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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成长初始革命年(上)

2019-11-14 12:2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编者按:从革命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王安忆的写作生活离我们那么远又那么近。她用隽永的文字,流露情感,铺陈逻辑,诉说自己的生命理路,”从个人经验出发,梳理自己的来路,那是成长的源头也是思想的源头。相比于后天的补足,这里是“王安忆说王安忆”,是最独特的所在,感性大于理性的自白。
倘若以演义的方式看历史,我们这类家庭,住进上海中心区的淮海路,掺杂于小康市民之间,就有些草蛇灰线春秋笔法的意思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新旧交替,对上海,不只政体的改换,更涉及生活理想。近代中国大陆,长江三角洲临海口的滩涂,在极短促的时间内,迅速培养成一种新人类。不久前,流连乡土,经历着荒年饥馑,丰年谷贱的耕农命运,倏忽跃入资本飞地,于工业社会细密分工中,领取生计。左翼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里,无产者受剥削和压迫的苦状,到坊间民里,则另有一番面貌。比如,有一首上海女工的歌谣:
栀子花,朵朵开,
大场朝南到上海,
上海朝南到外滩,
缫丝女工好打扮,
刘海发,短袖衫
    粉红裤子肉色袜,
蝴蝶鞋子一双蓝,
左手戴着金戒指,
右手提着小饭篮,
船上人,问大姐:
“啥点菜?”
“无啥菜,油煎豆腐汤淘饭。”
歌中人物大约是从包身工熬出师的正式工,在精英知识分子眼里,是不觉醒,需要启蒙的民众,而在他们自己,何尝没有一种满足与得意,一双空白的手挣出衣食温饱。古人说,有恒产方有恒心,这些从破产的农业中逃离出来的赤贫者,终能安居乐业,规划人生。歌谣中满溢着的喜悦,庸俗是庸俗,但却也是新鲜的。
后来,我们在这城市将邂逅的无产阶级,与政治教科书上,形貌相距甚远。我的同学中,往往由父亲一人养育全家老小,因母亲是全职主妇,起居饮食均为中上。相比较,我们这类干部家庭,反显得物质匮乏,生活粗糙,所用家具多为公家租赁,钉着写有编号的铁皮牌子。家中保姆又是从军中随来,收拾房屋犹如打扫兵营。我家所住的新式里弄,规格为蜡地钢窗,可无论主仆都不知何为“蜡地”,拖把浸饱水,来回几下子,细柳条木地板上的蜡便清洗殆尽,再几下子,漆色褪去,煞白一片。床单被单似乎唯有一套,没有备用的替换,大好的太阳天里,一日饮食从简,全力拆洗晾晒,赶在就寝之前缝好铺就。我们还显得教养不足,亦因为好奇心重,常会在不恰当的时间进入同学家中,或者过度滞留。看人家围桌用餐,饭桌四边垂下线钩的蕾丝,碗盏盘盏镶着金银线。做父亲的用毕离桌,独自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这中年男人长相英挺,穿着整齐,除去居住逼仄一项,其他与有产者无异。可偏偏学生表格上,成分一栏赫赫然填着“工人”二字。这一类工人同时又是高薪阶层,名曰“保留工资”,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前沿用下来的旧人,履行了新政权对民族工业的保护政策。“文化大革命”中,学校进驻工宣队,来自杨树浦大工业区,苏北口音,蓝布工装,这些还合乎概念中的产业工人,可是嘴里镶金牙,且又超出常识范畴了。这城市劳动者的另类风格还体现在保姆的人群。我家楼上住着一位延安时期的音乐家,他家保姆单独起炊,菜谱和餐具都在自用的系列。她用餐也是我们观瞻的节目,即便只是一个人,又是公用的厨房,依然保持着餐桌礼节,那就是正襟危坐,目无旁顾,细嚼慢咽。对我们,她并不驱赶,相反,有几分欢迎。在她,以及邻人们,都认为有义务教育我们,什么是生活。
推进新式里弄或者公寓大楼的一扇门,扑面而来酵母和葱蒜的气味,那么,十之八九,是南下干部的居所。鲁豫皖的籍贯,主持内务的可能是族中一位寡居或未嫁的姑舅表亲,裹着小脚,扎着裤腿,一身黑布衣裤,与厨房浴室四壁的白亮瓷砖形成对照,其中包含着历史政治的隐喻。这城市的建筑里,嵌着许多隐喻,再物化为具象。倘也要归纳,我想,我们家的声色气味,大约可定为“酱”一系的。
方从征战中走出,陡地收住脚步,安营扎寨,凡事未有从长计议。父母选择居处的心情大约如同行军途中号房子,所以就会将成套的打散拆零。如我们这种没有原乡的家庭,没有故亲故旧,就是由保姆来决定生活方式了。我家的保姆,不知因循哪一条源流,是军区所在地南京,所以招聘多来自江苏北部?我的奶妈就是六安人;或者上海城市,这一行业以淮扬为主?总之,我们家的保姆,都是这一籍。其中一位,在家二十多年,带大两代人,又如家庭成员,密不可分的,就来自高邮县西北乡。在我们家庭城市化的过程中,她们起到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就是那一位老保姆,十四岁来到上海帮佣,亲历各历史阶段,上中下各阶层变迁,于是深知其变中的不变,由此树立原则,立志遵守。比如,她决不跟风新派,称雇主为“同志”,坚称“先生”和“师母”,数度纠正,终究拗不过她,只得由她去了。淮扬,尤其乡间,烹饪以油酱为主,事实上,保姆们,多少也有迎合我们粗放食风的考虑。因此,我们家的菜系一律为红烧,红烧肉,红烧鱼,红烧狮子头,红烧排骨,红烧蹄髈为重中之重。那一整个蹄髈,北方称“肘子”,先在温油里滚一滚,然后放料酒葱姜,以及大量酱油,细火焖炖,其间不断观察,视情形添少许水,不使锅干,待汤汁渐稠,放下糖去,酱色便起来晶亮一层,显得特别丰饶。那一种肥而不腻,酥而不散,入口即化,无论老少贵贱,都无法抵住诱惑。“文革”中期,广州交易会重启,我的姑夫从新加坡来到广交会,再从广州来到上海,这是父亲离开故地新加坡后,第一位踏上大陆探望我们的亲属。作为一个走南闯北的商人,吃过美食无数,且又闽南出身,崇尚清淡,可依然被这一味蹄髈征服了。我想,这餐饭从某种程度上,纠偏了冷战时代铁幕中国的想象,至少,日常生活还在继续。事后,他写了一封信,委托父亲替他的食油公司采买黄豆,这就有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思了。父亲母亲经反复讨论,最后口授于我,笔写回信。信中说,爸爸妈妈都去干校工作,姐姐下乡劳动,只有我和弟弟,随“女佣人”在家——我注意到“女佣人”这个旧式称谓,绝不是我们习惯用语,显然是为照顾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后进认识,给公有制以温和化印象。姑夫二度来到上海,就是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其时,擅长烹制红烧蹄髈的“女佣人”已经告老还乡。从此,我们再没吃过这样的红烧蹄髈了。
淮扬菜肴到我们这样的军旅家庭,扩张了浓赤的风格。我以为,于乡下出身的保姆们,也是相当过瘾的。就好像回到柴灶跟前,灶膛烧得通红,热锅大油,巴掌宽的鱼肉。著名扬州评话家王少堂的《武松》,英雄饮食,“牛肉动把抓”“鸡蛋甩流星”,就是那样的气势。父母的战友,凡来到我家做客,总是吃到忘情。阿姨站在身后,看桌上酒醉饭饱,觥筹交错,脸上的表情十分满足。而母亲却定要阿姨走开,这一幅用餐图,与革命者身份有所抵触。阿姨她总要抗拒一时,我想,除去职业操守所至,更多是喜热闹爱人多的心情。这一回,母亲相当坚决,几番来去,到底胜出了。
保姆改造我们家生活的同时,她们也享受着新民主主义的平等自由,镇日里房门大敞,坊间邻里,乡下上来的亲戚,保姆业内的结识,全可穿堂过室,道短论长。曾经有一度,家中有变故,需辞旧迎新,母亲辗转介绍保姆去一位越剧名流家帮佣。那一户人口清简,夫妇二人极少在家吃饭,衣服是送洗衣店的,只几件丝绸内衣,不及盈握,揉几下便得。所住公寓大楼,一门当关,“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每日的工作,就是坐一张矮凳,持软毛刷清洁红木家具雕镂里的浮尘。本已是放纵惯了的性子,好比受过启蒙,再无法蔽塞,如何拘束得了。不过几日便逃离出来,回到我家。再是一番辗转寻觅,终找到一户雇主,纪律稍微松弛,人口也旺盛些的,做了二年。其中又有一段故事,稍后再述。总之,一旦机会来临,保姆她又回我们家,终至晚病,被女儿接回。
我们家的主仆关系,餐桌风格,以及床上寝具的拮据简陋,于居住所在的上海西区,无疑是一个异数。干预愿望最强烈的是三楼的人家。这幢房子不知经过怎样的演变,使用权归属上海文艺系统,一、二层几户无论更替,都不出作协与文联范围,唯三楼上的来历略有曲折,这就要说到后来成为作协机关的院子了。这幢维多利亚式的花园洋房原属于沪上著名企业主,史海钩沉,近年来浮出水面的匈牙利籍捷克建筑师邬达克,就是它的设计者。这名好运气的流亡移民,因有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的朋友,于是得到许多订单,如今多已成为地标,记录着这城市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比如,和平饭店;比如,马勒公寓;再比如,作家协会,不只是原来,还是现在,它有个浪漫的名字,“爱神花园”,散发出希腊的气味。事实上,邬达克不过是以欧洲建筑格式为样本,简缩规模,移植到远东的资本飞地,其实是有些俗丽,正够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虚荣心。这户业主在新政权建立的一九四九年前夕,举家迁徙,往台湾或者香港,三楼人家大约是留守的家仆。他家的外孙女儿,比我长一岁,婴儿照片上,背景就是这座花园。我们家来到这城市的时候,我刚满一岁,从记事起,他家就在三楼,小外孙女儿是我自小的玩伴。认真算起来,他们和我们住进这幢新房子里的时间,应是在前后脚。
据三楼外婆再三再四提示,曾经带我们姐妹和她外孙女儿,一同去城隍庙玩。我和她的小外孙女儿,面对面坐一辆童车,外婆推车,腾不出手搀挽第三个,即我的姐姐,便嘱咐拉紧她的衣角:“乖囡,千万不可松手啊!”外婆说。如此一行在熙攘的城隍庙穿行,确实挺险的,而我们尽兴而回。这次颇为心惊的出行我本来毫无印象,但在反复述说下,渐渐觉得果然有这回事。外婆风度翩翩,衣着考究,谈吐也文雅,照常规,事实上也是,她高高在上。三楼这一层是这栋房子保持完整的一套居所,朝南两大间,朝北一小间,人称亭子间,有单独的浴室与储藏室,唯一的缺憾是没有厨房,厨房是在底层,供全体住户使用。显然,这栋房子本应归一个家庭所有,从这方面说,生活在凋敝。应了上海人一句俗话:螺蛳壳里做道场,外婆家的厨房设在浴室里。即便这样,他们家还是要比底下的三家宽敞阔绰得多,基本维持中产阶层的起居方式。养尊处优的外婆常常走下楼来,坐在过道上的小板凳,因为我们都没有关门的习惯,所以南北通畅,夏天的午后,穿堂风习习,格外凉爽。外婆手持一柄细编蒲扇,轻轻在胸前摇动,和保姆奶妈们闲话家常。厨房里的烟火气逼出来,楼梯脚与地面的缝隙有蚰蜒爬行,留下银色的涎迹。外婆不嫌弃我们,并不意味对我们没有批评,批评是外婆闲话的主题,当然,都是以建议的方式。不只在饮食方式和起居习惯,还包括日常用语。比如,我们说爸爸妈妈带我们吃“西餐”,我们就是这样的家庭,吃西餐,却没有足够换洗的床单,原因也很简单,床单要用布票,布票是配额供应,在发行布票之前,我们来不及储备积存,就只能有一点,花一点。我们说,吃“西餐”,外婆说:哦,吃“大餐”。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成长初始革命年》,王安忆 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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