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偶式育儿②︱替妈妈发声？还是暗藏话语陷阱？
有关丧偶式育儿的讨论有效地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母亲们的辛劳，也将困扰中国家庭已久的“爸爸去哪了？”的问题再次推向舆论的中心。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女性痛快地批判着、诉说着，并不断刷新犀利与辛辣的用词，成就着这场充满一个群体痛与泪的舆论狂欢。这场舆论风暴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然而在细读相关讨论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替妈妈发声的表象之下，丧偶式育儿话语还隐藏着一些颇为沉重的话语陷阱，它们不仅无益于母亲们摆脱育儿困境，反而在话题的深入讨论中将女性置于母职困境与性别偏见的深渊。
陷阱一：超人爸爸能解决妈妈育儿之困吗？
（一）精细育儿下的抚育重任
丧偶式育儿话语的批判核心是由于爸爸不作为，妈妈们承担了过多的育儿压力。然而在深入分析相关讨论中对育儿内容的具体要求之后发现，“精细育儿方式”已成为该话语塑造育儿职责的重要逻辑，也正是这一逻辑大大提升了家庭中的育儿难度，并对抚养人的时间、精力与体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是对精细化的育儿时间安排的强调。通过分析丧偶式育儿讨论中现由母亲承担的具体育儿责任后可见，育儿工作正以最小化的时间计量单位与固定的时间点为依据被规划与执行。而该话语在建构儿童规律性日程安排的同时，也将抚养人自身的日常生活切割成以儿童发展为核心的生活碎片，并进一步加深了孩子与抚养人之间亲密无间的绑定关系。
一位在育儿论坛中控诉丈夫“丧偶式育儿”的母亲是这样安排自己的一天：“早上6点，叫醒我的从来不是闹钟和梦想，而是身边的娃；8点钟，为孩子准备好一天所需的衣服、尿不湿和三餐辅食，出门上班；上午10点，找地方吸奶；中午12点，找时间背奶或者赶回家喂奶；傍晚6点，一路匆忙到家给孩子洗澡、做按摩、换衣；晚上7点，给孩子读2本绘本、陪他玩游戏；晚上8点，哄孩子睡觉，我才有了喘息的机会。”精细的时间分割在将孩子的日常需求与抚养人的生活安排连接起来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儿童与母亲的人身依附关系。抚育孩子的日常工作开始成为由“儿童需求生物”驱使的专业劳动。
其次是对精细化育儿内容的强调。受专业话语及消费话语的影响，育儿劳动的具体内容正在朝着专业化与多样化延伸，所涉及的育儿事项与需求由家长承担的具体职责也随之增加。相关论述对儿童成长需求的建构不仅贯穿了孩子孕育、养育的整个阶段，还囊括了儿童衣食住行、学习发展的诸多面向，并逐渐形成由科学育儿、全面教育、消费行为主导的“全面育儿”路径。
例如，在批判父职缺席的讨论中，一些文章指责男性在夫妻备孕阶段就已经开始了丧偶式育儿，认为他们不能“只贡献一颗精子”，而是应该与女性一样参与备孕阶段的健康准备，并通过上健身房、服用保健品等方式规训自己的行为；在妻子怀孕后，男性则除了陪同妻子孕检并给予其充分的情感与物质支持之外，还应陪同参加母婴学校、参与胎教、阅读育儿书籍、选购婴儿用品；到孩子出生后，由科学育儿观念塑造的儿童喂养问题、睡眠问题、健康问题、早期教育问题也要求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养育行动中去，并主要通过消费的方式获得知识、理念、行动上的育儿支持——简而言之，妈妈受过的苦，你们这些当爸爸们也得一起受着。
但这些苦，真的是适度甚至必要的吗？进入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上无价的孩子开始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为了呵护孩子的精神需求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其物质发展需要，“父为主,子为从”的亲子关系开始被高度提倡平等、理性关怀的新型家庭关系取代，这不仅推高了社会对儿童抚育工作的评价标准，也大大增加了抚育人的精神负荷。
毫无疑问，抚养人开始成为毫无喘息之机的“操心者”，稍有差池则可能错过孩子发展的关键时机，并引发儿童的行为问题、影响孩子的长期发展。受此影响，年轻母亲不仅要尽力实现市场竞争设置的职场高标准，还需应对专家设置的抚育严要求。在此过程中，女性开始成为由技术和消费支配的“新女性”与“新母亲”。但在丧偶式育儿的讨论中，这些给女性带来沉重的压力的“工作——母职”负累都未引发女性足够的反思与反抗，也没能引起话题讨论者的警惕，女性深恨其苦，却未究其根源，未质疑其合理性，反而在对育儿经验的表述中将其不断强化，使其被默认为一种理所应当的育儿模式，进而被推广至对爸爸的要求之中。
（二）儿童抚育责任的内卷化
我们发现，在对以明星、网红为代表的模范父亲的报道中，自己事业有成且熟悉孩子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奶爸开始成为丧偶式育儿讨论中的正面典型。一方面，奶爸群体中硅谷工程师、电商达人、创业公司老板的身份标签推动着对全能爸爸们的精英化身份与雄厚经济实力的塑造。另一方面，在女性对男性“别把自己当赚钱机器，把妻子当家务养娃机器”的控诉之上，强调放下工作应酬、长期休陪产假、醉心儿童教育、热衷带娃旅行、陪伴孩子运动、积极参与家务劳动等涉及儿童日常生活的父职实践也在凸出父亲在日常抚育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但将爸爸变成超人，就真的能够解决中国家庭尤其是女性的育儿之困吗？对这个问题，起码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缺少社会支持的前提下，男性不仅从制度上难以获得充足的育儿时间，还在文化环境中难以获得学习育儿技能的机会，并极易被限制在以经济功能和事业成就为导向的单向度社会评价体系之内。因此，仅从家庭内部重新分配育儿责任不仅很难实现父职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更毋论从根本上缓解抚育重任给女性造成的压力。
在精细化育儿的严苛要求下，母亲不仅要面临工作与育儿的双重压力、还要应对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与市场经济对母职的商品化塑造，早早开始为孩子打造家庭内外的教育规划。
事实上，这种密集母职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因素：像是由中国市场化改革之下集体退场导致的公共育儿资源的真空；商业资本进入公共教育市场而形成的教育市场化转型；社会向上流动渠道日益紧缩凸显出的教育流动渠道的相对公平性，都是塑造“精细育儿”、引发女性母职焦虑的社会背景。
然而在有关丧偶式育儿的讨论中，公众却并未着重关注这些加剧育儿压力的社会因素，也并未走上寻求社会支持的解决路径，而是沿着前人建构密集母职的方式继续从家庭内部寻求解决方案，呼吁由父亲来承担起孩子的照料、养育工作。其隐含的内在逻辑是，“身为重要家庭成员的父亲的长期缺席是导致女性过劳身心体验的重要原因”。这也从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本就严重的儿童抚育责任在私人领域的内卷化。
已有研究指出，由于缺乏对“家-国”关系的想象，中国女性的母职实践存在着鲜明的家庭取向特征，女性在面对母职困境的时候往往优先求助于私领域中的家庭支持网络。而在未改变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前提下，仅以重新分配育儿职责的方式从家庭内部寻找解决方法既无法撼动传统两性文化对母职的角色化塑造、也难以支持现代社会对育儿问题的高标准、严要求。
因此，无论是隔代育儿、还是强调建立全面父职都难以消解横亘在母亲身上的母职重荷。这也意味着，现有关于丧偶式育儿的讨论在确认精细化育儿方式的前提下，仅通过进一步推动抚育责任向私领域的内卷化解决路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母职之困。而在缺乏社会支持的背景下，该解决方法反而可能加深家庭的整体育儿负累，并在父职建构失败的基础上带给女性带来更深的挫败与压力。
陷阱二：“举足轻重”的爸爸和“带不好娃”的妈妈
（一）儿童成长问题的性别化归咎
在有关丧偶式育儿对儿童发展影响的讨论中，“父爱缺乏综合症”被认为是该育儿方式下的重要消极后果，相关讨论在援引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丧偶式育儿”中父亲角色的缺席可能会导致儿童认知发展受阻、个性缺陷、情感障碍、体格发育障碍等问题的重要结。这一论断不仅成为批判丧偶式育儿的重要论据，还是引发女性育儿焦虑的重要因素。
然而，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相关讨论广为引用的国外有关“父爱缺乏综合症”或“父职缺位”的研究并非特指父亲参与育儿工作不足的现象，而是主要集中在由于父母离异、父亲死亡、父母长期分居所形成的单亲家庭中的父亲缺位现象。其中及对儿童犯罪率、精神疾病发生率的研究也大多关注儿童监护人仅有母亲的单亲家庭或未婚妈妈，并综合强调父亲在经济、社会与情感方面的多重缺席现状，认为此类型家庭中各种资源的整体不足才是引发儿童发展水平低于双亲家庭中儿童的重要原因。
而这一状况也与丧偶式育儿讨论中强调的中国父亲更偏重于育儿的经济投入、社会资源投入却在日常照料与情感投入方面不足的前提预设并不吻合。这也意味着丧偶式育儿话语对父亲缺席的消极后果的论证不完全成立，而是存在着对专家话语的误读与滥用——人家说A你说B，不啻为只图引人眼球的标题党。
因此，虽然这些论证相当不严谨，但这种夸张渲染的后果可非常显著，公众对“仅靠母亲难以承担教育孩子的重任”的反思开始演变为对“仅靠母亲难以教育好孩子”的担忧：哼，光凭你们这些妈妈根本教不好孩子！而为了支持这一结论，相关讨论还进一步从两性性别特征方面寻找母亲单独抚育孩子会导致儿童行为问题的佐证。
例如，通过建构母亲女性特质的问题化来强调男性气质在塑造儿童性别角色的优势。在检索微信中的相关文章资讯时发现，在涉及丧偶式育儿的104篇文章中，有近78%的文章提到父亲对儿童性别角色的影响。例如在题为《妈宝男，“丧偶式育儿”的产物》的文章中，作者认为父亲参与育儿会使男孩更有男子气概，并使其避免由母亲全权负责男孩养育工作所引发的“娘娘腔”扭捏个性以及被女性唾弃的“妈宝男”性格。而在大量相似讨论中，父亲所具有的：冒险精神、探索精神、宽容精神、求知精神，责任心、有担当、有勇有谋、心胸开阔等气质和内在修养被一再强调，并被认为是其难以被替代的性别优势。与此同时，母亲细致的抚育工作、无微不至的悉心呵护却被矮化为女性缺乏安全感、不够成熟、不够自信的个性劣势，其教养方式也常被贴上溺爱的标签，并会导致男孩“娘化”、懦弱，女孩“大叔控”、缺乏安全感的“负面后果”。
尽管早期性别角色研究关注父亲对儿子男性气质塑造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发现二者的稳定相关关系。与此同时，已有追踪研究表明儿童性别角色在父亲缺失家庭依然能够发展，也并未表现出与父母健全家庭成长的孩子的明显差异。中国传统慈母式的教养方式更是在隔代育儿的参与下开始转向严母式的育儿权威，这都与丧偶式育儿中对传统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相去甚远。
近年来，有关儿童教育中性别教养的讨论层出不穷，在“男孩危机”、“女孩危机”的争论之下，父职参与的不足也开始成为人们反思儿童性别特征变迁的重要路径。事实上，尽管中国男性的父职参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面的父职实践也确实会推动儿童发展、并对建构良好家庭关系起到积极影响。但丧偶式育儿讨论中矮化母职教养方式、夸大父职实践价值、强调男性气质优势、贬损女性气质的论证方式却并不符合中国当下母职发展的新特点，更脱离了现代性别文化的多元性特征。
伴随着性别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传统男孩应具有阳刚之气、女孩应温柔纤细的性别特质已开始全面松动。两性间劳动分工与性别秩序中的等级秩序正被强调性别平等的“双性化”特质所取代。在此背景下，刚柔并济的性别角色不仅不是儿童性别发展中的新问题，反而是顺应时代进步、有益于个体全面发展的新趋势。这也意味着，由丧偶式育儿引发的儿童性别角色发展危机是一个充满性别偏见、值得商榷的伪命题。
（二）摆脱育儿困境的性别化归责
在充分论证丧偶式育儿对儿童及母亲的消极影响之后，舆论的注意力又开始转向如何加强男性育儿参与、帮助家庭摆脱丧偶式育儿方式上来。相较于挞伐丧偶式育儿现象时的长篇累牍，此类讨论本就非常有限，其中又仅有少部分论述专门对男性提出明确的建议与指导，大多数文章仍在通过各种方式着力强调女性在摆脱育儿困境中的主要责任和关键角色。对，你真的没有看错，明明是爸爸不带娃，给出的解决方法却是需要妈妈去努力。
首先，相关讨论往往给出女性“应提高婚后处理家庭与婚姻关系能力”的解决路径。例如，在某问答网站关于如何摆脱丧偶式育儿的话题讨论中，获得较多认可的回答主要是从学习与丈夫沟通技巧、引导丈夫参与育儿最佳时间、妥善处理婆媳关系等方面来建议女性提升个人能力。并将推动丈夫参与育儿视为女性应通过细致学习、努力规划来实现的个体责任。
在这一归责路径下，女性不仅要继续承担抚育孩子的重责，还要背负改变男性观念、推动父亲育儿参与的任务。在此过程中，一大批家庭情感方面的专家试图将丧偶式育儿所关注的家庭育儿困境简化为需女性独自面对的情感问题。而相关专家在指点女性通过“做个聪明女人”来摆脱育儿困境的同时，也进一步确认女性的个体因素是导致家庭冲突与其个人不幸感知的重要原因。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消费话语的卷入下，这一情感困境更是被塑造为一项全新的女性经济，相关心理辅导、网络课程、教育读本都将女性锁定为消费的对象，它们在兜售两性沟通技巧、育儿心得的同时也为女性建构了全新的学习与沟通压力。
其次，一些讨论还建议女性在不能分担家庭经济支出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自身心态、而非抗争的途径来消除丧偶式育儿给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有作者痛斥丧偶式育儿讨论的片面，建议女性尊重男性在育儿生活中的经济投入、并通过转变心态来缓解自身焦虑。而在此过程中，无经济收入的全职妈妈或部分经济能力不足的职场妈妈也成为被重点劝诫的对象。
相关讨论多以“男女本不同， 分工无贵贱”为依据来规劝这些女性通过接受现有分工、理解缺席父亲们的压力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幸福感，而非沉溺于丧偶式育儿带来的愤怒或斗争行动。例如一篇在微信朋友圈转发量较高的网络文章中，作者就建议女性要接受现实，“不哭，不闹，不失去理智，不发疯，不撒泼”，或者“好好哭一场，好好睡一大觉”、“花钱买轻松”。丧偶式育儿正通过此种方式被建构为部分女性难以改变的宿命。
这种性别化归责逻辑的负面效果非常明显。首先，女性积极争取男性育儿参与行动的意义被进一步削弱，发泄情绪式的消费主义被引导为全新的抗争方式。“丧偶式育儿没关系，只要丈夫给足够的钱就行”开始成为女性缓解育儿焦虑的理想方案。例如，在有关丧偶式育儿的微博话题讨论中，拥有一个“只出钱、不回家的丈夫”还被不少女性调侃为“向往的生活方式”。“不回家没关系，每月给3万元生活费就行”，竟成为无数妈妈们的心声。而这一舆论导向不仅弱化了女性在育儿方面的劳动价值、否定了职业女性在经济与抚育两方面高度投入的客观现实、更违背了现代家庭文化对两性平衡分工的合理建议、背离了丧偶式育儿反思刻板抚育分工的初衷。
其次，在“宿命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因难以摆脱丧偶式育儿的泥潭而焦虑、自责。直接后果是丧偶式育儿开始成为损害中国女性婚姻生活中幸福感与安全感的重要原因，其影响的对象亦从已婚已育女性逐步扩展至未婚未育女性，并成为部分女性降低婚育意愿的重要依据。
例如，在题为《“丧偶式育儿”，我们对婚姻还有什么期盼？》的文章中，作者将丧偶式育儿定义为判断婚姻幸福与否的重要标准，并将其视为促使女性做出不婚决定与离婚决策的重要原因。在另一篇《丧偶式育儿，就别生二胎了!》的文章中，作者更旗帜鲜明地呼吁已婚育女性在丈夫育儿参与严重不足的前提下谨慎作出二胎的生育决策、未育女性则应充分考察丈夫的育儿能力、家庭经济能力之后再生育。
在网络论坛、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广泛传播之下，丧偶式育儿没有像一些短暂出现过的流行词汇一般昙花一现，而是开始正开始成为引导女性婚育生活的重要话语力量。
（作者郭戈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文章首发于《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原标题为《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经作者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