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如何获得土地：1862年《宅地法》的幕后推动者
撰文：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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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通过的《宅地法》规定：从1863年1月1日起，凡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或符合入籍规定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外国人，为了居住和耕种，免费或缴纳10美元登记费即可领得不超过160英亩的西部国有土地作为“份地”。耕种5年之后，或5年内在宅地上居住满半年并按每英亩1.25美元缴纳费用者，所领取的土地即归其所有。
1862年，经参众两院表决并经林肯总统批准，《宅地法》（Homestead Act）获得通过。 总统的老友、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1811－1872）喊出了响亮的口号“到西部去，年轻人，到西部去”，从而拉开了美国西部开发运动的序幕。 此时距离时任国会议员（1848-49）的格里利最早提出“土地改革法案”已过去了整整14年。
“人在世上总该有一片立足之地，不管有没有钱。 ”格里利坚信，这是美国宪法赋予每一个美国公民的权利。 美国革命的宗旨就是捍卫民众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他引用洛克的观点，认为人类自亚当时代始，土地一直是上帝的赐予，拥有土地是人的自然权利。 土地本身不具备价值，通过人的劳动，土地被赋予价值，从而成为人的财产（property）。 然而建国以后的诸多土地法令，它们“所宣称的人民的自由只是挨饿的自由”，违反了上帝的道德准则。 格里利著文发问： 东部的产业工人如何获得经济独立？ 如何解决遍及城乡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他的答案是移民和免费的土地。
霍勒斯·格里利
1847年，格里利呼吁“必须通过立法，公平而迅速地分派土地，保障个人的经济稳定（stability）。 ”1848年，新成立的自由土地党（Free Soil Party）提出三项主张： 一，国会立法允许无地之人免费获得公共土地； 二，禁止因家庭债务而出售土地； 三，限制土地转手倒卖，禁绝土地投机。 这也是格里利所谓“自由的人民在自由的共和国理应获得免费的土地”这一政治主张的明确表达。 在他看来，“真正的民主是土地改革，（改革）不仅适用于公共土地，而且适用于所有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格里利鼓励年轻人去往西部，并非从事投机，而是扎根西部（settlers）——因为法律条款的前提是，免费土地只分给愿意劳动之人，否则土地将被荒废（wasteland），不会产生任何价值。 作为美国自由价值观的捍卫者，格里利断言，“一个有意愿、有能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 ”
1.格里利与纽约《论坛报》
霍勒斯·格里利是美国著名报人，政治改革家，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 1840年代至1870年代《论坛报》在其主持下取得巨大成功，成为美国新闻史早期著名的“三大便士报”之一。 格里利的办报方针是： “一方面不当政党的奴仆，另一方面也不伪装中立……一个非政党报纸的主编必须要对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其思想倾向包括肯定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 同情工人农民； 拥护工会制度； 主张废除奴隶制； 主张“耕者有其田”和“均贫富”。 为此格里利号召发起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拥护关税保护、劳工组织、土地分配法、禁酒和妇女就业； 反对政府以土地赠与铁路和经济垄断。 对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兰·尼文斯(Allan Nevins)评论道，《论坛报》树立了美国新闻报道一个新标准——通过对新闻选择的高品位和高道德标准，迎合并反映知识精英诉求。 也正因为格里利的选择标准，《论坛报》的读者不难发现，凶杀、色情、暧昧新闻、广告以及轻率的个人诽谤之类在《论坛报》上都难觅踪影，富有气魄却又不失克制的社论、精确的城市政治新闻、大量的书评和书摘等，则占据了大幅版面——这一切都使得《论坛报》逐步成为一份内容充实和富有思想性的刊物。 比如《宅地法》颁布后，格里利在《论坛报》社论中便发出了著名的“西部动员令”，要求年轻人到西部去(Go West, young man)，“和你们的国家一起成长”。 历史学家麦克杜格尔（Walter A.McDougall）曾引用爱荷华格林内尔学院创始人乔塞亚·格林内尔（Josiah Grinnel）的说法——“当我年轻时，格里利第一次发出了这一号召，我就启程前往西部”——表明格里利当年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格里利办报的风格独具一格。 身为主编的他，刊登文章不看作者的资历与头衔，只论文章好坏。 照他的标准，即“够酸、够辣，或像纯橘子汁有趣又够令人回味的文章，一定刊登。 ”自1840年代起，格里利大胆启用并加以扶持的作家既有名闻海内的爱默生（及其门徒梭罗），也有查尔斯·达纳(CharlesDana)和玛格丽特·富勒（后为美国第一位驻外女记者），甚至还包括当时的文坛新秀爱伦·坡和马克·吐温——历史证明格里利的眼光独到，见解过人，用他的说法，便是“一个编辑不只是编辑文字，而且是编辑人才。 ”
爱默生
《论坛报》创办之初，杂志的订户虽然日渐增长，但却很难盈利。 对此，格里利并不在乎，他在社评中写道： “把你的思想写成文字，让你的文字去引起共鸣，这是出版刊物最有意思的事。 刊物能出版，就是我最快乐的事……一份刊物最大的报酬，不在获利，而在影响力。 ”对于报纸的影响力，他曾举例说，“假如俄国和南卡罗莱纳州同时拥有自由的报纸，20年以后，前者将建立共和国，而后者必将废除奴隶制。 ”此外，他还提出，“政府的权力不该太大，不该管太多事，制定的法条不该太细。 除非政府确定有必要干涉，不然就交予民间”——这样的看法得罪了当政的美国利益集团，在两党轮替制度下，格里利显得两面不讨好。 然而,他对自己的选择却从未感到后悔。 他坚持说： “办一份杂志是为你所信仰的理念而战。 我只要把立场摆清楚，就不怕别人反对。 ”
格里利本人率性而为，不拘小节，时常被友人引为笑谈。 比如他的字迹潦草，令排字工不胜其扰——连他自己过后亦难以辨认。 据说有位雇员曾手持格里利的解聘书转投纽约《太阳报》，宣称此乃格里利手书推荐信——结果居然被录用。 然而，格里利对待工作却一丝不苟，要求下属做到尽善尽美。 他的名言是，“如果每个人的表现只到好的程度，那么哪来更好的报纸?”在他眼里，一位优秀的编辑必须“精确、认真、性格沉稳”，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文字竞赛中获胜。 格里利以报纸为武器对贪污的政府、腐化的社会以及不良的制度进行争战——他认为没有一种行业比报业更紧凑，因为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钟都是一场战争——他对员工的训导是，“编报纸不是一份工作，而是要你生命全部的投入。 ”与此同时，格里利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把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员工的老板。 1850年代以后，报社开始盈利，公司股票也一路攀升，格里利就按照计划将自己持有的股权，逐渐转让给员工，使他们从雇员变为合伙人——由此他在历史上被称为美国“股利分红之父”(the father ofthe profit-sharing plan)。
格里利在演讲中曾经阐述道，“老板以为支付薪水给雇工是一种怜悯，为雇工提供工作是一种恩惠，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工人有权工作，工人有权赚钱，许多工人努力工作了20年，前途看来仍是一片黯淡……我愿意以工人的代言人自居……政府的功能不只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与司法的公平性，政府还需要为人民谋福祉，制造就业机会，并且帮助工人赚钱。 国家的功能在于做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 ”事实上，由于格里利积极争取工人（尤其是妇女）的平等工作权，他甚至被许多报纸嘲笑为“穿着裙子的男人”。
1848年，当妇女参政会议在马萨诸塞州举行时，所有报纸都封锁这一消息。 格里利的《论坛报》是唯一全程报导这一会议的报纸，因为格里利坚信，“读者有权在报纸上看到真实的东西。 ”他坚持认为，读者有权在报纸上闻到一股清新的空气，而不是被政党和利益团体所玷污的浑浊之气——“我认为报纸的长期订户，是来自相信报纸的真实性。 ”也唯其如此，他一再宣称，“编辑必须公正，新闻必须独立，不受任何政党、官方的影响。 ”1850年代中期以后，北方废奴运动高涨，格里利在报纸上大力提倡废奴，友人劝他稍加收敛，免得影响美国南方的蓄奴订户。 他坦然答道，“假如有任何订户，因为我的反奴立场而不高兴, 我劝他早一点取消订阅。 我是活着来办报，不是办报来活着糊口。 ”
作为出版人，如何在强手林立的纽约新闻界脱颖而出？ 这是格里利必须面对的问题。 他的应对举措，一是多方延揽人才，如亨利·雷蒙德（1851年离职创办《纽约时报》），乔治·里普利，怀特洛·里德(WhitelawReid，后接替格里利成为《论坛报》老板)等，或聘为专栏写手，或任为文学编辑，从而保证刊物的稿件质量及文学趣味性； 另一方面，他又极注重社会新闻的深度报道及客观分析，避免恶俗的花边新闻，以确保刊物的严肃性和纯正的品位。 其结果是： 一般廉价报纸的常见病，如名人八卦、医药广告和各类煽情报道（Sensationalism）等在《论坛报》近乎绝迹； 相反，由于若干鼓吹社会改革的文章皆出自名人之手，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如提倡开发西部和土地改革），甚至引发了范围较广的群众运动，在美国舆论界影响巨大。 但是，随着美国国内同行报业竞争日趋激烈，格里利不得不另辟蹊径，将眼光投向国外。
1847年，欧洲革命前夕，格里利邀请查尔斯·达纳担任驻欧特派记者。 正是在德国科隆，经朋友介绍，达纳结识时任《新莱茵报》主笔的马克思，后者雄健的文风令他印象深刻。 1851年，达纳给流亡伦敦的马克思写信，希望马克思能考虑作为海外通讯员为《论坛报》撰文。 马克思对格里利社会改革的主张极为认同，欣然表示同意，对每篇1英镑的价格也表示满意。 由此开始了双方长达10年的合作。 在此期间，马克思共有487篇文章获得稿酬，其中大多数都作为《论坛报》的头条文章刊发。
马克思
然而自1860年代开始，马克思对《论坛报》日益感到不满，主要在于格里利政治保守的姿态日益明显： 他不遗余力地鼓吹阶级调和（harmony）而非马克思中意的阶级斗争（struggle），明显丧失革命理想和锐气。 格里利不过是个“端坐在扶手椅里的白头翁”，马克思如此讥讽他的雇主，全然没有料到后者对他的忍耐也已到达极限——从格里利和《论坛报》方面看，马克思根本不是个合格的职业撰稿人： 因为他总不能按时交稿。 影响交稿的因素很多： 庞大的经济学研究计划（《资本论》），病痛的折磨，家庭经济的压力，等等，尤其是后者——马克思曾解释延迟交稿的原因——“给达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读报用的便士也没有一个。 ”这样的困境，显然是远在纽约的中产阶级编辑所始料不及的。 还有，马克思长期的习惯是一直熬夜，到次日中午才睡觉。 他会日以继夜地写作，以致搞垮身体，这样就不得不停笔休息一阵。 而他的工作也总被突如其来的想法打断： 马克思兴趣爱好极其广泛，一种学究式的气质使得他宁愿徜徉在卷帙繁复的典籍中沉思，而不愿移步到书桌旁奋笔疾书。 此外，就写作计划而言，比他的生活习惯更糟糕的是他对完美的坚持，要追根问底地搜刮最后一条资料，对此前拟定的稿子进行一遍遍改写。 若干年以后，对重度拖延症患者马克思极其失望的恩格斯告诉他： “我会很乐意烧掉那些关于俄国农业状况的书籍，就是这些东西，让你好几年来写不完《资本论》！ ”——缓慢稳健不是取胜的唯一方法，突然提笔猛写赶工的人也可以做完很多事情，尤其是对马克思这样的职业专栏作家而言。
的确，马克思给《论坛报》撰稿，不单单是出于经济考虑，他更要借助这一平台传播自己的学说。 很长时间里，他对美国这一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率先爆发革命深信不疑。 到1857年，期待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不景气的经济态势如病毒般快速扩散，让马克思喜出望外——他的朋友李卜克内西说，在伦敦的朋友和同事中间，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不停期盼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笑话——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革命来临意味着他将失去《论坛报》这一主要经济来源，而重新变得一贫如洗。 1861年初，改组后的《论坛报》新编辑部摒弃了之前激进的废奴立场，转而支持南北双方达成和平以避免内战，并默认美国南部各州继续维持奴隶制度，马克思对此极为愤慨。 而《论坛报》则无视他的抗议和冷嘲热讽，因为办刊宗旨不会因个别撰稿人而改变——双方都明白，道不同不相为谋，分手只是早晚之事。
1861年，格里利下令让达纳解雇马克思。 1862年3月，达纳写信给马克思说美国内战已经占据了报纸的所有篇幅，让他不要再寄送文章。 至此，双方的合作正式宣告结束。 经过长达10余年的艰苦努力，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终究未能在美国取得他所期盼的成果，相反，在经济上远比美国落后、情感上一向令他憎恶的俄国，他的学说通过党内政治家及理论家的阐释，却大受欢迎并获得尊崇的地位，如此殊荣，肯定也是终身困厄的马克思所始料不及的。 与他对俄国的态度不同，终其一生，马克思对美国都抱有浓厚兴趣，除了早年打算旅居纽约，实地考察那里的政治经济状况，直到晚年，他依然不顾大部分成员反对，坚持将共产国际通讯总部迁往纽约——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受到格里利及其《论坛报》的影响。
2.林肯与纽约《论坛报》
1861年2月，林肯尚未就职，南方10州宣布成立“美国南部联邦”(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以900万的农业人口，对抗北方22州2200万人口的工业州。 林肯就职后即以合众国总统名义，正告南方，表明维护和捍卫联邦政府统一的决心： “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朋友，南方诸州政府绝对没有权利脱离联邦政府，沟通的门永远向你们敞开。 ”格里利在演讲台前的座位上，仔细聆听林肯的演讲。 他激动得泪流满面，因为太久没有听到像林肯总统这样的伟大政治家的声音——格里利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
格里利与林肯颇多共同之处。 二人都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完全凭借刻苦毅力自学成才。 步入社会后，他们又各自依靠天赋和不懈努力取得了事业成功——一个在报界，一个在政坛，而且都怀有经世济民的报国情怀和改革社会的勃勃雄心。 二人并曾同时担任美国国会议员。 然而，一开始由于政党门户之见，在1856年大选中，格里利将选票投给了林肯的政治对手。 四年以后，他才改选更张，号召《论坛报》选民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帮助林肯登上总统之位。 自此直至林肯遇刺，两位政治家一直保持交往和互动。
对林肯总统演说中表现出的善意，南方以炮火加以回应。 1861年4月12日，美国南北战争正式爆发。 格里利满怀信心地写道： “假如南方不尊重宪法，开战在所不惜，联邦终必获胜!”可是战争头两年，林肯的联邦北军屡战皆败。 北方许多人开始攻击林肯，责怪他不该把国家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同时更有激进派主张立即解放黑人奴隶，以迅速瓦解南方的军事力量。 林肯总统一向行事谨慎，尤其在废奴问题上——因为事关宪法有关条款； 但这样一种态度却被许多人误认为是优柔寡断，并因此饱受攻讦。 作为总统的老友，格里利先是通过私人信函敦促总统即刻采取行动（解放奴隶），后来更在《论坛报》发表著名社论《两千万人的祈祷》（“Prayer of Twenty Millions”），指责林肯应对之策“过于迟缓”，长此以往，“其后果将极为严重”。
林肯总统没有答复格里利的私信，但对他公开发表的评论却深为恼火——担心媒体会对普通民众造成误导。 1862年8月，林肯针对格里利的评论回复了一封公开信： “在这场斗争中，我至高无上的目标就是要拯救联邦共同体，而不是保全奴隶制或摧毁奴隶制。 如果我可以拯救联邦而不需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么做； 如果为了拯救联邦就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也愿意这样做； 而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奴隶，我同样愿意这样做。 ”在信的结尾，林肯断言，以上所述是他“所理解的官方职责； 至于我经常表达的个人意愿，即无论何处，人人都应是自由的，我从未有过一丝改变”。 由此可见，格里利对总统的人格及其行事方式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 直到1862年9月林肯亲自起草并发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格里利才体悟到总统的良苦用心）。 1863年1月1日, 林肯宣布黑奴自由令, 解放美国所有黑奴。 格里利在《论坛报》头版写道： “这是国家的新生，上帝祝福亚伯拉罕·林肯。 ”
亚伯拉罕·林肯
自林肯总统旗帜鲜明地表达出他的废奴立场之后，格里利在《论坛报》一再公开发表评论，支持总统的各项重大决策，总统也希望借助媒体，取得民众的支持和谅解，于是双方冰释前嫌。 但与此同时，格里利与总统侍卫长瓦德·拉蒙之间的冲突却不断加剧。 格里利指控拉蒙收容南方逃奴（因为南方奴隶主无法越过梅森-迪克森边界线前往北方追索），拉蒙恼羞成怒，反诉格里利诽谤国家公务人员（拉蒙当时兼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治安官）。 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法院，后来总统亲自出面调解，双方才善罢甘休。 1865年大选之前，格里利在《论坛报》号召“我们必须让林肯连任，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都选林肯。 ”由此《论坛报》30万户的订户都成为林肯的忠心支持者。 结果林肯成功连任，格里利及其《论坛报》功不可没——林肯后来总结说： “一个格里利，远胜10万兵!”而此前由格里利率先倡导的西部土地改革法令在国会得以通过，与林肯总统的大力支持也密不可分。
3.《宅地法》及其历史意义
独立战争打开了通向西部的第一道大门，美国人不仅在独立以后得到了一大片土地，而且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 新获得的西部土地是十三个殖民地共同用生命和财富换来的，因此这些土地应该是属于人民的公共财产，人民有权去开垦、种植。 当时流传的“西部神话”更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想象——穿过阿巴拉契亚山屏障，深入内地，一直向西部延伸到密西西比河沿岸，是一片富饶的“黄金宝地”，即《圣经》中预言的“流蜜与奶之地”。 同时，东部地区无数怀揣美国梦的民众倾向于将西部视为“圆梦之地”，认为在西部可以建立一个由独立小农组成的“农业乌托邦”。 的确，自美国建国之日起，美国政治家中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截然不同的“土地观”，即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自由土地观”和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财政土地观”。 前者以杰斐逊为代表，主张将西部土地以免费或相对廉价的方式分配给中小拓荒者。 后者则以汉密尔顿为代表，希望将西部土地大片出售给地产公司，快速换取财政收入以解决美国的债务危机，同时积累资金优先发展东部制造业。 这两种土地观既是对美国西部公共土地的不同政策安排，也包含了对西部领地政治发展前景的不同设想，是“美国梦”的两个早期版本。 这两种不同“土地观”之间的“路线斗争”一直贯穿于整个美国19世纪的前半叶，至林肯总统当选之际，前者乃逐渐占据上风。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本杰明·希巴德所言，“美利坚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早已抱有一个普遍而坚定的信念，荒地不仅是拓荒者的，而且也应该对拓荒者免费。 ”
早在1774年的《英属北美权利概述》(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 ofthe British America) 一书中，杰斐逊便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权利说： “就人类机构的目的和性质而言，每一个特定社会所拥有的土地，都应该由整个社会掌握和分配。 每一个拓荒者都有权占据空闲的土地进行耕种，并得到这块土地的产权。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存在未开垦的土地和失业的穷人，那么这个国家的财产法就侵犯了自然权利。 ”杰斐逊甚至豪迈地预言，“在等待开拓的富饶土地上，一个新社会即将形成； 农业是致富的惟一源泉； 人人都有耕种的自然权力； 土地所有权归属开垦荒地的劳动者所有，并使他们经济上独立，赋予他们社会地位和尊严。 他们在劳动中频繁地与自然接触使他们愉快和品德高尚。 ”事实的确如此——许多早期到达美国的欧洲移民在给家人写信时，也常用称赞的口吻描述当地的富庶和安宁，对没有阶级之分的西部生活赞美有加——“低税收，无义务兵役制，一日三餐有肉”。
作为杰斐逊的信徒，格里利坚信免费开放西部公共土地不仅可以解决社会矛盾，也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 一方面，移民拥有可以保证独立和自由的个人土地财产，不至于沦为被他人所奴役的无地游民。 另一方面，他们的财产又不至于多到可以奴役他人。 它有利于形成一个数量众多且稳定的小土地所有者阶层，能够有效防止社会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 他的这一主张也得到许多美国政治人物的高度认同。 马丁·范布伦在当选总统后给国会的第一封信中便声明，“联邦土地政策的目标不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获取财政收入，而是考虑其他更高层次的需要。 背离这一原则的土地法令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公共土地得到开发和耕种。 ”来自西部的参议员本顿（Thomas Benton）则明确提出，“我们所生活的美国是一个共和制而非君主制的国家，因此广袤的西部土地明确无误地应该属于人民。 ”可见，正是在历代锐意改革的美国政治家的共同努力下，历经艰难，《宅地法》方才得以确立。
1862年通过的《宅地法》规定： 从1863年1月1日起，凡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或符合入籍规定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外国人，为了居住和耕种，免费或缴纳10美元登记费即可领得不超过160英亩的西部国有土地作为“份地”。 耕种5年之后，或5年内在宅地上居住满半年并按每英亩1.25美元缴纳费用者，所领取的土地即归其所有。
1862年《宅地法》是美国革命以来有关公共土地分配问题最为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法律体现。 它凝聚了民众获取公共土地的三大特征与原则： 即成人皆有(21岁以上)，小块占有 (160英亩)，以及免费获取。 《宅地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部垦殖农民的土地要求，确立了小农土地所有制，从而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它的实施也遏制了奴隶制种植园向西扩展，吸引东部的劳动力人口向西迁移，并有力地促进了西部的开发——正如列宁总结的那样，“美国资本家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呢? 他们无偿地分配土地，于是农民便跟着他们走。 ”
作为《宅地法》的早期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格里利在《论坛报》大声疾呼，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国会和林肯总统请愿。 他坚信大量廉价的(近乎免费的)西部土地的存在，必将成为缓冲社会矛盾的平衡轮和减压阀——“西部廉价土地为美国社会构建起一道牢固的安全阀 ( Safety Valve)，它既可以消除东部各州因为人口密集而产生的贫穷和犯罪，又可以使西部成为充满活力的平等新社会。 ”西部土地可以有效地调节美国的社会贫富差距，为东部贫民提供新的社会流动机会，为他们实现美国梦提供了空间和平台。 正如边疆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所言，“每当东部的社会发展趋于停滞，每当资本趋向压迫劳工或政治限制大众的自由时，人们总是可以奔向边疆的自由天地，那里的自由土地保证个人主义成长，促进经济平等的实现，以及自由民主的兴盛。 总之，自由土地意味着自由的机会。 ”历史经验表明，《宅地法》的出台，极大地稀释了工业化资本积累时期的劳工矛盾，使得美国没有出现整体性的社会矛盾激化和阶级斗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宅地法》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历史，也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现实。 这也是霍勒斯·格里利对美国历史的杰出贡献。
1872年，格里利与格兰特将军角逐总统职位。 竞选的失利以及妻子的病故使得他精神一蹶不振，直至病逝。 作为19世纪美国报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权威”（历史学家詹姆斯·洛德语），格里利的临终遗言是： “我希望自己在被遗忘的尘土里腐朽之后，而我所筹划并且创办的这份报纸能够兴旺长存； 我希望在掩埋我遗体的石头上刻上为后来者更易于理解的碑文： 霍勒斯·格里利，纽约《论坛报》创办人。 ”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