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七十年潜心医学
原创： 龚梦婷 复旦青年
“作为医生，提高疗效是医学的硬道理。”汤钊猷将医生的历史使命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用已知的医学理论技术治病；第二层次，用创新来提高疗效；最高层次，则是造就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以贡献世界。”
复旦青年记者 龚梦婷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王琪莹 编辑
“记得一个晚上，5分钟内，有两位患者死去，我用一部推车推着两具尸体”，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回忆道：“正是“死亡”促使我下定决心与“癌王”斗终生，因为这个责任需要有人去做”。
60年代初，肝癌还因治愈难等问题被认为是“癌中之王”，但在汤钊猷的努力下，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由此前的3%跃升到60%以上。
▲汤钊猷先生
与医结缘
1930年，汤钊猷出生于广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是旅美华侨，他的父亲也曾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攻读经济学。可惜时逢乱世，他父亲的才能没有用武之地，回国后竟在22年间换了20份工作。
为了躲避战火，1938年，汤钊猷全家搬迁到广州，后来又搬到澳门，一呆就是8年。这期间，汤钊猷上学经过澳门镜湖医院后门时，常常看见饿死的尸体被运走。因为是饿死的，尸体没有肉，丢到板车上如同柴板作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那时便已深深刻在他的脑海，继而萌生了从医的想法。
1946年抗战胜利，汤钊猷才随父母从澳门经由香港返回上海。在上海，汤钊猷父亲的工作并不顺利，留美学历没有带来太多的帮助，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在中学教英语的工作，维持家庭开销。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份教师的工作也失去了，不得不设摊卖豆维持生计。时局动荡，加之家庭收入不稳定，汤钊猷度过了“暗淡的童年”。
但幼时的艰辛也培养了汤钊猷“自力更生，尽量不求人”的品格，刻苦耐劳，凡事持之以恒，少有怨言。在上海读高中时，因为家庭拮据，汤钊猷只得从位于虹口的家步行一小时到学校，放学后再走一小时返回家中，风雨无阻。
1949年上海解放，时年19岁的汤钊猷考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后称上海医科大学）。“可以说我的从医生涯与祖国共成长。”后来他这样写道。汤钊猷深深感到，如果没有上海解放，没有新中国成立，是不可能有学习医学的机会的。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做一名好医生”。在汤钊猷的记忆力，当时全班同学几乎都有相仿的想法，就是“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后来，45位同学中有4位当选为院士。
入学第三年，汤钊猷跟随老师们到上海郊区青浦县的一个血吸虫高发区去防病治病，那是他第一次到农村实地感受人民病痛疾苦。病者腹大如鼓(血吸虫病引起脾大、腹水)，骨瘦如柴，田埂荒芜，一片狼藉。久居上海，尽管生活并不优越，但此情此景是他所意想不到的。那时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不良反应很大，患者常出现心脏意外。
这也使得汤钊猷深入思考“如何做一个好医生”。他认为好医生不仅要技术好，服务态度好，还要考虑国情，能为最广大人民造福。直到晚年，他也坚持倡导“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事业”，其中一条就是结合国情，“研究能多、快、好、省治好病的办法”。
肝癌研究奠基者
毕业后，汤钊猷留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外科学院的外科就职。3年后便被当年血管外科崔之义和冯友贤教授要去参与血管外科工作。在血管外科工作的10年间．他参与了大量狗和兔子的动物实验，写就了一个较完整的血管外科动物实验的科技档案。这个档案后来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校医院认为是科技档案的范例。
60年代初，肝癌提早发现难，诊断水平差，肝肿瘤定位不准确，医疗药物作用不显著，切除难度大。染上肝癌，间接等于判处死刑。1968年，周恩来总理“攻克癌症”的号召下，汤钊猷毅然放弃了颇有建树的血管外科事业，转向了肝癌治疗研究。进入不曾真正接触的领域，他没有一点犹豫：“解除病人的痛苦是医生的责任，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
70年代，汤钊猷领导肝癌研究小组研究解决了肝癌早期治疗的关键，创用甲胎蛋白动态分析诊断没有症状的肝癌，倡导对合并肝硬化的小肝癌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发现对亚临床期复发的再切除可进一步提高疗效，更新了肝癌自然病程的概念。使肝癌由“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他还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即无临床表现，推进了肝癌的认知与治疗，国际肝病学奠基人HansPopper称其“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
汤钊猷还解决了小肝癌的切除后的诊断与治疗问题，使患者切除小肝癌后10年生存率达到了40%。同时，汤钊猷将治疗小肝癌的方式应用于大肝癌的治疗，把大肝癌缩小再将其切除，使其10年生存率也达到了20%，领先于世界水平。20世纪90年代起，他将研究方向转向肝癌转移复发，经过多年的努力，通过三项技术创新，他建成了国际首例的“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
作为一名肿瘤外科学家，他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国际抗癌联盟理事，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委，在中国甚至世界的抗肝癌史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作为医者的使命感
“我再能干也只是一个人”，为了使更多人受益，打赢肝癌这场战役，汤钊猷亲自培养了一支上手术台能做手术，进实验室能做研究，出击有力的医疗战队。
在临床，科研，外事以及繁忙的社会活动中，汤钊猷仍然坚持为学生修改论文。在汤钊猷的督促下，一个论文的题目可以修改3次，一篇论文可以修改7~8次，补做实验可以做一年。从实验研究、报告，到论文思想架构，再到标点、语言，汤钊猷的细致和严谨可见一斑。截至目前，他已经培养了研究生64人，4名博士生毕业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学生孙惠川的博士毕业论文曾获得上海优秀博士论文，相关研究还拿到了2001年上海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华医学二等奖。
“做科研不是为了放烟火，烟火只有样子好看。你要弄对病人有用的东西。”汤钊猷的这句话影响着肝研所人，病人的疗效始终都是实打实的要求与追求。说起一起成功的病例时，汤钊猷的眼睛、声音里流露出满满的欢喜。早期，血检不能完全诊断出肝癌的情况下，他发现了这个病人的“不同寻常”并努力劝说她进行手术。庆幸的是，病人接受了他的劝说，接受了治疗。在1971年，全世界65年内只有45个肝癌病人活过五年，而汤钊猷的这个病人活了40年。
51年，70余位医疗技术人员，150张床位，1500平方米的实验室，汤钊猷和他的同事们已完成了1万余例肝癌切除手术，1000余例肝移植，1万例经导管化疗栓塞，1000余例射频消融。这不只是一个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
“作为医生，提高疗效是医学的硬道理。”汤钊猷将医生的历史使命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用已知的医学理论技术治病；第二层次，用创新来提高疗效；最高层次，则是造就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以贡献世界。2015年， 85岁的汤钊猷仍以《加强软实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为题，给上海基础医学院的学生授课。从自己的经历讲起，传递着医生的责任与使命。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微信编辑：高若君
文章已于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