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晓莉评《从“上海”到下海》︱从周边贸易看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地处素有“人类文明摇篮”之称的新月沃地，更凭借着公元前3200年左右发明的楔形文字在古代诸文明中率先迈入历史时代。与古埃及相比，它缺乏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这一不利因素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冲积平原（即苏美尔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也解释了为什么粘土制成的泥板成为该文明特有的书写材料，泥砖则成为其常用的建筑材料。

为突破资源缺乏的困境，两河流域自新石器时代起就与周边地区开展贸易活动，以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主要是大麦、椰枣、羊毛织物和陶器，来换取金属（金、银、铜、锡等）、宝石（青金石、红玉髓等）、石料（如闪长岩）和上等木材（尤其是雪松）等资源型产品。例如，原产阿富汗并经由伊朗高原输入的青金石，以其独有的蓝色和金色交相辉映的光泽成为两河流域最尊崇的原料，其价值高过黄金。此外，作为两河流域文明代名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刻写在从波斯湾沿岸进口的闪长岩加工而成的石柱上。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刘昌玉博士的新著《从“上海”到下海：早期两河流域商路初探》是一部两河流域早期（史前到公元前两千纪）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作品，也是国内探讨该地区贸易和商路的开山之作。全书长十六万字，除引言和结尾外，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早期两河流域概况”，介绍了两河流域的地理及公元前三千纪到两千纪的历史发展状况。第二章“东路——伊朗高原商路”，详述了从两河流域到阿富汗地区的两条商路：陆路从两河流域经伊朗高原到达阿富汗，海路从波斯湾—印度洋到达印度河流域，再到阿富汗。两条商路运输的主要商品都是青金石和锡。第三章以楔形文字文献中的三个地名，狄勒蒙（今巴林）、马干（今安曼）和麦鲁哈（印度河流域）为中心，分析了两河流域与波斯湾贸易的兴起与衰落。第四章“西路——地中海商路”，总结了两河流域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贸易以及后者与埃及、塞浦路斯和希腊世界的贸易。第五章概述了两河流域北部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贸易。

考古证据与文献记录

作为本书的重点之一，第二章以考古证据为主，举青金石和青铜为例探讨了两河流域与伊朗高原的贸易商路。在青金石贸易中，伊朗高原发挥了中转站和加工地的作用，把原产于阿富汗的这一产品输送至两河流域。但作者对伊朗高原的相关遗址和具体路线交代甚少，重在铺陈两河流域出土的诸多带有青金石装饰的著名文物。

在讨论青铜商路时，作者的重点有所转移：“首先要清楚最早的铜（黄铜）资源的分布及贸易，其次要弄清楚砷青铜资源与分布等情况。”（60页）不同于青金石产地的相对确定，作为青铜基本成分的黄铜其产地更多元化，并不限于伊朗高原：“古代著名的铜矿产地在东地中海和近东地区，比如塞浦路斯岛、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朗东南部。”（63页）作者在第五章介绍安纳托利亚商路时就提到了两河流域北部的古亚述商人就参与了把铜从安纳托利亚出口至亚述城的贸易（125页）。此外，在公元前两千纪上半期之前，两河流域也从马干（今阿曼）进口铜（78-79页）。

至于青铜的另一主要成分锡，现已基本认定伊朗是主要产地。所以，第二章第二节的标题从“青铜商路”改为“锡商路”或许更加贴切，同时避免造成两河流域不掌握青铜铸造技术、直接进口成品的误解。虽然该技术传入两河流域的时间尚不确定，但两河流域的青铜工艺达到了可观的水平。新亚述国王沙尔曼尼泽尔（公元前883-859年在位）时期的巴拉瓦特门（Balawat Gates）的青铜装饰带即为力证。

第三章对波斯湾商路的文献梳理是本书的亮点所在。作者援引了丰富的书面材料来揭示两河流域与狄勒蒙（今巴林）、马干（今阿曼）和麦鲁哈（印度河流域）的贸易状况，显示了较为扎实的文献功底。狄勒蒙主要充当了贸易中转站和产品集散中心的功能，以连接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以及其他地区的长途贸易。马干盛产铜和闪长岩，它们经由狄勒蒙运抵两河流域。麦鲁哈则是红玉髓、黄金和珍贵木材的产地，这些产品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海上贸易输入两河流域。

美中不足的是，作者释读文献时有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有时没有批判性地使用文本材料。例如，出自两河流域南部乌尔城的两篇文献提及了一个人名Idin-Nin-inzak，作者将其解读为一个狄勒蒙人名，认为此时来自该地的水手或商人航海到达了乌尔城（73页）。读者不免好奇作者如此解读的依据何在。在认定古地亚王朝时期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的直接海上贸易时，作者的证据仅为王室铭文中提及的来自麦鲁哈的金粉、红玉髓和木材，但我们无法排除上述产品通过间接贸易运抵两河流域的可能性。

材料的完整性与选择性

在四条不同方向的商路中，作者对东部伊朗高原商路和南部波斯湾商路的讨论远比西部地中海商路和北部安纳托利亚高原商路的讨论充分，导致第二、三章的篇幅显著超过第四、五章。换言之，作者在第二、三章中收集材料倾向于完整性，而在第四、五章中的材料更具有选择性。

作者在第四章第三节中讨论埃及与两河流域的贸易时，选择了原产阿富汗的青金石和埃及出产的仿青金石颜色的埃及蓝颜料作为实例，并认为“埃及蓝贸易沟通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将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伊朗、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等地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东地中海贸易网”（105页）。这一说法恐有夸大埃及蓝的重要性之嫌。

埃及蓝固然在上述地区都有考古发现，但考古和文献证据已证实，埃及的黄金是最受欢迎的贸易对象。“埃及是各国国王尤为吹捧的贸易伙伴。这不仅因为埃及是当时的强国之一，而且还因为埃及拥有努比亚金矿出产的黄金。不止一位国王写信给阿孟霍特普三世和阿肯那顿（即埃赫纳吞），请求给他们送来黄金，语气轻描淡写，彷佛‘黄金在您的土地上如尘埃一般’，这句话以及类似的措辞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阿马尔奈文书之中。”（[美]埃里克·H.克莱因著，贾磊译，《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88页；关于阿马尔奈文书，详见下文）

在第四章最后一节论及希腊与古代近东的贸易时，作者选取了希腊世界出产的黑曜石和源于伊朗的锡作为案例，其代表性同样值得商榷。就该书设定的时间范围而言（下限为公元前两千纪末），两河流域并未出土这一时期源自希腊世界的文物。笔者以为，关于希腊的讨论或许不纳入为宜。

对材料的诠释

该著作在引言部分即阐明了全书主旨：“本书以原始楔形文字文献与考古发现为依据，从横向串联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商路网络体系，从宏观角度探讨上古时期商路对于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第4-5页）依笔者拙见，作者在书中较为充分地践行了前两点，但在最后一个目标的实现上差强人意，未能选取适当的材料置于两河流域与周边文化交流的视域下进行诠释。

在第四章关于地中海东岸商路的讨论中，作者不知为何把阿马尔纳书信（Amarna Letters）排除在外。这批书信出土于埃及法老埃赫那吞营建的新都埃赫塔屯（今阿马尔纳），年代约在公元前1360至公元前1330年之间。它包括约三百五十封书信，大部分为埃及法老与其位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带附属国统治者的通信，小部分（约四十封）是埃及法老与古代近东其他大国如赫梯、亚述（两河流域北部）、加喜特（两河流域南部）和米坦尼（两河流域以北）国王间的通信。

在后一部分大国俱乐部成员间的通信中，国王们问候彼此的配偶、儿子、士兵和马匹，讨论礼物和人员的交换，还相互邀请参加重大活动（如新宫殿的落成）。各国王室间通婚频繁，法老阿孟霍特普三世（埃赫那吞之父）就迎娶了加喜特、米坦尼和安纳托利亚中部强国阿尔扎瓦（Arzawa）的公主。米坦尼国王赠送给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礼物包括了战车、战马、男侍卫和金首饰；法老埃赫那吞写给加喜特国王的书信中则罗列了大批礼物，有金、银、黄铜和青铜质地的各种器物，盛放香水和橄榄油的容器，以及亚麻布和乌木盒等等。各国王室作为外交礼物互赠的奢侈品还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国际主义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这一时期也被誉为古代近东的“国际主义”时代（international age）。各国统治者还互相交换专业技术人员，如医生、雕塑师、石匠和书吏等。（[美]埃里克·H.克莱因著，贾磊译，《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80-107页）作者若把阿马尔纳书信纳入到两河流域西部商路的讨论中，或能生动地展示与产品交换伴生的人员和文化交流。

此外，作者注意到两河流域的商路有几次较大的转变。其中一次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亚洲西段商路发生转变：由陆路转向海路，由北路转向南路。两河流域逐渐减少了途径伊朗高原到阿富汗的陆路贸易，转而经波斯湾到印度洋再到阿富汗的海上贸易”（66页）。但作者并未对商路路线变化的原因进行推测或解释。若该著作能在这方面有所深化，将有助于在宏观角度发掘两河流域商路研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最后，补充未列入该著作参考书目的一部关于两河流域物质文化的经典之作： 丹尼尔·波茨（Daniel Potts）所著的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The Material Found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