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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杨奎松:历史写作的情感、概念与叙事

陶胡昀 整理

2019-12-05 10:18  来源:澎湃新闻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2019年4月23日在历史学系唐小兵副教授主持的“史学论文写作”课程的讲演。
杨奎松教授
同学们好,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每个老师研究历史的方法、包括他们写作的经验,都不一样,所以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如果每位老师都为你们做一个这样简单的介绍,讲述一下自己的写作经验,可能对你们更有帮助。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个人的写作与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我认为我的研究写作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比较擅长逻辑思辨。在史实研究方面,我比较善于透过古人及今人的文字表述,及其与相关史实间的逻辑关系,发现问题。再一个,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我自己经常需要警惕的弱点,就是比较感性。虽说做历史的人需要客观、中立,要尽最大努力不夹带自己的感情色彩去著书立说,但要我在阅读、梳理、讲述一个个鲜活个体的苦难与牺牲的时候,无动于衷,不问一个为什么,也确实做不到。记得是在世纪初年的时候,当时《历史研究》的主编在电话中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能否用最简单的几个字概括一下自己的研究特点,我当时直接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字:“情”。我之所以会这样说,就是因为我很早就注意到我在研究中确有这样一种特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观察,我也确信,我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偏激,以至于偏离学术研究的轨道。恰恰相反,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家都很强调陈寅恪先生对治史者的一个要求,即治史者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但我注意到,并不是所有治史者都能够把陈寅恪所说的“古人”平等视之。可以说相当多的人其实只能“同情之理解”某些“古人”,而无法同情于另外一些“古人”。
“同情之理解”其实也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倡的,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共情”能力。只不过治史者面对的不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而是和我们在思想、观念、立场、情感,乃至基本的知识文化,都相差悬殊的历史中人。我们无法与他们直接交流,只能在历史留下来的故纸堆中,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来重建当时的历史场景与古人“不得不如是”的因果关系,故需要通过移情式的“神游冥想”,设身处地地实现对古人情感及思想的了解与把握。但问题是,“同情之理解”和我们情感、立场、信仰及利益相近之“古人”并不难,难的是我们能否与那些和我们在历史上格格不入甚或曾经你死我活的“古人”呢?毕竟,只还原一方面的“真实”是无论如何也还原不了历史真相的。
举一个例子,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相信大家都知道100年前五四运动时有一个曾经领风气之先的杂志,叫《新青年》,它的创办人,也是杂志的主编叫陈独秀。毛泽东称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从1921年至1927年担任过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1927年,因为国共破裂,共产党损失惨重,当时党内把所有的账都算到了陈独秀的头上。1945年中共中央形成的“历史决议”,还给陈独秀正式戴上了一顶“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时,仍保留了这样一种评价和定性。然而,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共党史学界的部分学者就已经利用苏联新开放的档案文献,开展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大家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陈独秀当年与负责指导中共的苏联顾问以及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存在着很多分歧,但他并不能左右中共的路线政策。特别是在国共关系问题上,陈独秀当年的不少主张不仅不“右”,在斯大林及其苏联顾问看来还明显过“左”。因为陈独秀是总书记,在路线政策上不能不听莫斯科的指挥,最后失败了,就说是陈独秀“右倾投降”造成的,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因此,一些研究者早就想要为陈独秀翻这个案,但这件事差不多拖了20年时间才有所改变。
陈独秀
1999年,《近代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运用大量档案文献批评陈独秀当年“右倾投降”说的研究论文。两年多后,官方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也放弃了陈独秀“右倾投降”的提法,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一改变不可避免地推动了陈独秀研究热。许多研究者并不满足这样的结论,又开始就陈独秀如何正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如何错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我看来,官方态度的松动和变化,已经显示了学术研究所起的作用,这就够了。政治上的事情,并不能完全靠学术研究来起作用。而更重要的一点是,陈独秀研究,根本还是一个史实研究,我们的目的,是在还原其本来面目。并不能因为我们注意到陈独秀确有些先见之明,就可以转过来批评莫斯科当年都是错的,陈独秀当年都是对的。何况,按陈独秀当初的意见,不与国民党合作,或早两年与国民党分手,是否就一定对中共的发展有利呢?我想,即使纯粹从中共自己的利益出发,大概也没有谁能证明这种假设是对的罢。
从这个例子可以了解,情感或立场对历史研究会有很大的影响。当你的情感或立场倾向于某些“古人”的时候,就容易移情和换位;能共情,理解也就很容易了。在此基础上,依照这一方面“古人”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及其相关回忆史料等等,要还原有关他们的某些历史真实,自然也不会太困难。但这样的求真,也很容易和历史上的“古人”一样,深陷于另外一种偏向,即很容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因而也就很难对其他“古人”,特别是那些与你的研究对象处于对立面的“古人”去“同情之理解”了。不能还原其他“古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我们再努力写出的历史也还是片面的,不仅还原不了历史真相,还会和其他情感、立场不同的研究者的研究,尤其是和各种“粉”眼中的历史真实,冲突对立,最后弄得大家在谁个真谁个假的问题上还会斗得你死我活。
这也是为什么,历史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研究者必须要能做到客观、中立。有同学可能不理解,又要“同情之理解”,又要客观中立,这不是矛盾吗?其实不矛盾。任何一段历史的生成经过及其原因往往都是复杂的,当事者留下的资料都有片面性。张三认为的事实未必是李四认为的,李四认为的事实又未必是王五认为的。换言之,历史当事人看到的事实,多半只是事情发生的某一个侧面,甚至是很不准确的一个侧面。这些片面的事实并不是没有价值,因此治史者要运用“同情之理解”的方法,去向历史各个当事方逐个去探求他们所认为的“事实”究竟为何。而要能做到不偏不倚地努力“共情”于历史当事各方,首先就要确保我们对事实没有选择性障碍,不会先入为主地因为情感倾向于这一方,就不去对另一方或其他当事方做“同情之理解”的发掘研究工作。实际上,历史研究就是建立在搜集整理、考证求实、比较分析各种零碎的、部分的、片面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事实”的基础上,来重建历史真相的。任何建立在一方观点、史料和情感立场上的历史,都不是真历史。
说到历史研究中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情感关怀和立场中立客观的关系问题,还有一层意思要说明一下。那就是,治史之人一定要避免把现实与历史混为一谈。举一个例子,前些年ISIS很活跃的时候,曾通过录相公开播放斩首人质的经过,此事引起过文明社会的一片哗然。各国之所以都很难接受这种作法,不是它们的历史上没有过用于威嚇和羞辱的斩首示众的刑罚,而是近几十年来这种流行于中世纪的野蛮的处决人犯的方法,在现代人道主义的国际舆论压力下几乎已经绝迹了。
从这件事上,我们不难看到当今人类社会的分裂现象:整个国际社会的主流观念,特别是国际法的观念,是现代的,但仍有相当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连同观念文化,还停留在中世纪。政治学家亨廷顿断言这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但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其实是社会发展程度差异带来的。在人类主体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下,斩首示众的作法自然是要受谴责的。然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对历史上古人种种不合于现代价值观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却不能以现代文明的观念简单化地做是非善恶的评判。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线性的、渐变的、有阶段性的,有先有后的。就像处决人的死刑方式,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五马分尸,到凌迟,到绞刑,到斩首,到枪毙,再到电刑、注射等,虽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总的趋势是野蛮的程度逐渐在减弱,而且越到现代这种变化也就来得越快。了解到这一情况,我们也就知道,无论今人多么不认同古人的想法与作法,但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下,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管我们看得惯看不惯,用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话来说:我们父祖辈就是那个样子。
对古人及其历史上的事件,历史研究能不能加以评价呢?当然可以。但我意只能在两个层面上考虑评价问题:一是基于他们所处时代及其社会主流的价值观、道德观、人权观和自由观来做评价;二是比较他们之前及他们之后历史发展走向,来判断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功过如何。
但无论如何,评价“古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要说古人,就是我们想要准确评价我们身边熟悉的人,都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又何况我们研究的是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些人和事呢?因此,我们的任何评价充其量只能就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结果及其历史影响的角度,给出我们的看法,特别注意不要轻率揣度古人的动机或心理。
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最好抱着一颗敬畏之心。历史上的很多事情,真换了我们做到那个位置上,还未必做得比古人好。所以,“同情之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要“同情之理解”历史人物当时的“不得不如是”,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评头品足。时代如是,环境如是,观念文化如是,地位权力如是,利害关系如是,谁处在那样的条件下恐怕都会那样想,那样做。个人的、组织的、制度的因素有没有作用?当然有。但不要忘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组织、制度,依旧是那个特定时代、环境、文化、权力、利害等关系的产物。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因此,历史研究的任务,根本上还是在于要努力把这一切影响的因素梳理清楚,并据此来分析说明历史发生“不得不如是”的来龙去脉,以求最大限度地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
谈到史学论文写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这里只说一下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文史不分家,这一点同学们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如何做好一篇史学论文?我的意见是一定要学会讲故事。对讲故事,我有两点建议:一个是要有好的素材,要找到一个好的问题点切入进去。所谓好的问题点,指的就是要找到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能够为读者接受,读了确有触动或有收获的话题。总之,要明白我们是在讲故事给读者听,切忌闭门造车,只想着如何满足自己发表论文的需要。再一个就是要有好的文笔和文学创作的功底了。要想把故事本身讲得生动,能够有悬念,有转折,层层递进,由浅入深,能给读者以触动,首先自己的文字要足够好,至少要很流畅,能文笔生动则更好。其次要有好的问题设计和逻辑构思。要想吸引读者能够把一篇长文甚或一本书读下去,除了在开篇就提出吸引人的核心问题外,还需要在行文中不断地提出一些进行性问题,或一步步给出解答,或最后再把主要包袱抖开。
第二个就是要严格概念的使用。很多同学应该知道德国史家兰克。兰克以前是没有职业史学家的,不论是修昔底德、塔西佗,还是吉本,亦或是司马迁,他们的著作都是叙事的。兰克以后,职业史家陆续形成,同时社会科学研究日渐兴盛,历史研究受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甚深,理论色彩日渐浓厚。由此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也在逐渐地显现出来。好处是传统叙事性的研究很难在有限的文字中讲清楚研究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引入社会科学的方法、概念,会较好地引导治史者提出清晰的问题并注意挖掘故事中的道理。同时,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概念和理论,也能够较概括地阐明自己的论点。坏处是,科学模式下的论文写作、发表都越来越格式化了,不少历史学者不愿意,也不会讲故事了。不少人甚至认为必须把历史论文写得理论一些才显得“高大上”。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是,太多的社会科学概念被引入到历史叙事中来,它们不可避免地对读者造成了很大困扰。
利奥波德·冯·兰克
讲故事的叙事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通俗易懂,符合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社会科学的最大特点,一是门类繁多,专业性极强;二是新理论、新概念层出不穷,日新月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就是一个爆炸式的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包括西方各种新史学的重要阶段。老实说,我那个时候好多新书都看不懂。包括当年我们一些潮流跟得紧的同事写的,满是新概念、新名词的论文,我也看得眼花缭乱,几乎不知所云。
现在看来,历史学研究和写作,还是应该坚持走叙事的路。年轻同学有必要从开始写论文时起,就先注意养成一个习惯,即我经常说的,我们要把读者想象成完全不懂我们想要讲述的那段历史和我们想要讨论的某个道理或观点的最普通的人。我们从提出问题,到开始设计文章框架与论述逻辑,特别是开始进入文字表述的时候,就要注意提醒自己这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避免把文章写得诘屈聱牙、晦涩难懂。在这里特别要注意概念的使用问题。除了普通读者不大容易读懂的各种生僻新奇的专业概念尽量不要用以外,即使使用我们自己觉得明白的各种名词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两点:一是其涵义必须界定清楚,并且从头到尾一以贯之,千万不要稀里糊涂,导致同一概念在文中的意思变来变去;二是每个必须要使用的重要概念最初出现的时候,都要尽可能地在正文中,或在注释中,对其涵义做出说明或解释。
第三,把握好叙事的时间性。我们所说的“历史”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沿着时间顺序生成的一段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结果。我这里强调时间性,主要指的是这样几个意思。第一是故事发生的特定时间背景。注意这一特定的时间背景,就是要注意区别它与其他时间背景不同的特殊性;第二是故事生成发展的动态性和阶段性。注意其动态性,是强调其随着时间演进而生的不确定性或变动的状态;注意其阶段性,是强调这种变化通常是可以划分阶段来考察并描述的。第三是讲述及论证过程中论据使用的严谨性。这是指文章写作过程中作为论据的史料引用和史实说明,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的顺序来使用。我当年做编辑时,拿到新的投稿,第一自然是看标题,第二是看前言和结语,第三就是看引文注释。看引文注释,除了要看规范不规范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看作者引用证据时,是否会出现时间倒置的情况。应该说,在史学研究中,这种情况出现得较少。但八十年代前期我做《党史研究》编辑时,为了论证某种观点,党史研究的作者常常会拿完全不能成为证据的产生于后来的史料,来论证他想要说明的前面的史实。这显然不是历史研究的做法。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要求我的研究生做论文时,一定要先做资料编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做资料编年,就是要让学生在做论文之前,先就养成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史料和建构史实的习惯。资料编年做得好,也就意味着他对历史发生的经过、阶段、问题点,包括资料缺漏之处,大体都心中有数了。这样的同学肯定不会犯乱点鸳鸯谱的错误。
最后一条,是从最初决心要做历史研究,开始找研究课题之日起,大家就一定要争取树立起较明确的问题意识。我们一直在强调,写任何论文,或做任何研究,都要有问题意识,即绝不要在自己毫无目标的时候,盲目跑到一个档案馆里去,看到哪些材料开放的程度高,就扎进去搜集一批材料,然后就着这些材料想一个题目,完成一篇论文。我们碰到过许多这样的学生,歪打正着的不能说一个没有,但基本上都很失败。勉强能毕业,之后的发展也很不理想。问题意识怎么形成呢?一是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点,能够在此基础上自觉地做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二是一定要有较强烈的现实关怀,或叫人文关怀。这方面的问题我过去讲得很多,也有长篇的文字发表,这里就不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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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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