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这三位相信奇迹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一九八四年我担任总理时，和平成为了我最首要的任务。就职的前四个月里，我实施了从黎巴嫩撤军的计划，以色列之前在那里进行的战争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毫无成果。但是，以色列面临的经济紧急状况占据了我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当我们从金融和财政灾难中挽救出国家，我们的联合政府已经到了轮换的时候。尽管党内许多人都坚持认为，我不应信守对伊扎克·沙米尔的诺言，但我一直是个信守诺言的人。因此，当这一时刻来临，我做了承诺要做的事情，退而担任外交部部长，将总理办公室让给了沙米尔。作为外交部部长，我仍然致力于和平，仍然愿意追求和平。
接下来的五年（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是艰难的。除了漫不经心地参加了一个在马德里召开的国际会议，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和他的利库德政党对推进和平进程毫无作为。与此同时，被称为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the first intifada）的暴力起义在西岸和加沙地区爆发，留下的是溅满鲜血的街道以及饱受恐惧和挫折折磨的国家。本可以成为杰作的“伦敦协议”被暴力的丑陋和战争的创伤所代替。然而我们依然锲而不舍，因为领导者必须如此，我们知道没有门会永远关闭，知道通过共同的努力，即使是最厚重的门也会被撬开。
一九九二年，这些努力终于开花结果。利库德集团被推翻，劳工党再次执政。伊扎克·拉宾和我在跨党派的总理竞选中相遇。我们知道选举结果将不分上下，因此我们在投票前见了面，并且达成了一个协议：无论谁当选总理，都将任命另外一人为外交部部长。尽管我们经常意见相左，但对彼此抱有极大的敬意。拉宾思考问题细致入微，密切关注眼前的细节。而我的头脑则倾向于更高的地方、着眼于地平线及更远的地方。
西蒙·佩雷斯（右）为拉宾（左）点烟
选票计票结束后，拉宾以微弱优势获胜。选举结束后，我走向拉宾向他祝贺，表示愿意成为他未来工作中的一个真正伙伴。我告诉他：“如果你为和平而工作，你不会得到比我更忠诚的朋友了。”我警告说：“但是如果你拒绝和平，你不会得到比我更糟糕的敌人了。”我解释道，我相信我们已经迎来一个独特的时刻。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解体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世界的秩序，极大地改变了中东的形势。我们国家自存在以来，我们的阿拉伯邻邦可以不受限制地从苏联得到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随着苏联解体，他们突然两者尽失，这一地区的格局也随之改变。
与此同时，随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个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联盟已经拿起武器反对萨达姆·侯赛因，阿拉伯世界的联合开始分崩离析。和平的进展呈现出崭新和充满希望的特性。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以色列应该和谁谈判呢？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当然是个选择，但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选择。它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可能是可以同我们和平谈判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是，他过往的一些举措激烈、备受争议，而且和他面对面坐着，光是这一想法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发明朗的是，和阿拉法特谈判是和平的唯一出路。当拉宾和我就职时，以色列正在与一个由约旦和巴勒斯坦人组成的代表团在华盛顿和谈，但是毫无成果可言。这使得巴勒斯坦谈判者在谈判期间超乎想象地谨慎，在没有阿拉法特明确的授意之下，不愿做出任何让步或是接受任何条款。因此，尽管美国人竭力撮合，谈判一开始就已经陷入一种惰性，而且整个过程亦是如此。
阿拉法特
“看，我们和巴勒斯坦人谈的每件事，他们都会给阿拉法特发传真，”我一边跟我手下人说，一边因为毫无进展而发泄着沮丧情绪，“我已经厌恶通过传真机谈判了。”
“我要跟拉宾谈谈，”我说，“我想该和巴解组织直接谈判了。”
以色列的安全和以色列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寻求和平的意愿。只有当敌对方愿意互相接触，和平的进程才有可能开始。
拉宾刚开始时很是怀疑，认为华盛顿的谈判最终会有结果。但很快，谈判僵局带给他的挫折感就让他得出了和我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想得到和平的机会，我们必须愿意尝试另外一条道路。我们知道这样的选择将引发极大的忧虑，而且即便是跟巴解组织面对面坐着都是一种冒险——风险就是会合法化这一组织，更何况这一组织的核心宗旨还是力求摧毁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人们并不会同朋友讲和，我们必须有勇气和我们的敌人一起追求和平。
一九九三年春天，我们得知阿拉法特的一个密友、一个名叫阿布·阿拉（Abu Ala’a）的人加入到对话中，共同商讨和平协议是否可以达成以及如何达成。
就在前几年，巴解组织已经被约旦逐出国境，也被赶出了黎巴嫩，因此不得不重新将总部安置在突尼斯。在经过十多年的流亡后，这一组织离加沙和西岸越来越远，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已经和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联系。随着这一组织开始衰退，它的领导层开始思考一些过去这些层级的人不可想象的事情：和以色列达成和平也许是它重获权力和影响力的唯一方式。实际上，阿布·阿拉表示愿意做出和平进程所需的关键让步，而且表现出比我们预想的更大的意愿。我们得知，他和那些谈判者已经向挪威人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意的想法，这证实了我的印象：跟华盛顿会谈的情况相反，巴解组织其实正在寻求达成协议。
我相信，谈判若想成功，它们需要分阶段进行。一心期望着加入谈判就能立即解决所有的问题，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以不可实行的步调达到和平。我认为，谈判的目标应该是定义一套相互认可的原则、双方向对方做出一套承诺。在我们可以达成一致的问题上，我们应设立执行的时间表；而在那些未决的问题上，我们应设立进一步谈判的时间表。
拉宾和我讨论应该出一份怎样的宣言。毫无疑问，我们将要求巴解组织谴责恐怖、承认我们生存的权利以及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我们将要求在任何牵涉返还土地的情况下，以色列将保留其独有的、对其边境的控制权以及保护自己不受威胁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为了换取这些承诺，我们将提出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从加沙和西岸的杰里科地区撤离。
我们相信，至关重要的是将阿拉法特从突尼斯带回加沙，并且组建一个他可以设法管理的巴勒斯坦人的委员会，直至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尽管和平的进程可以从巴解组织开始，但是永久的和平只可能在我们拥有谈判伙伴之后才能实现，这个谈判伙伴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而非他们之中追求更多暴力的派别。
在经过数次谈话后，拉宾同意值得推进此事。我邀请了我的办公室主任阿维·吉尔（Avi Gil）和外交部总干事乌里·萨维尔（Uri Savir）来我位于耶路撒冷的官邸。当乌里到的时候，阿维和我正在讨论局势。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乌里问。
“去奥斯陆过个周末如何？”我回答道。
“什么？”他说道，脸上带着吃惊的表情，不过并不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个请求，而是因为他明白无误地知道其中的含义。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为初次会议确定了策略，围绕着我们所采取方法的每个细节不断向阿维发问，就这一方法阿维和我已经协调了好几周。我们既设置了最终目标，也制定了眼前的目标，同时还简要地告诉乌里，我们希望他如何严格地按照我们的指示进行初次会谈。
“你回来后，我们将根据你的报告，决定你将如何继续下一步。”我告诉他。
乌里很快前往奥斯陆，并带回了充满希望的评估。看起来，巴解组织首席谈判者阿布·阿拉非常急于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已经触及到问题的根本。”阿布·阿拉对乌里说，“我们已经了解到，将你们拒之门外将不会带给我们自由。而且你们也已经知道，控制我们也不会带给你们安全。我们必须肩并肩地在和平、平等和合作中生活。”在后来提交给拉宾和我的一份报告中，他写道，尽管我们知道巴勒斯坦人的一切，但看起来我们什么也不懂。正是在这种空间里——在追寻更深的理解、跨越鸿沟相互达成共鸣的过程中，我相信和平很有可能会生根发芽。
根据这一事件改编的电影《奥斯陆日记》海报
到一九九三年八月初，谈判已经进展得相当顺利，因此我们相信，八月十三日开始的下次会议上就可以出台原则性的宣言。阿拉法特告诉我们，他已经准备好签署宣言，并相信我们能够在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确定最终的表述。双方的谈判团队都相信，我们能够达成思路上的一致，我们梦想的突破看起来尽在掌握之中。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整晚都无法入眠，无法放慢在我的头脑中不断旋转的齿轮。尽管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放眼于未来，但在那些无眠的时刻，占据我思绪的却是过去的日子。我回想到我第一次遇见本-古里安，想到他第一次给我机会参与到那些重要性远超我自身的事情中来。我回想到战争、失去的东西、恐惧、不确定性，想到那些饥饿和缺乏安全感的日子，想到了我们自身生存的问题。想到了迪莫纳以及它的威慑力创造出来的那条道路。想到了以色列国防军出色的工作，以及使这一刻变为可能的过程中我们的军队发挥了多么关键的力量。在我头脑中又听见了本-古里安的话：“在以色列，要想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你必须相信奇迹。”
我告诉拉宾，我已经预先安排了一次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旅行，我将应邀对瑞典和挪威进行正式访问。我建议我用这一机会加入谈判。这样，我就可以终结对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谈判。我说，我的目标是在我返回之前让双方团队可以草签一份协议。当谈判刚开始时，拉宾曾希望我避免直接接触谈判，因为这么做会让内阁和国家参与到一场他们一无所知的谈判之中。而现在，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站在这里，距离一份协议如此之近，拉宾开始确信，现在到了该加紧努力工作的时候。
我和阿维抵达斯德哥尔摩后，罗德·拉森和挪威外交部长约翰·乔根·霍尔斯特（Johan J.rgen Holst）很快就加入了我们。我们的想法是能和阿布·阿拉通上话，让他知道我已经到了那儿准备谈判，然后他和霍尔斯特两人将作为阿拉法特和我之间的中间人。最终，罗德·拉森在凌晨一点刚过不久联系上了阿布·阿拉。
霍尔斯特从罗德·拉森手中接过电话，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他通读了一遍提出的表述上的变化，其中大部分情况是措辞上的细微调整，还有改得更为清晰的某些段落。结束后，他挂上电话，告诉我们阿布·阿拉要求给他九十分钟的时间让他和阿拉法特讨论这些变化。谈话很快又恢复，之后是一系列的简短通话，一直持续到那天凌晨。到早上四点三十分，我们已经达成了许多人过去一直认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就原则性宣言达成了一致意见。当阿拉法特办公室的谈判者们爆发出喊声和鼓掌声，我们在电话这头也听到了欢呼声。征服他们的情绪同样也感染了我们剩下的人。这是一个我永生难忘的时刻。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有种欢欣鼓舞的感觉。不过，那些情绪很快被搁置一边，因为我接到了令人痛心的消息。在黎巴嫩，一枚路边炸弹夺去了七名以色列士兵的生命。我给拉宾打电话讨论了这一悲剧。“我们正濒临历史性事件的边缘，”我告诉他，“但是我担心这个消息可能会使两边的局势变得更糟。也许我们应该延后。”拉宾也有类似的担忧，但他感觉推迟也不是个选择——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我们于是按计划前行。
第二天，按照旅程安排，我来到挪威，下榻在挪威政府的一家宾馆里。装装样子履行着我的官方日程安排，其中还包括参加为我举行的一场晚宴。不过当晚宴还在继续，我已经起身告辞，解释说自己还在倒旅途中的时差。但是，一回到宾馆，我就从随从身边溜走，赶去见证《原则宣言》的秘密签约仪式；考虑到中间人霍尔斯特在缔造这一协议中所起的中心作用，所有相关的利益方都已来到挪威；在这里，在距离中东的太阳和沙漠如此遥远的地方，人们远未预料得到，敌人们将会握手言和。这是一个美丽而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自己并没有签署宣言；以色列政府尚未批准这份文件。而是双方的谈判者草签这份宣言，这将为我们签署正式协议铺平道路。事情就这么办成了：两个团队出色和看似不可能的工作终于在一份宣言中体现了出来，而且这份宣言具有改变我们历史进程的力量。看到所有这些眼中满是泪水、脸上满是笑容的人聚集一堂，我不禁想，尽管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我们有着悲惨的过去，我们相信一个更好、更安全、更和平的未来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看到此情此景，我竭力控制住我的情绪，为了看起来符合外交官的身份，努力不让喜悦的泪水流下来。
当签约结束，谈判团队中的每个人一一致辞。阿布·阿拉的话让我永远难忘：“除非我们为了未来一起克服过去的恐惧，并吸取历史教训，否则我们追寻的未来不会实现。”当致辞部分结束，阿布·阿拉过来向我介绍自己。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和一个巴解组织成员交谈。“我一直关注你的宣言、声明和文章，”他说，“它们无一不显示了你渴望达成公正、永远和全面的和平。”我们退到另外一间房间，只有我们二人，我们又用英语这一共同的语言交谈了三十分钟。我让他铭记我们对协议的承诺，并且告诉他，他将得到我的帮助、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我们会给进行中的巴勒斯坦项目提供经济援助。
然而我也知道，这项工作还远远不是正式的。仍然有关键的工作必须去落实。首先，我需要前往美国，亲自告诉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我们的突破，确保我们得到美国人的支持。我们中有些人担心，美国人可能会因为没有将他们纳入谈判感到生气——尽管他们知道谈判在进行之中——或是担心我们这一线的工作会削弱他们的自身努力。没有美国人的支持，我怀疑我们是否能掌控这一过程，或是达成《原则宣言》所需的未来谈判。
八月二十八日，我离开以色列前往美国。克里斯托弗正在加州度假，因此我们安排在离太平洋海岸区不远的穆古角海军航空站与他会面。美国中东特别事务协调小组负责人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也飞来加入我们。我满心激动地欢迎了他们二人，希冀之情溢于言表。当我告诉二人，我们已经非正式地签署了一份原则性宣言，他们非常吃惊，都急于见到这份文件。在他们阅读文件时，我耐心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怀疑在我眼前消失。
“丹尼斯，你认为怎么样？”克里斯托弗在自己评价之前问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罗斯热情地回复。
“绝对是！”克里斯托弗回答，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
我希望美国可以接受《原则宣言》，将其作为自己提出的协议，并提出在白宫举行签约仪式的请求。与此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份文件要与他们分享。
“还有更多，”我告诉他们，“在相互承认这一问题上，我们也一直并行工作，而且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出台一个协议。”
谈判伊始，我便相信，相互承认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即双方都承认对方的合法性。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需要克服的挑战。我们也必须给予巴解组织应有的地位，并给予我们之前从未给予过巴勒斯坦人的尊敬。相互承认的这些要求击中的正是一直处于我们冲突核心的意识形态，它们和《原则宣言》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尽管那份原则性宣言为未来的谈判设立了目标、定义了时间表，而相互承认的要求——除了措辞之外——基本上是无法谈判的。
在我向克里斯托弗和罗斯展示我们列出的要点时，我们已经接近完成这份相互承认的协定。美国人再一次地为我们的效率感到震惊。
“你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克里斯托弗说，“我对这些进展的初步回应是非常、非常积极的。”他和罗斯同意，我们应该立即进行为期一周的密集谈判来推动此事。而且他们还建议，如果以色列承认巴解组织，美国有可能也会承认其合法地位。
左起：拉宾，阿拉法特，西蒙·佩雷斯
在九月的那几天，我们坚守着清单上列出的要求。
到一九九三年九月七日的下午，阿拉法特已经准备好接受我们的要求。两封信起草完毕，一封给阿拉法特，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另一封给拉宾，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阿拉法特在突尼斯接到信的时候，拉宾和我在耶路撒冷也接到传真来的信件。拉宾从内阁获得许可签署了这份信件，阿拉法特也从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收到了同样的许可。九月九日清晨时分，挪威外交大臣将两封信带到了挤满记者和摄影机的首相办公室。霍尔斯特在拉宾的一侧就座，我坐在另外一侧。全世界看着他在一份陈述极为简单的信上签上他的名字：巴解组织已经承认我们的生存权利，作为回报，以色列也承认巴解组织。
三天之后，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在白宫南草坪上，人们用一种深刻的形式来庆祝相互承认——一个全世界都关注、都会记住的方式。伊扎克·拉宾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从未想象过自己会在这样的情景下相见，但是，当克林顿总统将两人拉近时，他们就在那里站立着，在明媚的夏日骄阳之下。拉宾带着几分不情愿和他的宿敌握了握手。他看到了和平在望以及巨大的成就，但是对他需要做的，他还是有些不能接受。在随之而来的鼓掌声中，他转向我小声说：“现在轮到你了。”
左起：拉宾，克林顿，阿拉法特
片刻之后，在拥挤的南草坪前、面对所能想到的每一家国际新闻机构的摄像机，我在一张木质桌子前就座，拿起一支钢笔，代表我一直信赖的国家、满怀对更光明未来的希望，在这份《原则宣言》上签上了我的名字。
西蒙·佩雷斯在《原则宣言》上签字
左起：阿拉法特、西蒙·佩雷斯、拉宾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
以上选摘自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自传《大梦无疆：勇气、想象和现代以色列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