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敏之：险被送走的女婴，跻身上海工商界“四大花旦”

一个活得精彩的人、一名政协委员，这两种标签在他们身上合二为一。

历时数月，政协头条采访11名上海市政协委员，涵盖第一届到第十三届。他们的人生颇有传奇色彩：有人做过学生地下党，有人为《梁祝》作曲，有“台湾的女儿”，有从南洋毅然回国的富家公子……

人民政协成立70年来，委员们为国建言、为民履职，家国情怀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亦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数中国人奋斗的缩影，从他们的故事中，可见一个崛起时代所富有的忠诚、执着、进取与坚定。

陶敏之，第6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曾任卢湾区第一届民建支部副主任委员。

敲门后，身材瘦小、面目慈和的陶敏之前来迎接，着玫瑰色衬衫与马甲，戴一纤细腕表，身上别无饰品。丈夫站在三四步外，白衬衫束西裤中，花白头发茂盛，袜上有补丁，温和眼神中透着睿智。

如果不是住在寸土寸金的上海静安高楼中，你很难看出，眼前的老夫妻，一个曾是上海工商界凤毛麟角的打字机厂女老板，一个是“呢绒大王”。

“你知道我身上有多少种病？”陶敏之在客厅长桌边坐下，手边一小碗中药，精神蓬勃。

94岁的她胆囊没了，乳腺开掉了，胰腺肿大，双肾生水，“我去开会，大家说老陶顶神气了，我说老陶自己有数。”她哈哈大笑。

神气是有底气的。她与毛泽东在同一戏院看过剧，接受过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宴请，参加过胡耀邦的座谈会，与陈叔通共餐。

她是新中国首台全国产中文打字机缔造者，与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郭秀珍、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金笔女王”汤蒂因合称为上海工商界“四大花旦”，青联、工商联、民建都留下过她的身影，退休前的最后一个身份是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

一名前辈赞她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一位原市政协主要领导曾告诉她儿子，“你妈妈真是女强人。”

陶敏之把这一切归结为“要舒畅”，“（遇到事）不憋不憋，难过死了。实际上觉得作为一个人，要有自尊心，要受到尊重，这大概有生以来带来的。”

不被重视的二小姐

在成为女强人前，陶敏之差点因重男轻女成为弃婴。

1925年，她在盛泽陶家出生，本该是喜事，气氛却有些不同。

盛泽地处太湖东南角，是“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绸都，风俗却落后，寻常人家若二胎仍是女孩，即被送去育婴堂，以便今后生男孩。陶敏之便是这样的二胎。

陶家在上海南京东路开了三家大中型绸缎店，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但仍有家人提议送走陶敏之。好在年轻的母亲顶住婆家压力，保住了二女儿。

但成长仍然不受重视。

作为长房孙女，陶敏之的姐姐获长辈宠爱，发脾气不肯吃饭时，老祖母会耐心讨好，差家佣买“鸭尾子”回来，或吃口饭赏枚铜钱。陶敏之只能默默旁观。

从家族来看，陶敏之父亲是长子，但抽大烟不干活，重要产业都在几名叔叔手中。

陶敏之的二妹出生后，便被送入育婴堂，自此杳无音讯。打小亲历不公，她养成逆反心理，“非要争气，非要独立不可”。

到12岁时，她已十分懂得人间冷暖，紧密伴随在祖母身边，每天傍晚给不识字的祖母念《心经》，也学会了绣花、扎鞋底，渐渐赢得老人家喜爱。

陶敏之（左一）与姐姐陶慧之（右一）及两名同学。 本文图片均来自《人淡如菊——陶敏之传》

到了“长大长大长大”，祖父陶桂青也对她刮目相看。

她去立信会计学校念会计回来，对祖父说，我们现在店里做法不对，什么上收下付，应该做成本会计。

祖父惊喜：“这小孩满有噱头嘛。”

“我的祖父（开始）蛮喜欢我了，不当我女孩子了。”陶敏之说。

打字机社的二小姐

1943年，祖父已退居幕后，手头积蓄了钱，想去苏州买房。

一天他说：“我要去苏州，玉官，你跟我一起去。”

闷在家中的陶敏之正中下怀。她跟着祖父到处跑，每天接触不同人，谈谈生意经，感到很新鲜，知识积累了起来。

祖孙二人最终买下了铁瓶巷一处九开间大的住宅，后花园里植有芭蕉树、蔷薇花，还有七八棵桂花树，秋高气爽时，花香袭人。但陶敏之不安于在家。

一天祖孙闲逛，见到一家打字机社门面上贴着《招盘启事》。打字机在当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有条件使用和会使用者寥寥无几，但陶敏之嗅到其对女性步入职场的非凡意义。

“爹爹，我在上海读会计补习班时见过打字机，很喜欢这个工种。这个工作适合女孩子干，不需要抛头露面，我们盘下来，好好做，肯定能赚钱，”

1943年，由陶桂清出资的“俞氏打字社”成立了，陶敏之算其中职工，每月领薪水三百元储备金。

“一分钱都舍不得用。”陶敏之说，“头一次拿着三百元，马上乘火车给我妈。就是觉得要报恩，因为娘没丢下你。”

缔造新中国首台全中文打字机

从抗日战争到上海解放，陶家二小姐在商场上崭露头角。

在苏州时，她仅花15天掌握了打字技巧，开班授徒，来学的青年最多一天四五十人，还有人从无锡赶来。打字社代打商业合同，建筑合同，离婚书，遗嘱，样样都有，生意很是兴隆。

1945年抗战胜利，她与合伙人迁移上海，一年不到，在北京路盐业银行斜对面租了一开间，开了一家打字社，周围律所、商店很多，生意非常好。几年后她用三十两金子买下店面使用权，至1949年战事吃紧，才无奈歇业。

1946年夏，陶敏之（前排中）、李正廷（后排中）和俞式打字机社制造厂的同事等在上海市高桥海滨浴场。

中间几件事，可见她的个性。

在苏州开打字社时，黑皮（汪伪政府的警察）与日本人打文件从不付钱。“我不懂，怎么能不收钱呢？”陶敏之去要钱，对方不搭理，放一只狼狗出来，吓得她逃之夭夭。

周围店家听说后大吃一惊，“他们说，啊，这地方你可以去啊？这地方是陶公馆哎！就等于76号（汪伪特工总部）。噢哟，我才恍然大悟。”

婚嫁之事也是如此。遇见丈夫李正廷前，家里介绍了一位富家公子，家境更胜陶家，因对方坚持婚后妻子在家，两人一拍两散。

李正廷学徒出身，扛货起家与陶敏之家境悬殊，但后者慧眼识人，两人恋爱5年后，李正廷已在南京路有了自己的呢绒店，日后成为“呢绒大王”，改革开放后，又为爱建公司开枝散叶立下汗马功劳。

1949年，陶敏之、李正廷喜结连理。

高光时刻在解放后到来。

1949年，上海解放，解散打字社的陶敏之只身走进国企“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说服对方支付三成定金，招兵买马开了文华打字机厂，和五六十名工人投入了一个个零件的试制，安装，调试。

一年后，600多个零件“咔嗒”组成一台完整的机器，新中国第一台国产中文打字机诞生。陶敏之给它取名双鸽牌，意味着新中国经济腾飞，展翅翱翔。之后30多年，“双鸽牌”累计产量近60万台，市场占有率居全国之首。

老太太不揽功：“我生产不熟悉，经营管理是可以的，别人说我怎么怎么，我说我不能吹牛，不是我造的。”

双鸽牌中文打字机

“解放后，味道两样了”

客厅中有口大鱼缸，采访中李正廷突然起身，打开灯，招招手，“来看看，漂亮吗？”

缸中无水无鱼，都是各地旅游带回的贝壳珊瑚，样式普通也不大，老两口却当做宝。中间一座小雕塑，两人看了会儿，陶敏之怪起了丈夫：“150元，太贵。”

次子李磊伟评价，物质条件好了，但“让自己多享受”在妈妈看来仍然不可思议。不过，老太太在大事上可不小气。

解放后，一台打字机市场价625元，她340元一台全包卖给国家。同行起了敌意，说她出风头，派人夜里挖技术骨干，合伙人也有意见。

她不为所动。“我不能太黑心啊，吃饭不忘种田人，要是没有国家带我们，我们哪里有今天。”

五反运动时，工厂业务减少，两名合伙人出走，食堂还得供大家吃饭，陶敏之拿出两只手镯，交给职工拿去变卖。最艰难时刻，全厂上下团结一心，生产慢慢有了起色。

“人只要活着，总有生存的权利。”其实她要的还是尊重与自由。“解放前生意不错，但空气压抑，现在作为一个人，味道两样了。”

1953年6月，她代表上海出席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与毛泽东在同一剧场观看了话剧《刘胡兰》。“我坐后面，只见他站起来，大家哗哗哗拍手，不算接见，也算接见，这是第一次。”之后每开一次会，毛主席总要出现，加起来见了9次。

见到风云人物，她也不憷。

和陈叔通同桌吃饭，她不认识，就想“这个老老头是谁”，对方说起如何办好工商业，她脑中立马评价：“他们都门槛精来西嘛，都很在行。”

胡耀邦召开座谈会，陶敏之离他一米近，对方赞打字机好啊，你要多做点，她大方回答：“我肯定努力，肯定多做贡献”。

见证政协的传统与新气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气象萌生。

1979年，在邓小平对原工商业者“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鼓舞下，大陆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

在上海市工商联的领导下，陶敏之参加了集资工作。她和几位妇女大姐一起，挨家挨户动员工商界认款，工作顺利远超想象——一名被关押了7年的企业家，刚平反就认款200万，一名原工商业者，提出仅有的银行存款500元，定要参加认款。预定集资5000万元的目标，不到三个月就超额完成。

“人是很累的，但精神世界十分愉悦，觉得真是第二个春天来临了。”公司组建后，陶敏之要来5000套打字机原材料，成立了上海爱建打字服务社，20年后歇业时，累积净资产300万元。

1979年，陶敏之（右一）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中）、上海市工商联主席刘靖基（左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的秘书孙晓村（右二）、女工商业者汤蒂因（左一）等在市工商联华山路旧址合影。

沉寂了数十年的丈夫也得以施展拳脚——李正廷在爱建总部底楼开了30平方米的门市部，挂牌“上海爱建纺织品公司”，后发展到拥有10多家分店及代销店，年销售额超亿元，创建了“买衣料，到爱建”的商业效应。

1982年，陶敏之成为第6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次年被调入市政协办公厅，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专管行政与文化俱乐部。

陶敏之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实拥护者，以至于有人以为她是秘密党员。她见证了政协艰苦朴素的传统，百废待兴的气象。

赵超构曾任市政协副主席，陶敏之去他家一看，实在太苦了，一个石库门厢房没啥家具。与他去延安参加会议，冷得要命，结果他穿上了六件衬衫，“书蠹头（读书人）”，陶敏之大笑。

当时工厂中星期日工程师盛行，作为市政协经济委副主任的陶敏之，组织专家七八人去江苏张家港试探性地考察一周，解决了不少难题，很受当地工厂欢迎。

全国范围内，政协之间走动也频繁了，“接待外省市领导是非常重的任务，这事很吃力，为什么？每个人全国开会回来，都要来上海看一圈，看宝钢。”

政协的交友氛围之浓也让她难忘。

“李国豪（原上海市政协主席）提出不要忘记朋友，要交新朋友，这个优良传统应该发扬。”陶敏之回忆，当时委员之间时常走访，她常去赵超构家聊天，对方很开朗，哪里不对就直说。还有名委员是说书先生，陶敏之因为爱好，常与其交流。

陶敏之觉得，交朋友是政协优势，可发挥各党派积极性，“我看政协工作多，不一定要作报告，可以多走访，交交朋友，从来如此。”

“只要国泰民安，世界平安，就好。”

如今94岁的陶敏之，已是一名乐呵呵的老太太。

她退休后学习国画，画作近十次入选刊登在画册上。

20世纪90年代初，陶敏之开始学国画。

她与丈夫相伴，过去春秋两季总要出去旅游，今年开始走不动了，两人就去街心花园散散步。卧室中满是两人一起时的照片。

前几年身体还行时，她烧小菜，织绒线，踩缝纫机做花，缝缝补补都来。如今丈夫身体不好，她帮他配药，弄牙齿，出门罩好耳朵，“走好最后一公里。”

她还用iPad与儿孙聊天视频，有时怕接电话，“怕听到谁又走掉的消息”。

但在与时光的赛跑中，这样的气馁很少。

曾身患癌症，如今双肾生水，她该治的治，剩下的不太在乎，“活一天是一天，只要活着，要像模像样做个人。”

乐观是老太太的力量。“顶顶滑稽的，前阵子他们帮我写回忆录，我去打听‘造反派’，全走了。”陶敏之说，弄别人，自己也要动脑筋，伤身体。一个人要宽容，要乐观，要向上，总归有希望。

她认为，新中国70年曲曲折折，螺旋形上升，最自由就是现在，“只要国泰民安，世界平安，就好。”

于己她更是无憾。“我想，我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亲属，一个人就是这样。”说这些时，老太太细瘦的双肘撑在桌上，神色平淡，语气斩钉截铁。

（原标题：《我与政协｜陶敏之：险被送走的女婴，跻身上海工商界四大花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