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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维舟:中国人崇拜的龙究竟是什么?

维舟

2020-01-17 10:51  来源:澎湃新闻

在关于“龙的原型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上,之所以争论不休,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个确定无疑的原型生物,但文献记载中的“龙”却歧异丛出,似乎多种生物都是,又都不是,于是莫衷一是。我们之所以难以确切找到“龙”,很可能是因为在数千年的时空阻隔之下,我们未能充分理解古人对“龙”的信念。
首先要注意的是,“龙”所指的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一类动物”,具备某些特征者均可称为“龙”,一如“虫”是“鳞介总名”(《说文解字》),《尔雅·释虫》称“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故鸟兽鱼虫甚至人类皆可称为“虫”,老虎便被称作“大虫”,而老鼠在上海方言中也叫“老虫”。不仅如此,这种“类别”不是现代生物学分类意义上的“类”,而是一些共有的外观或内在特质。最显著的例子如“鲸”从鱼旁,显然古人因其外形而将之视为鱼类。
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其内在特质。余英时曾提醒:“我们都习知中古之人咸重灵界而轻物界。凡我们现在视为虚灵玄秘之事在中古皆是‘真实’,而今日被视为‘真实’的事物如身体与物质世界,在那时却被看做‘表象’。”中古如此,上古恐怕犹有甚之。换言之,当时的人们可能从神话思维的标准出发,将我们现在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物归为同类,理由是它们都内在地具有某些共同特质,而根据巫术的相似律,相似的东西就被视为同一种东西。
在此要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的原初思维中,着重的不是确定的物质本身。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在论述先秦哲学思想的《论道者》一书中发现,“五行”这一术语虽然普遍被译成“Five Elements”(五要素),但这其实却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思想中“五行”不是像古希腊“四元素”那样理解的是宇宙的构成成分,甚至也不是循环中的阶段(另一种译法将五行译作“Five Phases”,即五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们不是构成万物,而是在流动中生成万物,因而他主张译为“Five Processes”(五过程)。也就是说,中国人注重的恰恰不是“实有”的存在(being),而是联系,是其内在的德性(moral virtues),就像西医注重看得见的肌肉、骨头,中医却着眼于看不见的“经脉”;国际象棋占有的是方格,而围棋却是在点和线上。在龙崇拜上,与其说中国人崇拜与神化的是“一种动物”,不如说是“一种神秘力量”。

那么“龙”的特质是什么?如果其命名正是由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和空洞沉闷的声音,那么不妨推断,这最初是指向一种未分化的混沌状态。在汉语中有几组同源词:笼、笭;陇、陵;“玲珑”可想也是,另如空、孔、腔、肛、虫、洞、虹、拱、共、洪、鸿蒙、琼、穹窿、穷桑、空桑、空桐、窟窿等等,也都表有某种中空、弯曲的状态。王小盾以“空腔崇拜”概括这类现象:“崇拜有空洞的事物,例如崇拜石洞、葫芦、木箱、陶瓮、壶、舟、鼓、桶、瓜、蛋等等。从内涵看,空腔崇拜接近于‘母体崇拜’。”他甚至进而断言:“所谓‘龙’,不过是‘生命的胚胎状态或孕育状态’这一观念的代名。”
然而,龙在中国并非司繁殖之神,但鼍龙如雷鸣的叫声,使古人将之视为鼓乐之神、雷雨之神。这可与南方各族对蛙的崇拜对比,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蛙(天上水的主人)和鳄鱼(其语义地位为地上水的主人)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他发现,很多原始族群着迷于具有自然或人工空腔的物体,如竹子、鼓、树皮筒,而树干中空的木棉科树木则被南美土著视为“包含原始水和鱼的世界树”;在中国神话中,空桑、泡桐、葫芦也具有类似中空特征,这使它成为一种良好的容器,可“用于制造最珍贵的乐器”,最终“用来使自然界力量‘改变方向或抵挡’之”。在此,音乐并不仅仅是音乐,而被视为宇宙的节律,并具有召唤雷电和雨水的神力。
更重要的是,龙身上具有混沌不明的多重性,以至于让人困惑的是,它看上去既可以“是”不同生物,又都不是。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记载,突厥十二生肖以鳄鱼替代龙,并用nǝk一词(很可能借自汉语“鳄”)兼指鳄鱼和鲨鱼,而指称“龙”的nǝk yïlan一词直译即“鳄蛇”。蔡鸿生发现,突厥十二生肖中,“龙”最多变,时而为“鳄”,时而为“鱼”,“即使以汉语借词的形式出现,也往往音同义异,各有其‘龙’”,如土库曼人译为“鱼”,而诺盖人则指鸟或虫,阿尔泰人甚至理解为沼泽水鸟或长颈怪兽。他认为,“这大概是因为对突厥族来说,‘龙’是一种异族的神兽,本来就无法理解,难免越弄越玄了。”然而实际上,即便中国人自己,也同样把龙混同于不同类别的生物。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鳞虫有水、陆二类,类虽不同,同为鳞也。是故龙蛇灵物,鱼乃水畜,种族虽别,变化相通,是盖质异而感同也。……唐宋本草,虫鱼不分。今析为鳞部,凡九十四种,分为四类:曰龙,曰蛇,曰鱼,曰无鳞鱼。”他明白指出:鳞虫水陆皆有;外观不同但“变化相通”;而且古人对之“虫鱼不分”。最后这一点,在造字上就能看出:龙类的蛟、虬、螭均从虫,但《广雅》归入“释鱼”,《说文解字》认为“池鱼满三千六百,蛟来为之长,能率鱼飞”,视为鱼神;“鳄”字从鱼,据陆佃《埤雅》,古亦作“鮀”;而“鼍”字从黾(蛙)单声,同部的“鼈”字俗又作“鳖”或“蟞”,是大龟却又可从黾、从鱼、从虫。还有“鼇”字,也是传说中的大龟,今通作“鳌”,也可两从。
中野美代子指出:“在《西游记》成书的十六世纪,水族博物学尚不健全,大多将龟与鳄鱼混同在一起,归为龙的同类。东西南北的海中龙王分别称为敖广、敖闰、敖钦、敖顺,其中均采用‘敖’字,这也源于‘鳌’字。”但确切地说,这不是因为“水族博物学尚不健全”,而是中国文化的思维一贯注重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相通之处,这才倾向于将之归为同类,而我们现代思维则从实有存在的事物视角出发,总觉得这种思维显得含混、枝蔓乃至错误。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其名著《洁净与危险》中发现,《圣经·利未记》中对世间动物的分类很难用现代思维理解,她最终发现,这是因为在《圣经》时代的人们眼里,“圣洁”意味着从混沌中创造出秩序,将事物“分别出来”:“圣洁是以完整性为标准来检验的。圣洁要求每个人都要符合他所归属的阶级或阶层;圣洁要求不同种类、层次的事物不能混淆。……圣洁就意味着完整的,独一的;圣洁是统一的、内外一致的,无论个体还是整个类别都是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框架要求清晰的边界:“总的说来,判断某种动物是否洁净的原则,就是看它是否与其所属种类(的基本特征)保持一致。这些鸟类之所以是不洁净的,是因为它们在其种类中是不完美的成员,抑或是因为它们的种类本身混淆了世界的基本架构。”不同的动物应该各从其类,在《创世记》中展现的海陆空三界中照适当的方式活动,“任何生物,只要它不‘配备’适于其所在层位的正确运动方式,就是违背圣洁的。人们如若接触了它们,就没有资格进入圣殿。因此水中之鱼,凡无鳞无鳍的就是不洁净的。”据此,在陆地上爬行、蠕动的动物是不洁的,“因为它破坏了世界的基本分类。涌往群集的生物既不是鱼,也不是动物,也不是禽;鳗鱼和蠕虫虽然不是鱼,却可以生活在水中;两栖动物不是走兽,却栖身于干燥之地;有些昆虫不是鸟,却能够飞行。它们没有秩序可言。”
之所以要长篇征引,是因为这对我们认识中国神话思维中的“龙”极具启发。比照可知,中国人的观念恰好反其道而行之,龙难以归类、边界模糊的特性非但没有被视为不洁和邪恶,反倒被看作是神圣。在《圣经》中偏向于“从混沌中创造秩序”,是“从全部的材料中作出有限的选择”,而将混杂看作无序,但正如玛丽·道格拉斯也承认的,在原始无分化的宇宙中,“无序的含义就是无限,在其中没有实现过任何模式,但是它形成模式的潜力也是无限的”。在印欧系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偏重的是光明与黑暗的宇宙二元因素彼此不断斗争,但中国却讲究阴阳合一,是一个不分化的宇宙模式,这也意味着中国文明有一种特别保守的倾向。
比较神话学研究发现,人类不同文明中的大母神,如两河的伊南娜、古埃及的伊西斯、古希腊的得墨忒耳、弗里吉亚的赛比利、阿兹特克人的克特利丘、印度神话的雪山神女,“常是在外貌、性格和神职上兼有双重性的:她们往往集美丽与丑陋,仁爱与专横,光明与黑暗,理智与任性等于一身,是生命与死亡的主宰,创造与毁灭的源头”。在印度,每一位神都既有“温和相”,也有“畏怖相”,大神湿婆周期性地创造和毁灭整个宇宙。中国神话中的西王母也是如此,小南一郎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指出:“西王母本是东西、日月、男女等宇宙的二元要素具备于一身,统合并支配它们的。原西王母由于两性共具而表明了它的全能性质,但是在时代环境的变化之中,原西王母的绝对的机能被限制了,由两性共具而变为只有一方即西方、月亮、女性等阴的要素由它来代表。”这样,在汉代才出现了与“西王母”对应的“东王公”,他征引神话学家伊利亚德的观点认为:“成对的神常常是原来赋予这些神以特征的原始的两性共具者(androgyny)的后代变形,是一种不完全的公式化。”
两性共具是一种异常状态,但正如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所指出的,“异常(anomaly)是神圣的一个突出特点”。这可能让人感到恐怖,也可能受人推崇。在纳瓦鹤印第安人中,雌雄两性人也被视为不正常,“但它激起的不是可怕和恶心,它激起的是神奇和惊惧的情感。阴阳两性人被认为是得到了神的祝福者,而且,他们可以把这种祝福转施与人。”克利福德·吉尔兹据此认为:“雌雄两性人也许是上帝造成的,但所有其他的结论却是由人设定的。”因此,西方思想注重实存、秩序,边界清晰,排斥厌恶模糊、混杂,但中国思想却认为混沌才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力量。
被归为与“龙”相似或相通的那些生物,除了鱼之外,另如鳄、蛇、龟、蛙等均冬眠,在古人看来有如周期性地复活,且几乎无不是两栖的(猪虽为兽,却喜水),具有水陆二重性,能从水中取土。穿山甲在今天看来是爬行类,但古人称为“鲮鲤”,造字从鱼,《本草纲目》归入龙类,因为陶弘景称它“形似鼍而短小,又似鲤而有四足,黑色,能陆能水”,它被看作是两栖有脚的鱼。而龙更为强大,在获得飞翔能力之后,甚至能遨游水陆空三界——这是任何神圣生物都无法比拟的,凤只能在陆空两界,龟等则只在水陆两界。这是鱼崇拜的升级版,因为鱼只能在具有巫术力量的原始水体中,但在进入农业文明之后,土与水开始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此时龙就比鱼更为重要了。试想,龙既是鱼,也是虫,又是蛇,既能水生,也能上陆,在水中穴居,出没无常,不受任何边界限制,甚至“自为牝牡”(雌雄同体),集各种特质于一身,统合支配宇宙中相反相成的各种元素,诚可谓“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既然这种神性是整全的、未分化的,势必也就是丰富的,因为所有的“多”都是从这个“一”中间生成的。《太平广记》卷四六四“鼍鱼”条引《感应经》:“其一孕,生卵数百于陆地,及其成形,则有蛇、有龟、有鳖、有鱼、有鼍、有为蛟者,凡十数类。及其被人捕取宰杀之,其灵能为雷电风雨,比殆神物龙类。”常被视为古代科学家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同样记载少时在闽中见到鳄鱼,“大体其形如龟……生卵甚多,或为鱼,或为鼍、鼋,其为鳄者不过一二。”这种看来完全违背现代生物学原理的观念,只有在这样的巫术思维中才能得到理解。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中西思想均强调神圣事物的整体性(wholeness)和整全性(completeness),但却迥然相反:西方是排他的,圣洁的整全性意味着杜绝任何污染,然而在中国人的理解中,整全性却是包举一切。
由于同时兼有双重属性,交通天地,集善恶、阴阳于一身,这自然会让人感觉捉摸不透、神秘莫测。《风下之乡》中提到北婆罗洲土著对鳄鱼的崇拜与此相似:“在京那巴当岸河上,鳄鱼被看作是对人的威胁,因此是‘坏’的,杀死鳄鱼并不犯忌;而在加拉巴干河流域的人们眼里,鳄鱼是‘好’的,任何人去惊扰鳄鱼都是犯忌的行为,因为有了这种人和鳄鱼之间互不相侵的约定,一旦人破坏这个约定去骚扰鳄鱼,鳄鱼就会报复性地‘变坏’。如果我们是在加拉巴干河,是绝对不会去杀死这条鳄鱼的,这种行为会立即结束人和鳄之间的友善关系。然而有一点,无论在什么河上,我们都不能说‘鳄鱼’这个词,本地人相信,提及它的名字会吸引它的注意,并诱发它的残暴,因而‘鳄鱼’始终被‘爷爷’所指代。”希罗多德在《历史》将鳄鱼称作是“水陆两栖的四足兽”,“有一些埃及人把鳄鱼看成是圣兽,但另一些埃及人则把它看成是敌人”,这正是因其善恶两重性。
中国的龙也是如此:它既表吉祥,又有恶龙,但这种善恶其实都是后世人为区分的结果,其最初的面貌极可能既善又恶、非善非恶,神秘莫测。只有单独的“阴”或“阳”才是清晰的,彼此交错则势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光怪陆离、繁复混沌的面貌。兼具两种特性被认为是阴阳调和之后更强大的特质,高诱注《淮南子·说山篇》:“玉,阳中之阴也,故能润泽草木;珠,阴中之阳也,有光明,故岸不枯。”不仅如此,神性中的二重性还能互通,甚至相互转化。中野美代子在对《西游记》的研究中指出,猴子被称为“弼马温”(避马瘟),是因它具有两义性,“既是害群之徒,又是马的保护者”。
中国先民认为,宇宙的力量不断在流动、变易,故占卜之书称为“易经”,八卦之象则称为“爻”,《说文解字》解释:“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乂”是古文“五”,表示错杂或“天地交午”,这被认为是宇宙的最终奥秘。龚鹏程《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开宗明义指出,汉字“文”的本义乃指“阴阳交感、异类相交”,而“章”也指异类交错间杂。
由此我们也能理解,蛟龙之“蛟”,并不像《述异记》所解释的,是因“其眉交生,故谓之蛟”,而是因为古人相信它是阴阳交感这一宇宙终极力量的神显。这一神秘力量能够以不同形象显示自我:在鳞虫为“蛟”,在鱼为“鲛”(日本至今称鲨鱼为“鲛”,音读为こう,kō),《中庸》提到“黿鼍鲛龙”,本又作“蛟”,说明在“虫鱼不分”的古人心中,这两者相通。在兽则为“狡”,《山海经》中这也是一种神兽,“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这表明其交错的皮毛纹理是神性的体现。在马也有“駮”,古通“驳”,传说中是一种似马而能吃虎豹的猛兽,后世多以为仅是指其皮毛颜色不纯(所谓“斑驳”、“驳杂”仍保留此意),但如果明了这些命名的本意,则可知秦琼那匹骏马“忽雷驳”,何止仅指其为杂色而已?那是隐喻其为神兽。
龙、凤、麒麟、玄武这类复合形象的神兽,由于其神性本身就是二重乃至多重的,兼备多种神能,因而形象势必不可能单一对应某种现实中的生物。现在广为流行的十二星座中的摩羯座(Capricorn),在古希腊原为一种半羊半鱼的神兽,也即身兼水土二重性,但东传后,印度本土没有这类怪物,只能改用印度神话中的Makara来替代,汉语的“摩羯”即因印度“中介”后的音译而来。摩羯在梵文中常被视为海龙(sea dragon)或水怪(water-monster),现在通常认为源出印地语中对鳄鱼的称呼magar,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原型是儒艮、海豚,甚至是水牛或犀牛。在汉译佛经中,它一般被称为“摩伽罗”,被理解为是大鱼、鲸鱼、巨鳌。有趣的是,它的另一个名称Kumbhīra/Kubera(似是Capricorn前半的音译),在汉译佛经中作金毗罗、宫毗罗或俱毗罗,常被视为对应于中国的蛟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四三“蛟龙”条下注明:“梵书名宫毗罗。”甚至有人主张,作为孙悟空原型之一的水神无支祁,其实就是梵文Makara的吴语音译。
和龙一样,摩羯形象在演变中,也添加了各种不同动物的形态,虽然其某些形象还能分辨出鳄鱼的样子,但又常有着鱼尾,而最特殊的,是其上腭变成了象鼻,因为象在印度文化中是陆地之王,以此可赋予摩羯在水陆两界的神力。这类神兽在形成之后,当文明再向前演进时,就会被人形的神所取代,在西方文化中,原先被崇拜的神兽往往在被妖魔化后遭到镇压,蛇神变为蛇妖,重心转向英雄主义。在印度,它们成为新的人形神的坐骑,其神力也就转移到座主的神灵身上。如摩羯原应为水神,后来却成了恒河女神的坐骑。
在中国,神兽的结局最为和缓而特殊:既没有被妖魔化,也未被镇压,驯服它们的却也不是神灵,而是祭政合一的帝王。像御龙氏(刘累豢龙)、“萧史乘龙”(“乘龙快婿”的典故出处)这样的记载和传说或许表明,在先秦时代的观念中,乘龙、使凤很可能原本并非帝王的专利,而是掌握巫术者均可为之。在后世的道教思想中,得道者仍可借助龙、虎、鹿三蹻的脚力,上天入地,穿山下水,并同鬼神相交往,或许便是这一观念的残余。由此来看,自古以龙为帝王座驾,虽然被普遍视为王权的象征,但这背后其实是神权,御龙者即获得了龙统合支配宇宙的神力。只是在“绝地天通”之后,帝王逐渐以垄断的神权来巩固自己的王权,又进而以王权确保自己神权的排他性,最终使“真龙天子”成为这一神秘力量的唯一合法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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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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