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成长初始革命年（上）

编者按：从革命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王安忆的写作生活离我们那么远又那么近。她用隽永的文字，流露情感，铺陈逻辑，诉说自己的生命理路，”从个人经验出发，梳理自己的来路，那是成长的源头也是思想的源头。相比于后天的补足，这里是“王安忆说王安忆”，是最独特的所在，感性大于理性的自白。

倘若以演义的方式看历史，我们这类家庭，住进上海中心区的淮海路，掺杂于小康市民之间，就有些草蛇灰线春秋笔法的意思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新旧交替，对上海，不只政体的改换，更涉及生活理想。近代中国大陆，长江三角洲临海口的滩涂，在极短促的时间内，迅速培养成一种新人类。不久前，流连乡土，经历着荒年饥馑，丰年谷贱的耕农命运，倏忽跃入资本飞地，于工业社会细密分工中，领取生计。左翼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里，无产者受剥削和压迫的苦状，到坊间民里，则另有一番面貌。比如，有一首上海女工的歌谣：

栀子花，朵朵开，

大场朝南到上海，

上海朝南到外滩，

缫丝女工好打扮，

刘海发，短袖衫

    粉红裤子肉色袜，

蝴蝶鞋子一双蓝，

左手戴着金戒指，

右手提着小饭篮，

船上人，问大姐：

“啥点菜？”

“无啥菜，油煎豆腐汤淘饭。”

歌中人物大约是从包身工熬出师的正式工，在精英知识分子眼里，是不觉醒，需要启蒙的民众，而在他们自己，何尝没有一种满足与得意，一双空白的手挣出衣食温饱。古人说，有恒产方有恒心，这些从破产的农业中逃离出来的赤贫者，终能安居乐业，规划人生。歌谣中满溢着的喜悦，庸俗是庸俗，但却也是新鲜的。

后来，我们在这城市将邂逅的无产阶级，与政治教科书上，形貌相距甚远。我的同学中，往往由父亲一人养育全家老小，因母亲是全职主妇，起居饮食均为中上。相比较，我们这类干部家庭，反显得物质匮乏，生活粗糙，所用家具多为公家租赁，钉着写有编号的铁皮牌子。家中保姆又是从军中随来，收拾房屋犹如打扫兵营。我家所住的新式里弄，规格为蜡地钢窗，可无论主仆都不知何为“蜡地”，拖把浸饱水，来回几下子，细柳条木地板上的蜡便清洗殆尽，再几下子，漆色褪去，煞白一片。床单被单似乎唯有一套，没有备用的替换，大好的太阳天里，一日饮食从简，全力拆洗晾晒，赶在就寝之前缝好铺就。我们还显得教养不足，亦因为好奇心重，常会在不恰当的时间进入同学家中，或者过度滞留。看人家围桌用餐，饭桌四边垂下线钩的蕾丝，碗盏盘盏镶着金银线。做父亲的用毕离桌，独自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这中年男人长相英挺，穿着整齐，除去居住逼仄一项，其他与有产者无异。可偏偏学生表格上，成分一栏赫赫然填着“工人”二字。这一类工人同时又是高薪阶层，名曰“保留工资”，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前沿用下来的旧人，履行了新政权对民族工业的保护政策。“文化大革命”中，学校进驻工宣队，来自杨树浦大工业区，苏北口音，蓝布工装，这些还合乎概念中的产业工人，可是嘴里镶金牙，且又超出常识范畴了。这城市劳动者的另类风格还体现在保姆的人群。我家楼上住着一位延安时期的音乐家，他家保姆单独起炊，菜谱和餐具都在自用的系列。她用餐也是我们观瞻的节目，即便只是一个人，又是公用的厨房，依然保持着餐桌礼节，那就是正襟危坐，目无旁顾，细嚼慢咽。对我们，她并不驱赶，相反，有几分欢迎。在她，以及邻人们，都认为有义务教育我们，什么是生活。

推进新式里弄或者公寓大楼的一扇门，扑面而来酵母和葱蒜的气味，那么，十之八九，是南下干部的居所。鲁豫皖的籍贯，主持内务的可能是族中一位寡居或未嫁的姑舅表亲，裹着小脚，扎着裤腿，一身黑布衣裤，与厨房浴室四壁的白亮瓷砖形成对照，其中包含着历史政治的隐喻。这城市的建筑里，嵌着许多隐喻，再物化为具象。倘也要归纳，我想，我们家的声色气味，大约可定为“酱”一系的。

方从征战中走出，陡地收住脚步，安营扎寨，凡事未有从长计议。父母选择居处的心情大约如同行军途中号房子，所以就会将成套的打散拆零。如我们这种没有原乡的家庭，没有故亲故旧，就是由保姆来决定生活方式了。我家的保姆，不知因循哪一条源流，是军区所在地南京，所以招聘多来自江苏北部？我的奶妈就是六安人；或者上海城市，这一行业以淮扬为主？总之，我们家的保姆，都是这一籍。其中一位，在家二十多年，带大两代人，又如家庭成员，密不可分的，就来自高邮县西北乡。在我们家庭城市化的过程中，她们起到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就是那一位老保姆，十四岁来到上海帮佣，亲历各历史阶段，上中下各阶层变迁，于是深知其变中的不变，由此树立原则，立志遵守。比如，她决不跟风新派，称雇主为“同志”，坚称“先生”和“师母”，数度纠正，终究拗不过她，只得由她去了。淮扬，尤其乡间，烹饪以油酱为主，事实上，保姆们，多少也有迎合我们粗放食风的考虑。因此，我们家的菜系一律为红烧，红烧肉，红烧鱼，红烧狮子头，红烧排骨，红烧蹄髈为重中之重。那一整个蹄髈，北方称“肘子”，先在温油里滚一滚，然后放料酒葱姜，以及大量酱油，细火焖炖，其间不断观察，视情形添少许水，不使锅干，待汤汁渐稠，放下糖去，酱色便起来晶亮一层，显得特别丰饶。那一种肥而不腻，酥而不散，入口即化，无论老少贵贱，都无法抵住诱惑。“文革”中期，广州交易会重启，我的姑夫从新加坡来到广交会，再从广州来到上海，这是父亲离开故地新加坡后，第一位踏上大陆探望我们的亲属。作为一个走南闯北的商人，吃过美食无数，且又闽南出身，崇尚清淡，可依然被这一味蹄髈征服了。我想，这餐饭从某种程度上，纠偏了冷战时代铁幕中国的想象，至少，日常生活还在继续。事后，他写了一封信，委托父亲替他的食油公司采买黄豆，这就有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思了。父亲母亲经反复讨论，最后口授于我，笔写回信。信中说，爸爸妈妈都去干校工作，姐姐下乡劳动，只有我和弟弟，随“女佣人”在家——我注意到“女佣人”这个旧式称谓，绝不是我们习惯用语，显然是为照顾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后进认识，给公有制以温和化印象。姑夫二度来到上海，就是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其时，擅长烹制红烧蹄髈的“女佣人”已经告老还乡。从此，我们再没吃过这样的红烧蹄髈了。

淮扬菜肴到我们这样的军旅家庭，扩张了浓赤的风格。我以为，于乡下出身的保姆们，也是相当过瘾的。就好像回到柴灶跟前，灶膛烧得通红，热锅大油，巴掌宽的鱼肉。著名扬州评话家王少堂的《武松》，英雄饮食，“牛肉动把抓”“鸡蛋甩流星”，就是那样的气势。父母的战友，凡来到我家做客，总是吃到忘情。阿姨站在身后，看桌上酒醉饭饱，觥筹交错，脸上的表情十分满足。而母亲却定要阿姨走开，这一幅用餐图，与革命者身份有所抵触。阿姨她总要抗拒一时，我想，除去职业操守所至，更多是喜热闹爱人多的心情。这一回，母亲相当坚决，几番来去，到底胜出了。

保姆改造我们家生活的同时，她们也享受着新民主主义的平等自由，镇日里房门大敞，坊间邻里，乡下上来的亲戚，保姆业内的结识，全可穿堂过室，道短论长。曾经有一度，家中有变故，需辞旧迎新，母亲辗转介绍保姆去一位越剧名流家帮佣。那一户人口清简，夫妇二人极少在家吃饭，衣服是送洗衣店的，只几件丝绸内衣，不及盈握，揉几下便得。所住公寓大楼，一门当关，“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每日的工作，就是坐一张矮凳，持软毛刷清洁红木家具雕镂里的浮尘。本已是放纵惯了的性子，好比受过启蒙，再无法蔽塞，如何拘束得了。不过几日便逃离出来，回到我家。再是一番辗转寻觅，终找到一户雇主，纪律稍微松弛，人口也旺盛些的，做了二年。其中又有一段故事，稍后再述。总之，一旦机会来临，保姆她又回我们家，终至晚病，被女儿接回。

我们家的主仆关系，餐桌风格，以及床上寝具的拮据简陋，于居住所在的上海西区，无疑是一个异数。干预愿望最强烈的是三楼的人家。这幢房子不知经过怎样的演变，使用权归属上海文艺系统，一、二层几户无论更替，都不出作协与文联范围，唯三楼上的来历略有曲折，这就要说到后来成为作协机关的院子了。这幢维多利亚式的花园洋房原属于沪上著名企业主，史海钩沉，近年来浮出水面的匈牙利籍捷克建筑师邬达克，就是它的设计者。这名好运气的流亡移民，因有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的朋友，于是得到许多订单，如今多已成为地标，记录着这城市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比如，和平饭店；比如，马勒公寓；再比如，作家协会，不只是原来，还是现在，它有个浪漫的名字，“爱神花园”，散发出希腊的气味。事实上，邬达克不过是以欧洲建筑格式为样本，简缩规模，移植到远东的资本飞地，其实是有些俗丽，正够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虚荣心。这户业主在新政权建立的一九四九年前夕，举家迁徙，往台湾或者香港，三楼人家大约是留守的家仆。他家的外孙女儿，比我长一岁，婴儿照片上，背景就是这座花园。我们家来到这城市的时候，我刚满一岁，从记事起，他家就在三楼，小外孙女儿是我自小的玩伴。认真算起来，他们和我们住进这幢新房子里的时间，应是在前后脚。

据三楼外婆再三再四提示，曾经带我们姐妹和她外孙女儿，一同去城隍庙玩。我和她的小外孙女儿，面对面坐一辆童车，外婆推车，腾不出手搀挽第三个，即我的姐姐，便嘱咐拉紧她的衣角：“乖囡，千万不可松手啊！”外婆说。如此一行在熙攘的城隍庙穿行，确实挺险的，而我们尽兴而回。这次颇为心惊的出行我本来毫无印象，但在反复述说下，渐渐觉得果然有这回事。外婆风度翩翩，衣着考究，谈吐也文雅，照常规，事实上也是，她高高在上。三楼这一层是这栋房子保持完整的一套居所，朝南两大间，朝北一小间，人称亭子间，有单独的浴室与储藏室，唯一的缺憾是没有厨房，厨房是在底层，供全体住户使用。显然，这栋房子本应归一个家庭所有，从这方面说，生活在凋敝。应了上海人一句俗话：螺蛳壳里做道场，外婆家的厨房设在浴室里。即便这样，他们家还是要比底下的三家宽敞阔绰得多，基本维持中产阶层的起居方式。养尊处优的外婆常常走下楼来，坐在过道上的小板凳，因为我们都没有关门的习惯，所以南北通畅，夏天的午后，穿堂风习习，格外凉爽。外婆手持一柄细编蒲扇，轻轻在胸前摇动，和保姆奶妈们闲话家常。厨房里的烟火气逼出来，楼梯脚与地面的缝隙有蚰蜒爬行，留下银色的涎迹。外婆不嫌弃我们，并不意味对我们没有批评，批评是外婆闲话的主题，当然，都是以建议的方式。不只在饮食方式和起居习惯，还包括日常用语。比如，我们说爸爸妈妈带我们吃“西餐”，我们就是这样的家庭，吃西餐，却没有足够换洗的床单，原因也很简单，床单要用布票，布票是配额供应，在发行布票之前，我们来不及储备积存，就只能有一点，花一点。我们说，吃“西餐”，外婆说：哦，吃“大餐”。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成长初始革命年》，王安忆 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