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女孩·50后︱77级考生：我们班只有15个女生
【编者按】
每一个年代的高考女孩，都有专属的成长故事。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高考：女生的故事》收集了50后、60后、70后、80后和90后五个代际合计33人的高考故事。
澎湃研究所“中国家庭”专栏选取了其中五个女性的高考故事：50后、60后为争取教育权利和机会奋斗；70后通过教育跳出农门，实现自己成为城市人的梦想；80后独生女为实现自己的重点大学梦“一心只读圣贤书”，在改革开放大潮下成长的她们，对专业的选择更具有“经济理性”；90后则是更遵循内心的一代。
从她们的故事中，我们可见个人成长、家族兴衰与社会变迁。高考，于她们而言，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于中国女性而言，则是一个性别解放、重塑自身价值的新途径。
朦胧中的大学梦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父母是新中国成立后走上工作岗位的铁路职工，与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大干快上的形势相适应，他们白天忙于工作，晚上还要上夜校，根本无暇照顾家庭和孩子，所以我出生后，姥姥便从农村来到城市，之后就一直待在我家，操持家务，带大了我们姐弟4个，看着我们结婚生子，有时还帮助照看我们的孩子（她的重外孙），直到96周岁无疾而终。
我的姥姥出生于大户人家，家里很有钱，有上百亩地，开着药铺，她的姥爷开私塾，教村里的孩子们学习，但因为她是女孩没有跟着学，直到解放初，才在村子里参加扫盲，认识了几十个简单的汉字。她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思想活跃，生性好强，接受新事物特别快。她特别羡慕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对于自己没有文化这件事，她抱憾终生。所以来到我们家后，对于我，还有后来出生的弟弟妹妹，她的头等大事就是督促我们学习看书，只要是我们学习的事情，再困难她都会全力支持。她常常说，现在多好啊，不管是男是女，都让上学，有文化，女的比男的强。我记得上小学时有时忘记写作业了，半夜爬起来补，姥姥也会披着衣服起来陪着我，一点也不嫌麻烦。
她这种传统的尊重知识、尊重有文化的人的思想，可能来自儒家思想的熏陶，但更可能来自她的亲身经历。很小的时候，她就给我讲资助我姥爷上大学的事情。姥爷家是多人口家庭，属于书香门第，从祖上开始就特别注重孩子们的教育，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男孩子们都上学读书，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由于战乱以及自然灾荒等，姥爷家的家境每况愈下，有的孩子上到中学就辍学回家务农了，还有的上了学费较低的师范和军官学校。只有姥爷，在姥姥从自己娘家带来的私房钱资助下，去北京读了大学，好像学的是财经金融类专业。
姥爷大学毕业后先在本地的县政府工作，后来又到邻近县财税局当了局长，工作稳定后，他把姥姥和妈妈、舅舅几个孩子都接过去过上了县城的生活，这在当时是很光宗耀祖的，当然这也许不是什么好事，旧社会的局长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都受到了冲击。尽管如此，姥姥还是非常骄傲，觉得是靠自己的鼓励和经济上的资助姥爷才上了大学，有了较好的收入，还做了官。
她这种朴素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不一定有多高尚，但在当时作为一个农村的家庭妇女也只能是这种认识了。她从农村来到我们家后，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想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我们。她常常鼓励我们，只要能考得上，就要一直往上上，直到上到她认为的最高学历——大学。
正是在姥姥的这种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梦想，将来一定要上大学。而邻居家一位大哥哥作为我们居民区中唯一的一个大学生所受到的夸赞和羡慕，更加坚定了我要上大学的信念。而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就必须好好学习。
梦想中断
如果能按部就班地上学，踏踏实实一步步考入初中、高中，最后到大学，应该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的，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最终，父亲被开除公职，送回了湖南老家。
这一停就是整整三年。这三年，我从12岁到15岁，拿现在的话来说叫花样年华，正是求知欲最旺盛、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那宝贵的时光却白白流逝了，我们每天就是在街上抢传单、玩耍、帮大人做家务等，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可惜和心疼。
然而幸运的是，这一段时间虽然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我却读了很多课外书。最初的两本书是我自己买的。一本是《可爱的中国》，另一本是《沸腾的群山》，这两本书是那个时代我自己花钱买的仅有的两本书，因为那时家家都不宽裕，逢年过节家长给的几角压岁钱大多都买零食吃了，像我这样自己买书看的很少。两本书很快看完了，也没有钱再买书，总是上街看热闹也很没意思，在家闲得无聊。
母亲见我想看书，就带我去了她的一个同事家，这个同事是顶替他父亲上班的一个老高三学生，他有一大箱子(那个时代的非常大的扣箱)藏书。看到那么大一箱子书，我高兴坏了，第一次借了有七八本，看完后还回去再借一摞新的，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把他的书基本都看了一遍，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枫香树》《我们播种爱情》等都是那时看的，只不过那会儿看书并没有学习的意识，只是闲着没事看热闹和看故事情节，就是所谓的看闲书。那时还有一种看书的方式就是大家互相传着看书，这种看书方式一直延续到恢复高考前，看来那时就有“共享”这一概念了。
进入中学
1969年10月，全国各地开始了复课闹革命，我们与高我们一届和低我们一届的小学毕业生一块进了中学。在家待了三年，突然进入中学课堂，还是很兴奋的，看着新发的十几本课本，小学时的争强好胜心又开始萌发，几次考试我都考了全班第一，自信心大增，虽然大学梦遥遥无期，但觉得还是把该学的学好吧。
然而，课堂学习仅仅进行了几个月，就开始社会实践课了。在当时，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是在书本学习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的实践，所以发的课本除了语文、数学、政治外，还有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同学们都戏称这两门课为“公鸡”和“农鸡”。
社会实践课开始是军训，之后是到农田里劳动，我们深翻松土、施肥，还在农业基础课老师的指导下种马铃薯。其间我们还去过离学校六七十里远的农村修水渠，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十多天。学工的情况好像没有，不记得去工厂参观或者劳动过。但是我们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挖防空洞。在社会实践课的间隙，我们有时还会回到教室搞革命运动。
然而，即便这种很少学习文化课的学校生活也没有持续很久。如前面所说，因为三年停课，我们1966、1967、1968三届小学毕业生于1969年底一块进入中学，如果学满三年，那么下面1969、1970届的小学毕业生要升中学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这三届学生在中学只待了三个学期，1971年1月，除极少数人升入仅有的两个高中班外，大多数人都领取了初中结业证书，又都回到家里，流向了社会。我很想继续学习，但最终没有报名上高中：一方面觉得家里生活困难，只有母亲一个人工作却要养活七八口人，想早点参加工作为家里分忧；另一方面觉得上了高中也不可能考大学，因为当时大学已很长时间没有正常招生了。
努力向大学靠近
1971年1月从学校结业出来后，正赶上我父母工作的铁路系统招收600名合同工，合同期是半年。作为本系统子女，我有幸成了一名合同工，被分配到工务段养路工区，做了一名养路工人。半年很快过去，由于铁路系统主要需要男性工人，因而我未能转正，又回到家里成了一名待业青年。
这次失业回到家里，看到一些同学因为有特长，比如会画画、会拉琴或者跑得快（当时盛行的音体美特长，也叫“小三门”）而被工厂、部队特招，因而为了能有一技之长，就和许多小伙伴一起到铁路俱乐部跟一位会画画的师傅学画画，这个师傅特别好，给我们提供纸、笔、颜料，耐心教我们画素描、速写还有水彩，老师教得认真，我们心里有目标也学得很认真，每日早出晚归，差不多持续学习了三个月，打下了一定的绘画基础。
1971年10月，我又迎来了另一个工作机会。铁路系统要招考小学代课教师，虽然是临时工，但有希望转成正式教师。我听到消息后，赶紧找到初中的课本好好复习了一段时间，通过参加数学、语文两门课程的考试，终于在几百名应试者中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录取，分配到一所铁路子弟小学任教，工资是每月28元。
进入学校，我们每个新来的老师被分配跟随不同的老教师学习，如同师傅带徒弟一样，以老带新，学校可能希望我们能尽快独当一面，解决老师短缺的问题。我跟随的是一位50多岁教二年级语文的班主任老师，听课、备课十几天后，她就让我上讲台了，具体讲的什么课文，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居然一点没有紧张，从在黑板上写出生字、讲解字义，到领读课文，按照老教师上新课的顺序，很顺利就上完了一节课，下课后，带我的老师鼓励我说讲得不错，得到肯定后，自己还是挺兴奋的。
这样跟随老师学习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我无意中进了音体美教研室（当时叫教研组），看见靠墙放着一架教学用的脚踏风琴，我立即上前打开琴盖按起了琴键，一位40多岁的女教师是音乐老师，她见我喜欢，便简单教了我基本的音阶和弹奏方法，我立刻就迷上了风琴。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和乐器，只是家里没有条件。音乐老师鼓励我说，学校现在就她一个人教音乐，另一个老师休产假，低年级没有人上音乐课，你可以要求做音乐老师。
等到以老带新过程完成后，校长要具体给每个代课老师分配工作时，我要求教音乐课，可能是因为我态度坚决，加上当时音乐课老师也奇缺，校长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带低年级的音乐课，但要求我除了上课外，还要负责学校的文艺活动，组织校宣传队，带领学生参加每年两次的全市小学生文艺会演。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也是特别想学风琴，就一口答应下来。
我在这所小学一干就是整整6年，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在这所小学里，我遇到了许许多多极其负责任的老师，在当时读书无用、学生学习热情并不高的环境下，他们还是竭尽全力地想培养出各方面都不错的有用之才。特别是那些班主任老师，责任心极强，每天早来晚回，一心扑在班里的学生身上。
在这所学校里，我还遇到了一些有知识、有远见的良师益友（有的年龄较长、学历很高，还有好几个男老师），他们总是督促我学习文化知识，在我没课时就催我去初中班听课（当时小学办有初中班），也经常为我学习上遇到的难题解惑，还经常给我压担子，让我承担一些我自己认为根本干不了的事情。正是这些老师的指点和帮助，我才坚持了学习，才能在恢复高考后如愿以偿地进了大学。
除了老教师们的鼓励，我个人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从小的梦想，总想着能不能被推荐上大学。从1971年底我当上老师开始，那几年铁路局所属的七所小学每年总有一两个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指标，条件是家庭出身好（包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提倡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工作表现好的未婚青年。其中未婚的条件引起了我的极大注意，我天真地想，只要我坚持不结婚，等到所有的年轻老师都成家时，那个推荐指标自然就会轮到我。所以，我一方面坚决不谈对象（谈恋爱），另一方面抓紧学习，还专门到山西大学艺术系拜了一位画油画的老师，教我学习自己从小就比较喜欢也有一定基础的画画，幻想着只要有大学老师带着我，有朝一日我一定能够迈进大学艺术系的大门。
山西大学离我家有十几里的路程，我一般是在家里画好老师布置的作业（一开始是素描，用铅笔画一些瓶瓶罐罐还有老师借给我的石膏像，后来学画色彩），星期天我会骑着自行车到老师家，让老师指导，回来后再以自己的理解接着画。学了几个月后，老师说我画的素描已经赶上他带的工农兵大学生了，这让我很有信心，觉得还是很有希望进入大学的，朦胧中，我在盼望着这个机会。
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当然，指望能够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指标太少。所幸的是我赶上了好时机。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在许多知名专家、科学家的呼吁下，在教育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统一考试制度终于恢复了。
通过查阅资料，我得知，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恢复统一考试，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能够进入大学读书，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所以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真的是太高兴了，而且是毫不犹豫，铁了心就是要参加高考，但客观上却遇到一些阻力。
首先是我工作的学校，学校领导不愿意放走一个培养多年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教师，于是我刚报名，校长便找我谈话，说现在整个国家的形势都在慢慢地好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被重新提倡，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学教师的地位会越来越高，从经济上看今后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尤其当班主任的话还有特殊津贴，所以希望我不要走。与我关系不错的几位老师也真心劝我，说小学教师的职业确实不错，好不容易才转为正式教师（1976年我们6个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应该珍惜，“而且你年龄也不小了，上四年大学回来都二十七八岁了，到时找对象也误了，成家也误了”。
从我家来说，父母也不太想让我上学，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当时刚解决（恢复了工作，但还未彻底平反），家里生活还较困难，我一个月工资36.5元（1976年转为正式教师时定的工资标准），确实给家里帮了大忙，如果我上了大学，家里不仅没有了这笔收入，还得给我提供生活费，肯定是负担不起的。尽管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阻力，我还是下决心一定要考。对于学校的各种说法我不予理睬，对父母，我说我先考，如果能考上再想办法。我姥姥这时是全力支持我的，希望我能考上大学，出人头地。
在铁路局教育科统一报名后，离考试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查阅资料，得知山西省在1977年10月16日至18日召开全省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11月5日开始报名工作，到11月15日结束，12月5日考试。可想而知，复习的时间太少了。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时间内，我却对自己的高考进程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如前面所说，为了实现上大学的梦想，从我19岁也就是1973年时托关系拜山西大学艺术系的一位老师教我学画画，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学了整整四年，自认为有了一定的基础，又有老师参与招考，被录取的把握还是比较大吧。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我从7月隐隐约约听说恢复高考开始（因为第一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是1977年7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所以有传闻），就每天抓紧绘画练习，只要有时间就画，课余时间逮住学生就让他们坐下当模特，为他们画素描头像。报名参加高考后我更是不遗余力、废寝忘食，抓紧有限的时间想尽快提高自己的水平。
美术和音乐专业的招考是提前进行的，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11月下旬，所有报考美术专业的考生要到山西大学参加初试。考试那天，我起得很早，按要求准备了铅笔、橡皮等绘画工具，然后骑车去山西大学。记得天气很冷，我穿着带帽子的棉猴（棉大衣），因为心里急，路程又远（十几里路），我出了一身汗。考场设在山西大学一间很大很大的教室里，据说这次参考的考生有近千人，可只招十几个人，我想这真是百里挑一呀！等我赶到考场时，发现居然没有带那张像选民证大小的准考证，我赶快骑车子往回赶，骑了大约1/3路程时，碰到了正在赶来给我送准考证的邻居，原来我早晨走后，姥姥看见了我落在桌子上的准考证，她拿上准考证赶紧到我家后排的那个男生家里，让他给我送来。
我拿到准考证后第二次来到考场，时间已经快10点了，好在当时不是特别严格，门口老师看了看我的准考证，给我发了几张像现在A4纸大小的绘画纸，就让我进去了。我找了个空座位坐了下来，心脏嗵嗵跳个不停，看了看黑板上的要求，是让大家随便画，题材内容不限，只要画出一幅画就行。我静了静心，想了一会儿，决定画一个拿着课本正在讲课的女老师，题目叫“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但是因为时间紧，我画得并不好，人物死板不生动，下面也没有学生的呼应。中午12点一到，老师们就收了卷子。
出了考场，见到了我的同事小言，她说她画的是一个老奶奶补衣服，旁边站着一个小男孩看着奶奶，她给这幅画命名“艰苦朴素永不忘”，我一听就知道她肯定画得不错，她平时速写功夫就很扎实，画小孩子特别传神，应该是比我有希望的。果真，复试通知很快就下来了，小言被通知参加复试，我落选了。
然而，命运有时就是这样神奇，当上帝关上一扇门时，有可能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未能进入复试，却让我静下心来，赢得了宝贵的一个星期的复习时间（当初报名时我报了美术和文科两项）。我赶紧从各处借来了从初一到高三的主要课本，还有《大学语文》三册，然后不分昼夜，囫囵吞枣地看了几遍，白天抽课余时间（学校没有给我们复习假，自己也不好意思请假，觉得结果难料，也许根本考不上）看书，中午和晚上在家复习，也经常去我们临时组织起来的学习小组参加讨论。参加讨论让我受益很多，后来考试时的作文题还有一些史地题都是大家议论过的，对考试很有帮助。
终于迎来了考试的日子，这次我早早装好了准考证和一大书包的各种复习资料，与300多名考生在一所中学校园里参加了考试。第一次高考不是全国统一考试，是各省自己命题，一共考了四门课：政治、语文、数学、史地。
第一门好像是语文，有一些基础知识题，如给一段话标注拼音、简单的造句，还有古文翻译，最后是作文。中午在学校吃了点从家里带的馒头，赶紧复习下午要考的史地资料，巧的是临阵磨枪也顶事，中午刚看了埃及长绒棉以及从中国广州到英国伦敦要经过哪些海峡，下午考试就用上了。总之，政治、语文、史地这三门课我都考得非常顺利，笔在纸上唰唰地写个不停，当时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非常神圣而伟大的事情；数学就惨了，大部分题都不会做，勉强做了几道，答案与别人的还不一样，最后得知才考了8分。过了好多年后，甚至到现在，我还经常做考试的梦，而且总是梦见考数学，拿着卷子一道题也不会做。
考完试后没过多长时间就公布了录取分数线（也叫初选线），四门功课的录取分数线是240分，也就是平均分60分。我的数学太差，要靠其他三门课拉分，这三门课都要考在80分以上才能入围。记得我考试总成绩进入初选线，在参加考试的校园里按分数高低被公布在一面墙上，我的名字比较靠后但不在最后面。
很快，进入初选线的考生被要求到各自的报名单位填报志愿。我怀着兴奋和忐忑的心情和几个入围的考生到铁路局教育科报志愿，我想填报山西大学中文系，可是教育科经常下去检查工作和我比较熟的范老师说，可不敢报山西大学，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那点底子，连初中都没上完，要报师范类的学校，看在你当老师多年的经历上才有可能录取你，于是我报的全是师范类学校，记得有山西师范学院、太原师专还有外省的一个师范学校。
接着就是招生录取工作。除了正规招生，通过扩招、招走读生等多种形式，几乎所有进入初选线的考生都进了大学，我也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山西大学与山西省委党校联合办的政治理论班。
后来得知，经过十年“文革”，各种人才短缺，省里领导觉得急需培养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骨干，于是责成山西大学和省委党校选择语文、政治成绩较高的考生联合办一个政治理论班，挂山西大学的牌子，学生在党校学习，发挥省委党校有一大批政治理论教员的作用，尽快为省里培养一批适应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的理论人才。
政治经济学、哲学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刚入学学习时有点不适应，但在同学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带动下，在老教师们的耐心讲解下，特别是在激烈的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中，我很快也融入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中，慢慢喜欢上了政治理论课。
能进入大学，我真的是太高兴了，而且我觉得考入大学，是我的人生转向顺利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进入大学校园，重新成为一名学生，与来自各个地方、不同岗位的同学们友好相处，专心学习，这与我原来工作上遇到的各种琐碎事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也正是上了大学，我的视野开阔了，思想境界上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也正是上了大学，我才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工作环境和不断上进的条件，才有可能与更高水平的人接触。当然，我这里绝没有看不起小学教师这一职业的意思，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人们来干，行行都能出状元，只要你真正喜欢这个职业，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干一辈子，也是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的。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还是应该有所追求，应该多学一些知识，应该向更高的目标迈进的，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作为一名女性考生，我觉得女生在当时的高考中，从认真学习的态度、不甘落后的精神到学习成绩的高低，和男生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差别主要在男女性别比例上，当时考试的女性数量远远低于男性，我们临时组织的复习小组只有我一个女生，其他都是男生。
我们这一届这个班有83个人，女生只有15人。同样是十年赋闲，没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为什么恢复高考后会出现男女生报考人数如此大的差距呢？为什么许多男生已经成家甚至有了孩子还在积极参与高考，而同样条件下的女生却很少参与呢？
一方面可能来自社会对女性的世俗要求和期待，认为女性特别是年龄大已经结婚的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主，相夫教子，而不是到社会上打拼，与男性一争高下；另一方面，从女性自身来讲，受社会期待的影响和传统观念的束缚，许多女性特别是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女性就不想再参与社会竞争了，或许正好给了自己一个合理的不再努力上进的最好借口。
作为第一批恢复高考后入校的学生，我们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风气应该说是特别好。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大家围着班里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看新闻，然后就都背上书包到教室和阅览室里自学。上课时也都特别认真，很少有人缺课。我也和大家一样刻苦，特别是到了快考试的时候，更是每日苦读，恨不得把教科书都背下来，就为能拿到好的成绩，排名次时能排在前面。
从恢复高考到现在，40年过去了。回忆1977年的高考，觉得恢复高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教育领域，它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高考的社会价值日益凸显，它不仅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作者刘宁，女，湖南衡阳人，出生于内蒙古集宁一个普通铁路职工家庭，5岁时随父母到山西太原。1977年参加高考。1982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本文摘编自《高考：女生的故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原标题为：超越自我，追寻梦想。文章有删节，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