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观察｜盘活中小企业工业园区的意大利经验

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的背景下，我国部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传统制造业集聚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增长乏力甚至生存困难的情况，这既是经济周期使然，也是结构性问题的体现。

意大利是最先在中小企业集聚方面进行园区化探索的国家，拥有较为成熟的中小企业工业园区发展经验，中小企业数量占比在欧洲国家中较高，其制造业中小企业又占到制造企业的绝大多数。

对我国东部部分区域性较强、产业门类单一且中小企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园区而言，意大利利用园区营造中小企业产业生态的做法值得借鉴。

意大利中小企业工业园区发展历程

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意大利共有产业集群156个，涵盖人口1250万；集群内制造业企业21.5万家，占到全国制造业企业的40%，其中95%以上为中小企业；制造业从业人员200万人，占全国的39.3%；产值占全国GDP的 27.2%。

意大利是中小企业工业园区的发源地。意大利的工业园区是企业基于意大利北部发达的手工业作坊、Impanotore（近似商行的经济组织）和工匠聚集地自发形成，并在二战后迅速成长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商会为主要管理方的园区。在产品、管理方式和企业生存状态方面，这些园区有着明显的同业行会特征和地域特点，被誉为“意大利中小企业成功之母”，是意大利中小企业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例如，在意大利北方多个机械制造业园区支撑下，其机械行业已经位居全球第四位、欧洲第二位，焊接机器人、车辆组装机器人、车身喷涂工艺机器人等细分领域的技术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行业年产值超420亿欧元，占全国GDP的 2.5%，70%以上产品出口海外，2017年出口额接近300亿欧元。意大利工业园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小企业突破了自身的局限性，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拥有了较大的市场和技术优势。

意大利中小企业工业园区发展路径与经验

20世纪80年代，为了避免同质化竞争导致企业海外竞争力减弱，意大利政府与中小企业联合会（CONFAPI）以城市为单位，联手将各园区的地域、产业、原料和学术绑为一体，侧重不同产业门类，建立以大型龙头企业为核心、同业中小企业聚集为主体、产业链完整的“第三意大利”型园区。

严格行会管理。传承自手工业园区的商行对园区企业有着半强制性的管理权限，包括且不限于销售与市场、产品策划、原材料采购、生产计划和订单分配等，较强的权威性和对生产经营资源的掌控使其对园区管理有着较大的话语权，可以利用法律、规则规范成员企业行为。

商行在园区内起到了限制企业规模、划分企业细分产品领域、规范恶性竞争的作用，创建了中小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环境。园区内企业大多通过长期合作与园区的行会及其他企业建立了信任关系，在经济产生波动时，一方面可以让部分家族成员通过回归家庭“无偿失业”缩减产能并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则会在行会协调下进行资金互助或订单调配。

产融深度融合。意大利的各大园区均有较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和企业自发性组织，较好地解决了中小企业较高的借贷门槛、高昂的融资成本问题。意大利政府颁布了《扶持中小企业创新与发展法》，要求地方政府支持园区做好金融服务工作。园区所属行政区政府往往通过建立合作银行、互助银行、市民银行等中小企业银行，以优惠利率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创建中小企业基金扶持创新型企业，建立信贷担保基金降低中小企业的交易风险。

园区内企业之间以互助担保为主，各园区的手工业协会联合园区管理方组建互助合作担保基金会，由所在地城市银行运行基金会给予会员企业低息金融贷款。

政策持续帮扶。意大利在各工业园区的精准支持政策和企业互助制度，大大降低了由于经济环境不稳定和市场周期性波动给中小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各园区雇员在200人以下的企业可以享有精准的政策扶持，例如，中小企业在三年内减免相当于投资额20%-25%的税收，用于技术革新、改造设备和提升产品质量的资金可以抵扣税收。此外，为了鼓励中小企业紧跟技术潮流，园区规定中小企业以利润进行技术研发、推进技术进步或为改善技术出口作出贡献的，可享受利润额30%的税收减免，为进行技术革新而雇佣劳务可享受40%-50%的税收减免。

几点启示

增赋园区更多的管理服务权能。进一步强化中小企业占多数的园区对企业的管理职能，适当下放市场秩序管理、规则修订权责，将调解企业矛盾、组织企业协商纳入园区管委会职权范围。

一增设企业间评议机制。针对不规范的竞争行为、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和负外部效益行为，进行园区内企业间评议，由园区对评议反映较大的问题和企业进行规范和引导，并酌情进行处罚乃至迁出。

二是强化园区公共服务能力。在有条件且企业需求迫切的园区增设销售与市场、发展规划、人力服务、原材料部门或第三方服务机构，解决企业走出去、设备（人才）引进和军民融合等问题。

三是给予园区更大的优惠政策弹性空间。赋予园区在优惠政策指向行业、规模和条件等方面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出口、人才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例如将引进技能人才补贴门槛由学历转为技术等级，创新型企业优惠覆盖由少数新兴产业扩大到有技术优势的传统制造领域的中小企业。

增强园区层面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相对于意大利的大型园区，我国的园区规模小、实力弱，尚无力负担直接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撑，需以政府或园区联合体的方式提供金融支持。

一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联合政策性银行为重点园区提供定制化“过桥”贷款、创新贷款、市场波动贷款等金融支持；针对园区内中小企业具体需求，由园区制定各类金融服务使用模式，并担负一定的控制风险责任。

二是以周边或同行业多个园区为基础，组建联合体提供金融服务，根据行业特征或地域特点，提供互助拆借或济困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应对市场波动，并以联合体替代中小企业个体向银行申请贷款以降低资金成本。

三是由政府倡议并负担启动资金，龙头企业、园区联合体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建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科研创新资金支持。

优化园内中小企业互助机制。进一步发扬和优化我国中小企业在应对经济波动时的互助传统，构建符合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的企业自组织形态。

一是变地域、家族情感互助为制度化互助。鼓励园区制定符合多数企业需求的互助机制，制定具有约束力的互助规则，园区所在地法院在追还借款、矛盾仲裁等方面发挥调解和执行作用。

二是建立市场资源共享和收益回 馈机制。将非正式的关系、裙带、圈子等市场资源共享模式转化为有明确规则和执行主体的市场资源共享行会组织，制定规则，将资源共享和获益回馈制度化、标准化、合法化。

（本文作者陈笑天、赵芸芸、念沛豪、王曼均是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