。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采纳的英文材料，除了杜威来华时期的书信、言议，还有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记述（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及《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Herald）《密勒氏评论》《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

围绕“五四”的话语竞争，不仅是抽象的主义之争、思想之争，落到历史叙述层面，则聚讼于细节之争。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既有长时段的思想关照，同样注重有意味的历史细节。如论及二十一条的影响，不光交代条文的签署过程及具体内容，还特意点出这份文件上印有兵舰和机关枪的水印。似有若无的水印暗示了文件的内容和意图，二十一条对民族情绪的刺激，胜过真正的坚船利炮（20页）。又如写到1919年6月上海罢市前夕，满街都是头戴白帽的学生。戴白布帽是为了抵制日货，因为草帽多是日本生产的（157页）。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闲笔”，却能把读者带回历史现场，感受运动过程中民众心理的波动。

安克斯密特（F. R. Ankersmit）在《历史表现》一书中区分了两种对待过去的方式：“纪念”与“见证”。“见证”意在消除我们与过去的隔阂，“纪念”则建筑在时间的藩篱之上，把过去蛮横地置于算术框架中。在仪式化的纪念中，我们与过去的关系是被机械的时间刻度所决定的，最好是五的倍数，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只有在这样的算术框架中，我们似乎能完全掌控过去，过去俨然已经过去。

近年来“五四”遭遇的冷漠与质疑，可以用周策纵的一句话作回应：以“五四”超越“五四”。不是绕过“五四”，或把它送进博物馆，而是立足于“五四”本身来超越“五四”。如果我们承认“五四”的思想基调是重估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那么对于五四运动本身，连同“五四人”做出的价值评判，未尝不可因应不同的时代需求重新估价，只是不要再制造新的偶像。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一段活的历史，一场未完成的思想革命，“五四五四是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