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名臣高士廉的后人为何被“家庭制裁”？
移风易俗，名臣登场
隋唐之际，蜀中，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地区有一种特殊的民俗。由于地处边鄙，文明开化程度较低，这里民众普遍畏惧鬼神而厌恶疾病。父母但凡有重病在身的，儿女皆避之唯恐不及，只是把食物挂在粗长的木杠一端，远远地喂给父母，老者生活凄凉、困苦不堪。
凄惨矇昧的生活状态背后，是贫富差距悬殊、土地兼并严重。早在战国时期，蜀地太守李冰就兴修水利、导引汶江，建造都江堰，把成都平原打造成了天府之国。而发展到了隋唐时期，长江等水域周边的肥沃田亩，则被豪强富户“多相侵夺”（《旧唐书·高士廉传》），贫者却无立锥之地。
此时，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他就是初唐名臣高士廉。高士廉是关东渤海人，曾祖父便是北魏高官。进入东魏北齐，高氏家族更成为皇室一脉，地位尊崇。他的祖父高岳，历任北齐侍中、左仆射、太尉，晋封清河王。父亲高励则被封为北齐乐安王，担任尚书左仆射。进入隋朝时地位不减，仍然担任洮州刺史。出身北齐皇族的高士廉自然身份贵重，加上他“少有器局，颇涉文史”，很被时人称道，“公卿藉甚”。
值得一提的是，高士廉的妹妹嫁给了隋朝名将长孙晟，生下了一双儿女，深刻影响了唐朝初年的历史。这一女，便是嫁给唐太宗、成为千古后妃典范的长孙皇后；一男，便是唐朝开国功臣、在初唐历史搅弄风云的长孙无忌。后辈如此了得，高士廉本人也不含糊。唐高祖武德五年，高士廉上表归顺唐朝，“累迁雍州治中”。当时正好秦王李世民担任雍州牧，由于高士廉是自己的舅父，加上他“素有才望”，李世民自然将高士廉纳入麾下，引为心腹。而高士廉也是心领神会，为外甥的夺嫡之战费尽心力。
他不但和外甥长孙无忌暗中为李世民夺权出谋划策，还在玄武门之变当天赤膊上阵，释放囚犯、授以兵甲，驰援与李建成、李元吉厮杀的李世民。李世民政变成功登上皇位后，论功行赏，将舅父提拔为门下侍中，长孙无忌则升任吏部尚书。甥舅二人同朝为官，炙手可热，高士廉也更加坚定地与李世民站在同一阵线。武德九年，刚刚经过玄武门之变的唐王朝元气大伤，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万大军南下，威胁长安。危难时刻，李世民“与高士廉、房玄龄等立骑径诣渭水上”（《资治通鉴·唐纪七》），与颉利可汗隔水对峙。最终，唐太宗李世民与颉利可汗订立“便桥之盟”，双方暂时恢复和平。高士廉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可见李世民对他信任之重。
随后，由于高士廉“明辩，善容止”，李世民将高士廉任命为安州都督，后又转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统领蜀地军事民政。
针对蜀地的落后民俗，高士廉坚持“随方训诱”，短期内就出现了“风俗顿改”的效果。此外，他还仔细考察都江堰周边水文地理和农业生产情况，决定“于故渠外别更疏决”，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同时，最大限度发挥长江等水系的灌溉功效，结果“蜀中大获其利”。高士廉趁热打铁，延请高士，并命令儒生到蜀中各地讲经论道，兴办学校，提高了蜀中的整体文化水平。嫌弃病弱、“杖头挂食”从此在蜀地成为历史。
五年后，高士廉因功调回中央，担任吏部尚书，晋封许国公。唐高祖死后，唐太宗李世民指定高士廉担任司空，制定帝王陵寝制度，随后加特进、上柱国。后来，高士廉与诸大臣“普责天下谱谍”，合作编订《氏族志》，重新确立天下士族名位，实现了唐太宗“平定四海，天下一家”的政治目标。基本制度稳固、政治关系理顺之后，高士廉又投入到了文化建设当中。他和魏征一起，召集文学名士，编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成为唐朝初年一大文化事件和唐太宗本人的重大功绩，高士廉也更受到唐太宗的推重。贞观十七年二月，高士廉得到了“图形凌烟阁”的殊荣，跻身初唐名臣之列。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唐太宗在悲痛之余，追赠司徒、并州都督，谥号文献，陪葬昭陵。就这样，高士廉最终以大唐开国功臣、太宗定策元勋的荣耀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牵连权斗，死于非命
但是，以高士廉之出身、忠勇、廉洁、才干，却并不能保佑家族存续，子孙平安。高士廉之后，经过了一代人的平静，高氏家族的第三代人身上就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血案。
事情还要从武则天和儿子——章怀太子李贤说起。唐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李弘猝死，次子李贤被高宗皇帝继立为太子，史载李贤“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旧唐书·高宗中宗诸子传》）很受唐高宗的喜爱。李贤还以召集一班文人学士，注释整理《后汉书》，成为至今依然广受好评的“章怀注”。但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太子，却被权力欲望极强的母亲武后所猜忌。她生怕李贤成为日后自己专制朝堂的绊脚石，因此刻意打压李贤，“数作书以责让贤”。
这一点，被觊觎权力的一干野心家们看在眼里。术士明崇俨深就对武后说“太子不堪承继，英王（武后第三子李显）貌类太宗”，怂恿武后易储。此时，朝堂后宫又出现李贤非武后之子的传言，这都让年轻而缺乏政治经验的李贤疑惧不已。为了敲打李贤，武后时不时亲自撰写撰《少阳政范》及《孝子传》等倡导忠孝的“教材”给李贤，更让李贤难以自安。
就在这个当口，那个上蹿下跳，挑拨武后和李贤母子关系的明崇俨被强盗杀害，却又迟迟抓不到凶手。不管这件事是不是武后暗中杀掉明崇俨再嫁祸于人，李贤这个最大嫌疑人的身份是跑不了了。李贤自己也不自重，崇信户奴赵道生，被司议郎韦承庆上书告发。武后自然大怒，诏令大臣薛元超、裴炎、高智周等审理此案。不知道是不是武后栽赃，审讯者们“于东宫马坊搜得皁甲数百领”（《资治通鉴·唐纪十八》）。这还了得？武后遂以此为太子密谋造反的铁证，不顾高宗的回护，力主将李贤废为庶人。
说了这么多，这件事和高士廉后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很不幸，左卫将军高真行的儿子，也就是高士廉的孙子高政，此时正在东宫担任太子典膳丞，负责太子李贤的饮食起居，也受到这件事的牵连。李贤事发后，高宗武后将李贤废黜幽禁，搜出的铠甲军器也在长安天津桥南焚烧示众，“党与皆伏诛”。高政是功臣之后，则被高宗遣送回家，“使自训责”。
高政暗自松了一口气。虽然丢了饭碗，但比起已经“伏诛”的一干同仁，自己的境遇已经好太多了。就算是李贤本人，即使贵为太子，因为得罪了武后，结果一朝被废，前途未卜，也不见得会比自己下场更好。怀着这样的庆幸，高政向家中走去。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场血光之灾就在他视为避风港的家中等着他。
高政刚刚走进家门，就看到父亲高真行迎面走了过来。还没等一声父亲叫出口，高真行就一把拔出佩刀，狠狠刺进了儿子高政的喉咙。冰冷的钢刀和奔涌的热血瞬间充塞了高政的喉管，让他大张着嘴什么也说不出来。而此时，高政瞪大的眼睛里又闪现出叔叔高审行的身影，高审行也抽刀在手，不由分手刺进了侄子高政的腹部。高真行的侄子、高政堂兄高璿也抢上前来，一刀将高政的头颅砍了下来，彻底结束了高政的生命。高璿将头颅“弃之道中”，高政的父亲高真行则将儿子的尸首扔在衢路之上。
至此，这场突如其来、惨绝人寰的家族惩治划上了一个血腥的句号。
何等不留情面，何等大义灭亲，高氏家族就是以这样决绝的冷血手段完成了唐高宗的“训责”要求。高真行，以及整个高氏家族正是以这种方式向皇权最高统治者——高宗和武后宣誓忠诚。而高氏败类、家族余孽高政的头颅和鲜血，则成了高氏家族向高宗和武后纳的“投名状”。
为什么会这样？高氏先祖高士廉不是位列凌烟阁的大唐功臣么？功臣之后如何沦落到如此下场？
历史痼疾，由来已久
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回拨。众所周知，李唐王朝开国与隋朝统一进程有颇多相似之处。
隋文帝以西魏北周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代表的关陇军事贵族为基础，以五个儿子分列太子诸王为骨干，构建起统一天下基础。隋文帝和太子坐镇长安统筹各方，以次子晋王杨广统帅大军南下平灭陈朝，北上抗击突厥，完成了华夏统一。然而，这也造成了杨广居功自傲、尾大不掉，最终以非常手段夺得帝位的恶果，为隋王朝短命而亡埋下了一大隐忧。
继隋而起的唐王朝也同样如此。在长期与突厥对阵的北方一线，李渊锻造出一支包括刘文静、裴寂、长孙顺德等精干人才和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等得力子女为班底的政治力量，奠定了入主关中、定鼎天下的政治基础。隋炀帝大业十三年，趁隋王朝亡征已现、行将就木的良机，李渊于太原起事。他以李建成、李世民儿子为先锋，统兵南下，以三子李元吉留守根据地太原，开始了改朝换代的开国大业。
运转高效、如臂使指，是李渊集团区别于其他政治军事力量的一大特点。加上战略决策正确，短期内，李渊就夺取了关中长安根本之地，取得了高屋建瓴、傲视群雄的优势地位，继隋王朝之后再统天下已经是时间问题。但利益分配不均、权力传承无序的矛盾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显现。李唐王朝建立后，李建成以长子之尊、征战之劳被李渊封为太子，自然引起功勋卓著的次子李世民不满。在长期征战中，李世民平定薛举、薛仁皋父子，消灭刘武周、宋金刚，生擒窦建德、王世充，大破刘黑闼、徐圆朗，尽取山东之地，立下不世之功。无论史料中记载的李渊有意改立李世民为太子是否属实，李世民的确滋生了取太子李建成而代之的野心。
唐高祖武德四年，李世民击败王世充、窦建德联军，攻克洛阳之后，因功被李渊封为天策上将，并允许在洛阳开设天策上将府，这成为李世民具备问鼎储位资格的重要标志。实际上，李世民罗织党羽、扩大势力从太原起兵之初就开始着手。在一系列征战过程中，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张公瑾、李勣、段志轩等猛将，刘文静、房玄龄、杜如晦等文臣，以及后来的高士廉、长孙无忌甥舅陆续被纳入李世民麾下，秦王府势力急剧膨胀。击败王世充窦建德后，天策上将府又成为李世民控制洛阳，操纵关东豪强对抗李渊和关陇士族集团的大本营。
眼见着李世民羽翼丰满，分庭抗礼之势已成，李渊和李建成李元吉如何能忍？在李渊的默许和纵容下，李建成、李元吉分别获得了北击突厥，东平刘黑闼等任务，李世民的大战役统帅地位正逐渐被李建成和李元吉所取代。而东宫、齐王府的实力也是与日俱增，洗马魏征、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死心塌地拥护太子李建成，李元吉则“与建成连谋，各募壮士，各匿罪人”。（《旧唐书·高祖诸子传》）
而曾经跟随李渊父子起事的一干文臣武将，也各抱大腿、拔刀相向，等待着最后的对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爆发。“秦王以皇太子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同谋害己，率兵诛之。”如隋炀帝杨广以晋王谋夺太子之位一般，秦王李世民也成为这场惊天之变的最终胜利者。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以及本文开头的高士廉都在此次巨变中担任重要角色，并从主子李世民那里得到了报酬。
李世民如愿登上帝位后，依然没有解决好权力传承的合法性制度问题。随着李世民自己的两个儿子——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各自力量的壮大，功臣们也重操旧业，各分阵营，准备通过夺嫡进一步巩固权位。
本是太宗皇帝自己的亲信，曾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侯君集投入太子门下，建议太子首先发难。而李泰一方则“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泰府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这其中，韦挺是玄武门之变中太子一方重要成员，对宫廷政变经验丰富。杜楚客是杜如晦的兄弟，房遗爱是太宗心腹重臣房玄龄的儿子，柴令武则是李渊女儿平阳公主和大将柴绍的儿子。
最终，太子谋反的阴谋败露，李世民不得已，将李承乾、李泰双双废黜，而把仁柔懦弱的李治推上了太子之位。依附太子和魏王的功臣集团也被李世民同时粉碎——侯君集被处决，杜楚客被废为庶人，杜如晦两个儿子一个被腰斩，一个被流放。但事情还没有完，李世民死后，顾命重臣长孙无忌策动事端、诛锄异己，利用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与高阳公主谋反一案，将与自己有矛盾的吴王李恪牵连入内，把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功臣和宗室全数处决。
然而可悲的是，这并不是初唐功臣集团的最后结果，长孙无忌们也没有成为这场绵延三代的权力斗争的胜利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高宗之妻，堪称政治动物的武后在一连串王朝内讧的历史中，看到了功臣集团在皇权独大的支配下，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本质：改朝换代、开疆拓土，他们功勋卓著、位列青紫；庙堂内讧、皇子争权，他们各分阵营，相互火并，胜者从龙有功，败者枭首夷族，没有半点自主意识；王座空虚、皇权衰弱，他们也只会拔刀相向、彼此残杀，却最终难逃被清算的命运。
因此，她一面架空丈夫唐高宗李治，一面联合许敬宗、李义府等新贵大臣，策动事端、分化瓦解、罗织罪名、屡兴大狱，将看似高不可攀的元老大臣们一个个打翻在地、贬斥诛杀，在登上权力顶峰的同时，将唐初以来的功臣集团一并清洗。武后性格狠辣、行事果决，唐高宗显庆四年，授意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图谋造反，最终，长孙无忌被贬黔州，又在贬所被逼上吊自尽。坚决反对唐高宗立武后为皇后的褚遂良也被赶出朝廷，死在了爱州（今越南清化）。就连自己的四个儿子，武后也没有手软，两个被杀、两个被囚禁，李唐宗室集团在武后淫威之下噤若寒蝉、无所作为。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代表，武后对唐初功臣和李唐宗室集团进行了有步骤、无差别的彻底清洗，为独掌政权，继而改唐为周铺平了道路。
“忠诚”表演，收效甚微
在这一连串的斗争和清洗中，始终没有见到高士廉及其后代的身影。凭着谨小慎微和鞠躬尽瘁，高士廉得以善终。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氏一族就能逃脱唐高宗和武后的清算。
高家后人们身居何位，是否本分并不重要。就凭他们是初唐名臣、定策元勋高士廉的后代，就已经在武后心里打上了原罪的烙印——高士廉是武后死敌长孙无忌的舅舅，怎么可能真正支持自己掌权？又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赦免呢？
还有一点很重要。高士廉曾长期担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在蜀地耕耘多年，深孚众望。而高士廉的儿子高履行则娶了唐太宗女儿东阳公主，以驸马都尉袭爵申国公，且历任户部侍郎、尚书，身份贵重。唐高宗显庆元年，高履行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一如父亲高士廉故事。史载高履行治蜀期间，“亦有善政，大为人吏所称。”（《旧唐书·高履行传》）在唐高宗，特别是武后看来，父子两代同掌号称天府的蜀中多年，这不是要建立高氏独立王国么？假以时日，长孙无忌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发难于内，高氏家族以蜀地称兵犯阙于外，刚刚建立稳固的李唐王朝瞬间倾覆也并非不可能。
就这样，长孙无忌被清理后，高履行就受其牵累，被贬到烟瘴遍布、毒虫出没的永州当刺史，并死在任上。严酷的政治环境和血淋淋的事实让高氏一族胆战心惊。眼见着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功臣一朝败落、家族屠灭，自己能不能在这场腥风血雨中幸免，高氏族人们并没有把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不得已，在子孙高政卷入太子李贤谋反一案时，不惜以杀子自证的决绝方式，对唐高宗，抑或说对唐高宗身后的武后表示忠心。
值得注意的是，杀死高政的行动并非高政父亲高真行独自完成，而是由高真行、高审行等高氏分支共同实施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分析前因后果，我们不难得出答案：既然是要向皇权表达忠心，纳“投名状”，自然高氏各门各支都有份。他们正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高宗和武后，高氏全族，无论亲疏远近、门第高低，都是皇帝皇后的忠实顺民，对乱臣贼子皆有不共戴天的切齿仇恨。
但这样策划精细、情感充沛、剧情血腥、演员众多的“忠诚表演”效果究竟如何呢？对于武后来说，高氏一族对高政的狠毒让高宗和武后也看不下去。高宗“闻而鄙之”，将高真行贬为睦州刺史，高审行贬为渝州刺史，高真行也死在了任上。
看上去，高家的表演效果并不好，但换一个角度来看，相比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的家破人亡、子孙凋零，贬官在外、远离朝堂难道不是最好的结局么？
黄台之瓜，如泣如诉
高士廉出身北齐宗室，追随李世民夺嫡成功而位跻功臣，青史留名，其子孙只是与一桩莫须有的太子谋反案略有牵涉，就被以最残忍的方式进行家族内部制裁。高氏一族在初唐几十年历史中的世事浮沉、风云变迁，集中体现了唐朝开国功臣集体的历史宿命。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一首《黄台瓜辞》肝肠寸断、婉转低回，道尽了章怀太子李贤对母亲武后步步紧逼、冤杀骨肉的怨愤，也道尽了宫廷政治的惨绝人寰、皇权专制的冷漠无情，千载之下，读来亦让人泪下沾襟。然而，这被一摘再摘的除了李唐宗室的龙子龙孙，又何尝不是初唐功臣集团的万千子孙，乃至大唐境内的亿兆黎民呢？唐初的历史证明，没有合法的权力授予和传承，没有合理的利益整合和分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