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当“英雄”的90后消防员
原创： 了了 全民故事计划
—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406个故事 —
一
火是从哪里开始烧的，谁也不知道。
我们抵达现场时，整间厂房烧得像一块烤架上的肉。按理我们不应该怕火，大家都说，消防员是英雄，后来连我们自己有时也这样觉得。
当然只要一出警，我就知道这是一句屁话，套用班长彭超的话：“傻子才想当英雄”。
站在这座燃烧的三层厂房面前，我们几个人都怕得要命。我一回头，看见俊涛正躲在车后面，随时准备逃跑。他在等队长下后撤的命令。
俊涛每回如此，一进火场又好像赵云附体。他常说：“怕归怕，干归干，这是两码事”。尽管大家都吓得腿软，但头皮该硬的时候还是得硬。
队长建彪下令在南北两侧各设枪炮阵地，用于打压和堵截火势。由于报警时间拖延，此时火灾已处于猛烈燃烧阶段。
这是常有的情况，人们大多抱有侥幸心理，因而常常错过火灾初期的最佳扑救时间。等我们赶到现场，火势通常已经失控。
庆幸的是，经过现场侦查及询问，厂房内没有人员被困，这次火灾主要燃烧物质为布料，除去原料泄露可能引发的流淌火，没有什么其他太大的危险。
队长建彪不决定内攻，大跨度厂房的火灾荷载极大，处置难度高，远非我们一个中队能够解决。
“回去不得叫司务长给整个小烧烤？”俊涛转过头眨巴几下眼睛。
“你看着点枪，”我拍了拍他的头盔，“刚才怕得跟鬼一样。”
“咱东北老爷们能怕？这有啥的，也没人员被困......”俊涛话还没说完，就听见队长在对讲机里大喊：“三车，三车的到头车集合！”
我和俊涛就在三车。我俩相视一眼，大概能猜出他的乌鸦嘴又灵验了。我把水枪撂给合同制队员老郑 （因现役消防员不足，以签订劳务合同形式征召的地方青年，非现役军人） ，拽上俊涛往头车跑。
建彪的脸一半在火里，一半又在阴影中。他一皱眉头，脸上的肉就堆在一起，像只沙皮狗。
“刚才厂区保安反映有人被困，是巡夜的。这哥们老跑三楼偷偷抽烟，”他顿了顿，继续说，“我们从三楼开始找，一二号员水枪切割机，超儿拿副担架，准备。”
俊涛一转身，嘀咕一句：“这保安早他妈干嘛去了。”
我们带好装备，沿着厂房外墙楼梯爬到三楼，空气变得愈发燥热。火焰从窗口向外喷射数米，叫嚣着，让我隐隐感到一阵不安。
彭超转过身敲了敲我的头盔：“怕了？莫怕，哥在你慌啥。”我冲他笑了笑，说：“没在怕的。”
二
起火的厂房位于花园路，而花园路这个名字与内容极度不符。它横贯在开发区地域版图上，自西向东超过两公里，把我们中队辖区穿成一串待烤的鱿鱼。
这条路多的是半挂车激起的四散烟尘，以及夜幕下使人轻易上头的工厂废气，而唯独没有花园。
我第一次进入花园路，是在2015年的秋天。
我们几个新兵坐一辆军用卡车，从市民大道驶入花园路，林立的厂房随即出现在道路两边。
“我闻到一股杀气。”俊涛的话总是又瞎又准。那些苍白而又沉默的厂房如同一些秋天里扎堆的巨人，散发出阴翳的气息。
那天以前，我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一线官兵。事实上，我来部队最大的目的是考军校。我的新兵连指导员口口声声答应会带我去机关，但他最后带走了隔壁班的哥们。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个中原因，当然这已经不是什么值得深究的事情。
分兵的早上，战训科长在支队操场的国旗下公布去向，他报到我的名字，然后喊一声“开发区”。我一声“是”还未脱口，腿已经开始打飘。
开发区是个工业园区，数百家化工厂分布其间，如同一堆炸弹。那时天津港事故还没过去太久，我怕得要命，我不想成为英雄，只是来谋份出路，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开发区中队位于花园路中段，前后左右都是化工单位。下队那天，队里没放鞭炮。队长说：“前面那个厂是金属加工，左右是制药，最后面那个远些，灌液化气的。所以，咱中队人来人走都不放炮。”
那天的锣鼓倒是打得响，愣是把金属加工厂那些工人全震了出来。
队长建彪带我们参观营区，其实没啥看的，全国的营区都一个球样，两分钟就逛完了。但是队长刘建彪特能胡扯，他站在那辆破康明斯前说，这车参加战斗数千次，靠谱。其实就是穷，买不起新车。
后来过年，队里组织新兵外出购物，开着康明斯出去，半道上就趴窝了。我们三个新兵和刘建彪愣是推了三里地，才把这辆服役时间超过我年龄的车推回花园路。
建彪一边推，一边说，体谅，体谅。再后来，队里来了新车，建彪打报告把康明斯改造成了雕塑。他摸着康明斯掉落的漆皮，脸向上抬起一些说，他当兵那会儿这车就在了，是个老战友了。俊涛那张大嘴巴这时又开始了，“你胡扯吧队长，你当兵不在云南吗？”
我们最后到的是队史馆，我后来知道这是一个传统，每一年的新兵都得经历这个项目。建彪前一秒还在扯他五公里跑得多快，下一秒就把脸拉了下来。他对着墙上的照片不说话，我们也不敢说话。
这些照片，记录的是开发区大队建队二十多年来牺牲的战友，曾经在这里服役然后离开的战友，以及他们一同参加过的那些战斗。
建彪突然问我们，“为什么当兵？”我们将那套运兵前就准备好的措辞熟练地背诵出来。他听了像个疯子，或者说，他发病了，他在一众开发区大队前辈面前手舞足蹈，嘴里大喊：“真实！你们他妈讲点真实的东西！”
俊涛看看我，又看看思琪，叹了口气说：“咱没那么多想法，家里穷，搞点退伍费回家讨老婆。”思琪又说：“没工作，家里逼着来的。”
最后只剩下我。建彪看着我，两只手攥在一起。我冲建彪笑笑，他也露出傻笑，我心想这时候瞎扯被看出来，搞不好得挨揍。于是我说：“我想考个军校，谋条出路。”
参观完营区，建彪把我们交回新班长彭超手里，离开时他说：“我从不讲屁话，但我们的身边是战友，身后是人民，这些是毋庸置疑的东西。我不管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想得到什么，或者想要成为什么。既然来了，就是个当兵的。”
那天我趴在三楼的平台上，耳边是猎猎作响的火焰。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从我脑子里闪过。
建彪说我们是当兵的，这个声音甚至盖过了火焰的咆哮声。
三
火从敞开的安全出口向外喷涌，被俊涛手中的水枪撕成碎片，这些碎片随即又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张更大的红色幕布。
“走。”队长做了一个向前的手势。这是火势被压制的短暂时刻，我们需要从厂房三楼外部通道突入，趁机进入燃烧的中心地带。没人知道火焰势微的时间会持续多久，大跨度厂房火灾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
俊涛把水淋到我们身上，然后加大压力，对着顶棚喷了一圈，确保没有易坠物。我们四个人随即进入厂房内部。我以为自己跳进了一池沸水当中，不足一分钟，辐射热就烤干了吸饱水的战斗服。我们的状态用俊涛的话说，就是“像条蒸鱼”。
据之前火情侦查了解，厂房东侧是原料仓库，西侧是用活动板单独隔开的小办公室。建彪指了指西侧，我们心领神会，跟上他沿着承重墙往办公室挪。
此时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东侧顶棚已经在高温下软化坍塌，而办公室所处位置火势较小，倘若失踪的巡逻人员恰在此处，那么还有存活的可能。
进来前，指导员说，你们只有十分钟，时间一到必须外撤，这是命令。
事实上，十分钟不可能完成一次全面的搜索，但当时情况特殊，建筑燃烧时间已超过四十分钟，随时有整体坍塌的风险。换句话说，这十分钟是在赌运气，赌我们自己的，也是赌被困人员的。
第一次坍塌，在我们四人搜救小组进入现场的头两分钟就发生了。
高温炙烤下，水泥极易脆化变性，火焰中心的几根立柱最先发生混凝土剥落，它们如同被剥去血肉的人体，露出一些扭曲缠绕的钢筋。其中一根立柱掉落的混凝土块击中水带，使我们失去了水枪的掩护。
碎块激起的火舌随即向上卷起，直冲向每个人的脸，我贴紧地面，火焰就如同一列失控的火车从我身上驶过。我能够觉察到我的脸正在翘皮皴裂。
火场内部的热量仍在堆积。庆幸的是，我们在下一次坍塌前摸到了西侧角落的办公室，但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砸烂的布匹堆放架横斜在办公室入口处，我们几个人难以移动。彭超把头灯对准房间打了一圈后大喊：“在里面，人在里面。”
这时是时间的问题。我向来讨厌涉及时间的问题，因为这往往意味着我们需要摒弃相对稳妥的方法而去冒更大的险。当时的情况下，切割机太慢，从侧面突破也再无时间，建彪需要在几秒钟内寻找另一种可能。
那是缓慢而安静的几秒，人几乎能感觉到时间的流淌，也能听到建筑内部的钢筋发出的嘎嘣声响。建彪指了指堆架底部与地面间的缝隙，准备卸空呼（一种自给开放式空呼吸器）。
那条缝隙确实能过人，但背上的空呼需要卸掉。这可能会导致火场高温烟气进入肺部，至于后果如何，我们不敢想。
彭超拉了建彪一把，指指自己。但队长只是把安全绳交给他，做了一个拉的动作，随即摘掉面罩附身钻进了缝隙。
我不知道人的一口气有多长，至少等我们仨把建彪拖出来时，他还没松气。建彪把空呼面罩夺过去摁进那张大脸，烟鬼般猛吸一口，骂了句，“他妈的憋死老子了。”
被困人员此时戴着简易防毒面具，躺在地上不知死活。我们合力将他抬上担架，准备往外撤。对讲机里忽然传来一声喊叫：“彪哥彪哥，屋顶透火了，赶紧撤！”
与此同时，钢架顶棚发出一声长长的汽笛般的呻吟。我眼看着钢瓦落下来，然后不知被谁扑倒在地上。
四
撞击声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很久，也许几天，也许好几个礼拜。在我回过神来以前，我以为我已经死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连句遗言都没留下。
然后，我看见四散激荡的烟尘里，一个人踉踉跄跄跌靠在承重墙上，我看不清他是谁，另一个我也没看出来，他打着摆子正往我这边走。
对讲机断断续续发着声音，像是被拖长了好几倍，这个声音越来越短，也越来越急促，最后我听出来是指导员在说话：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此时我才恢复神智，我还没有死，趴在我身上的是建彪。但我不知道建彪是不是还活着，他一动不动。我有些不知所措。
彭超把我从地上拉起来，贴着我的脑袋喊道：“背上队长，我们走。”这句话像是某种神谕，它让我意识到战斗还没结束。
顶棚与承重墙之间，形成了一道较为稳固的三角形空隙，但墙体仍在不断往下剥落。
向指导员汇报完情况，彭超抱着俊涛的脑袋说了些什么，又转过身冲我点点头。他们俩抬起担架走在前面，我扛着队长，紧随其后。
我跑过很多次五公里，也爬过无数遍二十楼，但都没有这次那么累。我们在烟尘里似乎走了有一整个夜晚，看不见路，也没有明确的方向。
灼热的气浪烧得人眼疼，我只能一只手摸着墙壁往前探，走一段，俊涛喊一声，“阿正！”我回一句，“到！”
建彪变得越来越沉，但我不能把他放下来，我没想起他多少好，只记得因为恐高症，他曾经把我放训练塔十楼外吊了半个小时，他逼着我们吃肥肉，逼着我们跑完了无数个负重八百。
终于我们出来了，特勤增援在那时候赶到，无数盏警灯盖过了火光，把夜晚照得透亮，我想我又活了一次。
被困人员后来被救活了，算是一个奇迹。建彪也无大碍，就是被砸晕了。彭超和我去医院接他回家时，他的调令刚下来没多久。
那是2016年的11月份，天气已经转凉。建彪裹着件脏迷彩大衣，站在医院大门口抽烟，见着我俩，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就开始骂娘：“你们他妈的是不是把老子忘医院了。”
接着他又问：“我没错过啥大事吧，指导员救火还行不？”
“彪哥，你也太瞧得起你自己噻，指导员可比你能。”建彪伸手拍在彭超脑袋上，一咧嘴露出两排大黄牙。
彭超转过头看了看我，接着说，“队长，指导员跟哥几个说。你的调令下来了。”
建彪这次没说话，等到车子开进花园路，从我们出过很多次警的地方一一驶过，他才开口：“走就走嘛，我早知道了。我把兄弟们都带回家，你们也把我带回家了，没留遗憾，是好事。”
建彪调走的早上，不仅没放炮，连锣都没敲。他悄么声打包完行李，早上五点跟着运泔水的车就去了支队。他不知道我们都站在二楼窗口看他。
天还没大亮，我们看着他斜拎着个大迷彩包穿过操场，走到大门摸了摸门柱，跟岗哨敬了个礼转身就上了车。
我没忍住，哭了。彭超说：“你哭啥子，队长是升迁噻。”一转头，他自个儿也在抹眼泪。
到了十二月份，彭超复员。我那会儿正站岗，他走过来跟我扯了一大堆屁话。我说班长你别犟了。他一听，“哇”的一声就哭了。
再后来，我也走了，离开了花园路。
等有一天我再回到这里，到开发区的时候，就没几个认识的人了。我像一只没头苍蝇一样在营区里转了一圈，感觉好像丢了什么。丢了什么呢，我想了很久，大概是和我的战友互相扶持，并肩战斗的日子吧。
作者了了，消防员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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