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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成长初始革命年(下)

2019-11-15 12:3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编者按:从革命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王安忆的写作生活离我们那么远又那么近。她用隽永的文字,流露情感,铺陈逻辑,诉说自己的生命理路,”从个人经验出发,梳理自己的来路,那是成长的源头也是思想的源头。相比于后天的补足,这里是“王安忆说王安忆”,是最独特的所在,感性大于理性的自白。
同住一栋楼的小孩子中间,外婆似乎对我有特别的器重,常邀请我上楼去,和她的外孙女儿玩耍。也可能是我与她小外孙女年龄相近,而独生子女的寂寞是可以想见的。尤其是,没有兄弟姐妹分享家庭福利,他们多半缺乏妥协的意识,不擅长与人相处。这孩子常常一个人站在二楼的楼梯口,这个角度正好看见底楼房间里的孩子们嬉闹游戏,我们楼里严格讲只有我们与另一家多子女。她眼馋地看着,然后在大人的叫唤下转身上楼,那背影相当孤单。上去三楼,就会发现楼下几乎是一个草莽世界,大人在家还好,一旦上班,小鬼当家,奔跑、叫喊、吵嘴、哭泣,但一切都止于通向三楼的楼梯口,无论多么调皮捣蛋的角色,都不会莽撞到私闯三楼,当然,那小外孙女也不能擅自下楼。外婆特许我进他们家门,那孩子对我慷慨极了,将她的玩具兜底倒出抽屉,摊在蜡光油亮的地板上,同一种材质的地板,我们家和他们家完全两个面目。她的玩具与我的也完全是两路,她的,更像是旧损的生活用品,废弃后让孩子私藏起来。这些器物的残片,有一种华丽,又有一种颓废。比如,哑了的八音盒,盖板上是螺钿镶嵌的芭蕾舞女郎;缺裂了的赛璐璐茶碟;胸针的骨质饰面上的玫瑰泛黄了;断了环扣的项链……它们散发出陌生却又魅惑的气息,相形之下,我自己的玩具变得索然无味。那些娃娃、积木、办小人家家的碗盘,木质的汽车,玩沙子的小桶和铁铲,事实上,玩具都是仿真品,缩小版和幼稚化的,而三楼女孩的,却是真家伙。
这小姑娘游戏也是来真的,比如,烹饪。她会给自己,现在还捎上我,做好吃的。我最喜欢她做的是面饼,面糊里打进鸡蛋和白糖,调匀了,铁锅里的油也热了,一勺面糊放下去,圆圆的荷叶般浮在锅底,油珠子围着周边滋滋地冒泡,真是香甜。她很舍得用料,要知道,白糖食油这类物质,都在国家管控范围,外婆却由着小孩子任意消耗。显然,他们家无论财政还是供给,都有着计划外的渠道来源。后来,我稍长大成人,接触社会逐渐广泛,就知道这城市有不少家庭,依赖特殊的进项维持生计,多少有些神秘,带有违禁的意思。小学里有个同学,父母在香港,他们姐弟随祖父母生活,她的衣着和文具都显得新颖。曾有一度,我与她往来密切,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总是十分渴望友情,她爱送我礼物。有一次,母亲很敏锐地在我铅笔盒里发现一支花杆铅笔,明显是舶来品,勒令我归还,并且亲自监督执行。她凑到我耳边,放低声音,问:为什么?我移开耳朵,埋头在作业本上。从此,我见到她就止不住满脸窘色,而她,也很识趣地疏远我,就此中断友情,小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很脆弱的。后来,她去香港与父母团圆,在我们同住的街道上,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我想,香港作家陈冠中,大约也是当年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我母亲也干预我与三楼小姑娘的亲昵,常是以抽查的方式。午觉时候回家,发现我没有在自家床上,便让保姆上楼去,将我从人家席上喊起来,小姑娘从午睡中醒来,眼巴巴望着我下楼,心里边大约也和那个小朋友一样疑惑:为什么?外婆下一日还是会来叫我,我不知道外婆对我的喜欢来自哪里,有一日,她说我长得“趣”,那时,我对上海话所知甚少,以为是说我可笑,经解释才明白原来是“俊俏”的意思,难道因为这一点向我打开大门?显然不足够成为条件。倒更像是一种争取,三楼的世界,宽敞、整洁、富庶、秩序井然,从阳台眺望,可看见弄堂前面女中的操场。这女中是一所初级中学,生源在中等水平,看她们在操场上活动,如同蚁群一般,就觉得命运很不幸,而我们断不会进这样的中学,肯定会有着更光明的前途。在六十年代上海,这样的楼层几乎可俯瞰人间,头顶上是蓝天。快乐总是被母亲中止,她一下班回家,就要找我。很快,我就学会在母亲到家之前下楼来,于是,到三楼玩耍多少变成一种地下生活。
母亲防御市民风气溽染的同时,又常有妥协,比如,她对“先生”“师母”的称谓逐渐处之泰然,偶尔的,让保姆向外婆请教菜肴的做法,还有一回,学校临时通知我去少年宫接待外国小朋友,来不及准备衣着,母亲亲自上楼借那小姑娘的裙子。外婆一下子拿出三条,母亲很有眼光地选中紫色蕾丝边的宽背带裙。因我比那女孩个头略高,所以裙摆短到膝上好几公分,篷开,类似芭蕾舞裙,很出了风头。这些学习借鉴并不妨碍母亲继续警惕我们被物质主义演变,尤其居住商业区的淮海路,红尘滚滚。那女孩的零用钱比我宽裕得多,又很慷慨,夏天,她请我去跳水池游泳。跳水池是带有俱乐部性质的游泳池,票价很昂,进出都是中产以上阶层的时尚男女,对于小孩子难免过奢了。这女孩特别有运动素质,泳技出色,而我,一口气游毕便难以为继,无论年龄、身份、技能以及孩子气的泳衣,都和跳水池的格调不搭。她呢,宁可陪我在浅水区玩水。每次去跳水池,我的心情都很沉重。接受他人的礼物,价值远远超过一支舶来品铅笔,对母亲是严重的背叛。跳水池的享乐空气更有一种颓靡,与新时代不符,我仿佛就要堕落了。避开耳目,潜出家门,又潜进来,悄悄清洗泳衣,晾在院子的一角。玩耍的乐趣尽数抵消。终于有一日,我们已经走到跳水池,排在买票的队伍里,我却突然消沉,鼓不起勇气,退出来,一个人回去。小伙伴的眼睛一直在身后,失望和不解的,烧灼着我的背影。
住在这条街上,无论纵向的历史,还是横向的阶层,物质精神,法内法外,幕前幕后,全混杂一起,相安无事。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协调功能,将各种差异甚至冲突,有效地消化,最终各得其所。比如,某一条弄堂,弄底是资产者的独幢楼房,弄口的老虎灶住着祖孙二人,卖水为生,两家的孩子且在一所小学一个班级读书;公寓里的孩子和背街上烟纸店业主的儿子,也是同班同学;如我们这幢文化机关所属房屋的左邻右舍,一家是沪上最大绸布庄老板的长房,另一家是开业的私人诊所,再过去一幢,则是市委机关事业处的房屋,多是山东籍的公务员家庭,刚从乡下出来不久的孩子,穿着土气,依墙坐在小板凳上,怯生生地看着弄堂里过往的邻人。这些公有权的房屋的住户,具有相对的流动性,迁进迁出频繁,不像那些拥有产权的老住户,从某种角度看,它们积累着这城市的历史生活。当然,积累是脆弱的,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中,几近灭顶,但当大潮退下,回首望去,又露出水面,方才知道它们的顽固性。
本文摘自《成长初始革命年》,王安忆 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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