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她写下了波兰的百年孤独

文 | 宗城

编辑 | 俞诗逸

当地时间下午1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备受瞩目的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结果，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中，诺奖评委授予托卡尔丘克的理由是“她以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激情构建的叙事想象力，代表了对生活方式多种边界的跨越”。

托卡尔丘克获奖的另一大原因，是因为她是中东欧地区用母语写作的女性作家代表。今年诺奖强调了会重视非英语区的女作家。就在开奖日早些时候，诺奖评委昂得斯·奥尔森说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们非常有必要打开视野。我们此前的评奖一直有些‘欧洲中心主义’，但现在要把视野放在全世界。以及，之前总有些男性导向，但现在我们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女性作家，所以这次评选更加激烈，范围也更广。”

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

托卡尔丘克获奖实至名归，很多国内读者还不了解她，但她和2017年的诺奖得主石黑一雄一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她是2018年国际布克奖得主，在东欧与米沃什、辛波斯卡、昆德拉齐名，1987年，她发表了处女作诗集《镜子里的城市》，九年后，她凭借长篇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获得波兰权威文学大奖“尼刻奖”。很快，她的长篇《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再获“尼刻奖”。就是这两部作品奠定了她的文学地位，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盛赞她是一位“辉煌壮丽的作家”。

在国内，托卡尔丘克的代表作曾被北京外语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易丽君由波兰语译成中文。此后《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被“后浪”出版公司出版，让托卡尔丘克再一次走入国内读者的视野。但和米沃什、昆德拉等文学巨人不同，托卡尔丘克在国内始终门庭寂寥，只是一位文学院深度读者才会阅读的小众作家。这其实也反映了当代波兰文学在国际上的尴尬。

长久以为，当代波兰文学没有得到国际上足够的重视。米沃什出名，更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他对前苏联政治的控诉，而不只是文学本身。相比之下，托卡尔丘克这样的作家社会性并不是那么强烈，和米沃什那一代生活在冷战暗影的作家不同，托卡尔丘克的文学之路崛起于后冷战时代，前苏联与铁幕的记忆已成旧日伤痕，而托卡尔丘克面对的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波兰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融入以西欧为主导的欧陆资本主义秩序，但却处于边缘化的时代。托卡尔丘克的尴尬之处在于：她依靠母语写作，对祖国有着深情的眷恋，但她在国际文学上得到的认可，不得不依靠西欧文学秩序的扶持，她书写着祖国的故事，但异域的人们阅读她往往依靠的是英语，而不是最能体现她文学美感的波兰语。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易丽君、袁汉镕 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2017年12月

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托卡尔丘克混合小说、诗歌、随笔、日记等不同文体，营造了一个梦境一般世界。但这个世界有很深的波兰意味，书中的很多村落、人物、风俗都取自波兰本土的民间故事。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作家虚构了一个叫太古的世界，那是一座远离大城市、地处森林边缘，并不特别的波兰村庄。托卡尔丘克用温柔的笔触细腻地刻画了太古乡民的生存与死亡、快乐与忧愁，人与树木、水与鸟儿在这个世界时都是有自己丰富感官体验的生灵，他们相聚在太古，安息在太古，接受命运女神的拨弄。作家运用自然主义的笔法，抒情地展现了波兰民间的日常生活。这部小说被誉为波兰的《百年孤独》。

如易丽君教授所说：“太古的象征意义在于，人们在心灵深处都守望着一个被自己视为宇宙中心的神秘国度。在快速变革、充满历史灾难、大规模人群迁徙和边界变动的世界上，人们往往渴念某种稳定的角落，某个宁静而足以抗拒无所不在的混乱的精神家园。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答波兰《政治周刊》记者问时曾说，她写这部小说似乎是出自一种寻根的愿望，出自寻找自己的源头、自己的根的尝试，好使她能停泊在现实中。这是她寻找自己在历史上地位的一种方式。”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易丽君、袁汉镕 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2017年12月

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托卡尔丘克继续关注生活的粘稠感。她把一百多个特写、故事、随笔片段集结而成一部多层次、多情节的小说，“长出胡子的圣女、性别倒错的修士、身体里住着一只鸟的酒鬼、化身狼人的小镇教师、会冬眠的做假发的老太太、靠网络收集梦境的女人”陆续登场……这部小说不是线性结构，也不是观念先行，它随处涌动的是意识的捉摸不定，以及在各动荡不安的世界中人们渴求安定的内心。托卡尔丘克并不标榜自己是普鲁斯特、伍尔夫的传人，但她的写作技术深得意识流的精髓，她关注的不是表层的现实而是精神的现实，她的小说以一曲写给孤独者的安魂曲。

和莫迪亚诺相似，托卡尔丘克也在通过梦境复苏被遗忘的记忆。她所表现历史的手段并不是控诉的、高度政治化的，而是深入民间，深入日常的肌理纹路。她说：“只有那种忘却了的存在才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在那里曾是有罪或是有德行的人。因此我们不知道醒来后该怎么办——是投入地狱之火，还是投入永恒的光明生活。”

与米沃什、昆德拉等东欧前辈相比，托卡尔丘克的写作更加“内向”、个人。她的文学很少有一个明显的控诉对象，她对政治保持着一个适可而止的距离。这其实代表了后冷战时代波兰一代作家的集体转变。

在冷战时期，尤其是在东欧和前苏联矛盾加剧的时期，波兰文学高度政治化，爱国主义小说、反极权小说、地下小说竞相涌现，当时有一个词频繁被提及，叫“墨提宾”，出自波兰剧作家斯坦尼斯瓦夫·维特凯维奇(Stanisław Witkiewicz)1932年的小说《永不满足》。“此书描写了一个精神空虚的社会，宗教失去影响，哲学深奥无用，艺术则徒具形式。一个名叫墨提宾的蒙古哲学家发明了一种人生观药，服下这种药立刻就会变得轻松快乐，所有的精神空虚都会即刻消失，那些看来永远无法解决的形而上问题，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依靠‘墨提宾’药丸的作用，小说中虚构的东方帝国战无不胜，最终统治了世界。有意味的是，所有服用‘墨提宾’药的人最终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维特科维奇本人早在1939年听到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国境时，就服食安眠药自杀了。”（周江林：《米沃什的精神“荒原”》）

苏联解体后，波兰在政治上的紧张感减少了，作家开始更关注个体的问题、民间的问题。托卡尔丘克的写作体现了这个倾向，她以惊人的想象力描绘了波兰的乡野民间、自然风物，用一种温婉的笔触，超越阶层之间的成见。

我想，托卡尔丘克的写作近似于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她们的本质都是诗人，都在通过文学造梦。那里，陆地是海洋，左手的倒影是右手，那里“天国清浅”，每一个灵魂在黑夜中被召唤。

“永远不会一次就彻底死去。你的灵魂将会多次来到这里，直到找到了它寻找的东西。”对托卡尔丘克来说，文学是一种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