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穷人，就值得一个诺奖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分别是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及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他们是田野实验经济学这个新兴热门领域的创始人，他们大力推广的随机对照实验方法（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在很多领域都能获得应用，尤其在治理贫困的研究和实践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早在2003年，班纳吉就与迪弗洛就在MIT建设了贫困行为实验室。哈佛大学的克雷默则是他们重要的合作者。以这个实验室为基地，他们在世界各地开展田野实验研究，掀起一阵学术风潮，在顶尖学报上发表了数量惊人的论文。同时，他们对于穷人的研究也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成为富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迪弗洛在2010年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班纳吉与迪弗洛合作的《贫困经济学》（中译为《贫穷的本质》）也成为畅销书，获得了当年的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

班纳吉在印度加尔各答长大，对底层人民的生活非常熟悉，所以他的研究往往从一些切身的观察出发。他曾讲过这样的故事。一个极为贫困、营养不良的家庭突然获得外界的无条件援助，简单地说，天上掉下来一笔钱，一家之主会怎么使用这笔钱？研究贫困的专家可以出很多主意。比如他们可以把钱存起来，用利息来改善生活；他们可以每天拿一点钱出来，改善全家人的营养；他们可以用钱来支付孩子的学费，也可以用钱来投资，争取赚到更多的钱。这些都是专家们的设想，而穷人会怎么做。

要知道真相并不难。找一些真正的穷人，给他们一笔钱，你就可以观察到结果。班纳吉在摩洛哥的研究发现，很多穷人拿到钱以后，既没有储蓄也没有投资，而是马上花钱买了一台电视机。这个行为结果令人震惊。电视机是消费品，贬值得很快，也无助于穷人改变自己的贫困生活。为什么穷人要把极为宝贵的金钱用于购买电视机？班纳吉去问这些穷人。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家里一直很苦，孩子从小到大没看过电视。现在有这个机会，当然先要满足孩子看电视的愿望。至于什么投资收益、人力资本、脱贫致富，这个概念都远在他们的理解能力之外。这个发现，对于经济学家不啻于当头棒喝。

2000年前后，专门研究贫困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在学术界正处于低谷。经济学家一直对贫困问题很感兴趣，世界银行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发展中国家投入了海量的援助资本，但基本没看到成效。甚至有些时候，获得更多援助的国家反而变得更贫困。经济学家甚至有些心灰意冷。而班纳吉等指出，过去的援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经济学家根本不理解穷人的行为。经济学家以为把钱给穷人，穷人会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一样敏锐地寻找投资机会。可哪怕印度最穷的村子里，穷人也会把15%的预算用在欢庆过节上。既然初始判断大错特错，援助最终自然无法取得理想的结果。

当然，班纳吉等人也并不认为穷人就毫无改变生活的愿望或者缺乏企业家精神。穷人在某些环境下运用理性的能力有局限，或者自我约束的意志力有局限，这可能是导致他们面对援助手段做出非经济决策的重要原因。只要搞清楚影响他们决策的关键，对症下药，他们身上就有可能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当前的经济学家对于穷人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实在缺乏认识。要提升这类认识水平，确保采取的干预政策有效，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小规模的田野实验来观测效果。

扶贫政策制定者可以选定几个条件相似的村庄，然后对其中一部分村庄施加某个政策，另一部分村庄保持不变。这种做法在医学里早已有之。医生给一部分患者吃某种药，给另一部分患者吃安慰剂，两者比较就能检验出药物的效果。班纳吉等认为，对于贫困的村民采用这种田野实验，就能检验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如果政策有效，才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实践。如果政策无效，经济学家应该进一步研究、调整，避免匆匆上马所导致的惊人浪费。

穷人的行为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班纳吉等的研究涵盖穷人生活的每个方面，而他们在健康、教育和小额贷款这几个领域的研究最为人推崇，也给予其他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

在发展中国家，传染病横行，穷人的健康水平普遍较低。患传染病不但会给人带来痛苦，影响孩子的正常学习，还会进而影响他们成年以后的劳动收入。班纳吉等发现，发达国家的人去非洲、印度旅行，行前都知道要打疫苗。可本地人却不在乎，很少有人打疫苗。他们就深入研究了穷人对于疫苗的认知模式。穷人认为，不打疫苗的人群里，有人得病，也有人不得病，所以说明不打疫苗也没什么。而且疫苗只能针对一种病，打了疫苗的人还有可能得其他病，这说明疫苗并没有什么用。

班纳吉等认为，穷人对于疫苗的错误认识，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而他们自己并无所知。所以要提高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其实很容易，在村子里免费给他们打疫苗就行。疫苗本身的成本很低，算不了什么。而且它有外部性，患病的人少了，传染的机会就变得更少。他们在一些村子里进行了实验，结果大获成功。他们从疫苗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切入，花很少的钱，就有效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从而提高总体的经济水平。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做法，正是田野实验的精妙之处。

又比如，在孩子教育这个问题上，穷人也有与富人不同的看法。穷人选择生很多孩子，因为他们把每个孩子都看作一张彩票。只要有一张彩票中大奖，其他彩票毫无所得也无所谓。中大奖的概率本就很低，但多一个孩子至少会多一分希望。在这种预期之下，家长就会随时观察孩子的表现，判断这张彩票的收益率。孩子的成绩稍有波动，家长就会决定止损，不再投资这张风险太大的彩票，而让他尽早出去工作。如此一来，大量有机会读书发展的孩子都未能得到教育的机会。

穷人的行为无疑是极为短视的，而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而言，这又是极端理性、无可置疑的。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只有改变他们的观念，帮助他们树立起长期教育回报的观念，或者从制度上强制孩子能接受基础年限的教育。

而穷人的生活非常脆弱，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班纳吉等认为，引入小额贷款机制可能对此有所帮助。多年前，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提出小额贷款的概念，在孟加拉的实践中获得成功，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今天，小额贷款在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广泛施行，但实践下来，有的成功、有的失败。

班纳吉等围绕小额贷款的实践做了大量的田野实验。他们的重要发现是，小额贷款必须充分发掘社群或者“社会网络”的作用，才有可能成功，确保还款率，并带动整个村庄的经济发展。因为大量私人信息不可能为外界所知，但在村子内部的社会网络中却无可隐藏。所以，小额贷款在制度设定上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网络的结构，利用隐藏的信息，发挥出关键联系人的作用。

有一些经济学家质疑说，他们几人的研究，确实开创了一套新颖的研究范式，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于穷人复杂行为的理解。但这些研究很难说对于经济学理论本身有多大的推动。这是一个值得继续争论下去的方法论问题。但班纳吉等帮助我们认识真实世界，推动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应用，并且将其转换为现实政策依据，这份贡献已足以令人尊崇。

（作者梁捷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