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看：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编者按：日本人缘何一次次走向战争？上至世界顶尖的优秀人才，下至普通的日本百姓，为何认定“唯有战争才是出路”？这些问题或许沉重，但每到像纪念“九一八”事变这样的日子，我们总会为此陷入沉思。近日，一本畅销日本10年的历史书《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简体中文版首次面世。作者加藤阳子是日本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战争问题研究专家，书中内容源于她面向日本中学生所做的为期5天的讲座。

说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来揭露日本过去发动战争时所利用的种种说辞？

加藤阳子直言自己一直抱有这样的疑问：如果自己也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否同样会被国家的那些说辞所欺骗，很怕自己可能也看不穿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过去，日本利用日俄战争的回忆，将“九一八”事变正当化。利用过去战争的观念与历史，为新的战争进行背书，她认为，这种行为，值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警惕。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作者：【日】加藤阳子，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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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加藤阳子

选摘自《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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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发动的“九一八”事变，

“偶然”爆发的中日战争

大家好。今天的话题关于“ 九一八” 事变与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是在1931 年（昭和六年） 9 月18 日，按照关东军参谋的计划发动的事件；中日全面战争则是以1937 年7 月7 日的小规模武力冲突为导火索而爆发的。请注意，“九一八”事变是“人为”发动的，而中日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爆发的。

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年之前的1929 年就已经开始策划有关行动。关东军是指日俄战争之后，为了守卫在战争中从俄国手中夺取的关东州租借地（以旅顺、大连为中心的区域）和中东铁路南部支线（日本称之为南满洲铁道）而设置的部队。“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自行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然后对位于辽宁省奉天（沈阳）的张学良的军事据点发动了进攻，并在短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的诸多要地。

当时，张学良是东三省的政治和军事统治者，作为一名年轻的地方领导人，他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建立了不错的关系。9月18日晚上，张学良并不在东北，而是在北平（今北京，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对北京的称呼）。这也是日本一手策划的，日本的特务机构通过在华北发起反张学良的动乱，使得张学良前往镇压，离开了东北。张学良还带走了11 万东北军的精锐，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关内。

关东军为什么要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策划这样复杂的阴谋呢？原因在于双方兵力悬殊。关东军由两年轮换一次的日本内地派来的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组成，总兵力不过1 万人，而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兵力达到了19 万人。战后，石原莞尔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人证进行了陈述，他讲述了为对抗装备完善的20 万东北军，只有1 万人、装备并不占优的关东军是如何仔细规划作战的，但是对于如何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却绝口不提。石原所说的兵力差距，除了把19 万东北军说成20 万人以外，大体上是客观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东北军中有11 万人并不在东北，这一点石原却没有说出来。

相对于“九一八”事变的严密计划，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卢沟桥事变，却是“偶然”发生的。不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着结构性的原因，而且中日之间的矛盾积累已久，最终引起质变，爆发战争并不奇怪。卢沟桥始建于12 世纪，横跨北京郊外的永定河，马可· 波罗曾在《马可· 波罗游记》中盛赞这座桥的美丽。1937 年7 月7 日，当时被称为中国驻屯军的日军在卢沟桥北侧的河道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时，与中国第二十九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提到结构性原因，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政府与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与英、法、德、俄等列强一样，能够以保护在中国的本国人为理由，在天津附近派驻军队，中国驻屯军就是以此为根据被派驻到卢沟桥附近的。这从条约上看倒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36 年6 月，日本在事先未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将驻军从1771 人增加到5774 人，兵力一下子变成了原来的3 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新增的军队需要新的驻地，于是就新建了兵营。这时候新建的丰台兵营就与卢沟桥事变直接相关。丰台位于北京西南郊区的铁路交会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中国军队的驻地也在丰台附近。日军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射击空包弹进行夜间演习的。而且在事变发生当晚，日军是配发了实弹的。在这种情况下，反倒是不出事才会让人觉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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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日本人，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

高达88%的东大学生同意为了满蒙地区使用武力

在说明“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的原因及发展过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的，以及人们在那种情况下的感受。下面引用的是长期在京都大学讲授教育学的竹内洋教授在其著作《丸山真男的时代》里介绍的一个故事。

1931 年7 月，恰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对现在的东京大学，当时被称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进行过一次意见调查。在那次调查中，首先向学生们提问：“为了满蒙地区（满洲南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而使用武力，是否正当？”

满蒙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讲课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弄清楚这个地区的情况，稍后我会进行更详细的说明，在这里大家可以先简单地认为，满蒙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以后所获得的权益的集中地。

对于这个问题，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大家认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不太确定，因为那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回答是“正当”的人大概会有六成吧。（加藤阳子讲座上学生的回答）

认为会超过一半，是吧？实际上是更多，高达88% 的东大学生回答了“是”。这个结果挺让我感到意外的。再仔细研究调查的内容，就会发现，其中有52% 血气方刚、性情急躁的男生认为“应该立即使用武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报纸和广播肯定会积极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如果是在事变发生以后，这样的调查结果倒是还能理解。

顺便一提，日本的广播是从1925 年（大正十四年）开始放送的。从1932 年2 月开始，日本有了对广播签约收听者的准确统计，那时候收听家庭已经超过100 万户。太平洋战争时，这个数字达到了600 万户。换句话说，当时全国45% 的家庭有了收音机。虽然我们现在觉得房间里的声音大到让别人听见挺难为情的，但是过去的人就喜欢开着很大的音量听广播。所以近半数的家庭拥有收音机的话，全国人民大概都可以听广播了吧。在这样的环境下爆发“九一八”事变，坊间又充斥着支持军部的报道，确实容易产生“也许确实需要使用武力”这样的想法。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的问卷调查中，就已经有那么多的东大学生支持动武了。

当然，在回答“是”的学生中，也有36% 的人认为，“应该在外交手段用尽之后，再使用武力”；还有12% 的学生回答，“不能使用武力”。但是，这依然不能改变有近九成的学生认为可以开战的事实。一般而言，接受过学术训练、拥有社会科学知识的人，对外国的偏见会比较少，看法也会更为宽容。拥有知识的理智头脑应该具有同理心，理应会认为“中国因为自己的国情而有自身的问题，日本也一样”。但是在经过了大量学习，拥有各种知识的东大生里，却有88% 的学生对于使用武力回答了“是”，这一点让我深感诧异。

书中插图，【日】牧野伊三夫 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同样也以东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总是对东大学生的举动充满关注。这次的调查是由宪兵进行的，宪兵司令官在9月30 日将调查结果提交给陆军大臣。这么珍贵的史料能留下来真是不容易。对了，大家知道什么是宪兵吗？

——军队里的警察。（加藤阳子讲座上学生的回答）

没错。宪兵原本是为了打击军队内部的犯罪而设置的，直属于陆军大臣，但是对一般国民也能行使超越警察的权力。因为宪兵不仅在军队内部拥有司法警察权，对于一般人也可以行使这项权力，所以宪兵也会接受司法大臣的领导，根据《治安警察法》和《治安维持法》来约束国民的思想。宪兵的存在，让昭和时期的言论空间变得更加狭小。所以一说起战争时期的狂热，一般都会提到宪兵。

这次调查是在由陆军军人主讲的“国防思想普及演讲会”上举行的。一般而言，在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军人会被认为是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是被讨厌的角色。当时的学校里有军事训练课，大概是因为以前在这样的课上被军队的教官整得厉害，所以也引起了大家对军人的反感吧。陆军省对这一点倒也心知肚明，所以派往东大这样的学校的讲师，一般都是陆军选派到东大经济学部等地方进修过的优秀军人。因此也就不会出现因为讲话非常无聊，被学生喝倒彩赶下台去的情况。

陆军军人在充分说明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由之后，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你们认为满蒙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吗？”“第二，你们觉得应该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满蒙地区的问题吗？”虽然我也说不上明确的理由，但是总觉得这种问卷已经预设好了答案。果然，在被调查的854 名学生中，有九成的学生对两个问题都回答了“是”。

把刚才提到的大学意见调查和宪兵的调查放在一起思考的话，会发现很有趣的一点，“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调查结果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即使是在那些被认为应该对国家的行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群体中间，也已经存在着战争一触即发的情绪。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在当时的日本国民中间，存在着关于满蒙问题的某种理解，并且这种理解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而关于这种具有一致性的理解是如何在国民的意识中积累起来的问题，也是今天讲座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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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中日战争，

当时的日本人根本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

我们已经了解了人们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看法，接下来再了解一下当时人们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吧。有趣的是，与其说当时的人认为中日战争是好还是坏，支持还是不支持，倒不如说日本人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我们曾经提到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近卫文麿首相的智囊们的看法。当时曾经出现过“报复”和“剿匪战”的观点，大家还记得吗？

——明明是一场战争，却不把对方视作战争的对手，以及当时的日本与现代美国之间相似的地方，这些都令人感到意外。（加藤阳子讲座上学生的回答）

确实如此。不把战争视作战争，这一点很有冲击性。再举一个例子，当时在大藏省预金部担任课长的精英官员毛里英於菟，曾在1938 年11 月发表探讨中日战争的文章，题目是《作为“东亚一体”的政治力量》。他认为，“ 日支事变”（当时对中日战争的称呼）是日本等“东亚”各国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发起的“革命”。毛里所说的东亚，是指日本以及处于日本统治之下的中国台湾、朝鲜，1932 年由关东军支持建立的所谓“满洲国”，此外，恐怕还要加上处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由上述这些区域组成的东亚，面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尝试进行革命。中日战争就是这场革命的组成部分，所以中日战争并不是战争，而是革命，相当奇妙的想法吧。

——当时的日本人没有把中日战争视作为一场战争，这种看法好像一直延续到了现代，而且人们在今天似乎仍然继续着这种错误的认识。（加藤阳子讲座上学生的回答）

那就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感觉和奇怪的看法。从毛里的言论中可知，当时日本的精英官员们并不认为战争是破坏，而是一种更有积极意义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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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为何发生？

因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解释林肯的演说时，曾经提到卢梭的《战争与战争状态》。所谓战争，是指对关乎敌国主权的重大问题，或是对构成敌国社会的基本原理进行挑战和攻击的行动。关于这一部分，请大家务必读一读在东大法学部讲授宪法的长谷部恭男教授的著作《何谓宪法》（岩波新书）。总之，当一国的国民对另一个国家抱着类似“那个国家的举动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或者“那个国家要否定我们国家的历史”之类的想法时，就已经有了发动战争的倾向。

书中插图，【日】牧野伊三夫 绘

“九一八”事变之前，近九成的东京帝国大学学生赞成为了满蒙问题而使用武力，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当时的日本人普遍认为满蒙问题已经威胁到了日本的主权，或是对构筑起日本社会的基本原理形成了挑战呢？

大家还记得松冈洋右吗？他在巴黎和会后辞去了外交官职务，成了隶属于立宪政友会的众议院议员。在1930 年（昭和五年）12月开始的第59 次帝国议会期间，松冈第一次以议员的身份发表了演说，就是在这次议会上，他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松冈进行这一演说的目的在于，抨击滨口雄幸内阁的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所推行的“协调外交”。

松冈的主张有两点：第一，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国防上，满蒙地区都是日本的生命线；第二，日本国民的要求在于“作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权”。把满蒙的土地比作生命线，还用了“作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权”这样的说法，松冈试图用这样的论述，说明满蒙问题确实关乎日本国家的生存和主权。

一般来说，满蒙是指满洲南部与内蒙古东部这两块区域，大致相当于1932 年建立的“满洲国”的南半部分。明治时期，爆发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那时候对日本来说，朝鲜半岛最为重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大正时期，日本关注的焦点则在山东半岛，还没有多少人对满洲抱有兴趣。那么为什么到了1930 年左右，这个区域会变成对日本来说无法割舍的存在呢？

刚刚说满蒙是指满洲南部与内蒙古东部，那么满洲又是指哪里呢？满洲其实是个音译词，被称作“Manju”的民族原本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日本人将这个名字配上日语中读音相近的汉字，于是就写作“满洲”。在战后的日本，“洲”字不再常用，所以有时候也写作“满州”。不过，在松冈等人抛出满蒙问题的“昭和战前期”，报纸等出版物肯定全部是用“满洲”这样的写法的。

在清朝的地方制度下，满洲大致相当于东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所在的地区。所以，满洲在日本也经常被称作中国东北部，或者东三省。日俄战争以后，这个区域的北部被俄国控制，南部则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在战争结束之后，俄国和日本倒是能坐下来好好商量了。1907 年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期，双方商讨了如何划分满洲的铁路和电信事业。在第一次日俄协约的秘密条款中，正式确定了双方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北部归俄国，南部归日本。那个时代可真是野蛮啊，明明是主权属于清朝的土地，就这样被俄国和日本任意地瓜分了。

书中插图，【日】牧野伊三夫 绘

大家可以去地图上看看珲春所在的位置，这个地方现在属于中国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想象一下自己握着笔，从这里出发向左画一条线，通过吉林后再进一步向左前进，一直画到蒙古国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国界线为止。这样形成的一条线，就是俄国与日本势力范围之间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以下的部分，或者说地图上的南半部，就是南满洲。

那么，满蒙地区的另外一个部分——内蒙古东部又是指哪里呢？ 1912 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时，日俄两国缔结了第三次日俄协约。这次协约中的秘密条款规定，以东经116°27′线（中国首都北京就在这条线上）为界，该线以东的内蒙古部分为日本势力范围，以西则是俄罗斯势力范围。用一条经过北京的经线，就简单地决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同刚刚提到的满洲南北分界线的确定一样，都是非常野蛮的行为。从当时日本的认识来说，大概是认为如果不与俄国达成这些协议，内蒙古东部、西部还有今天的蒙古国，都会被俄国收入囊中。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清朝灭亡、新国家诞生的时期，对于这个新诞生的国家，今后应该如何投资呢？英国一边邀请美、德、法三国商讨对策，一边企图维持自己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对于英国的行动，日本与俄国并不赞同。尽管日本与俄国邻近中国，但是不同于英、美、德、法等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个国家不论在资本还是技术方面都明显落后。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共同点，所以日本和俄国才会在日俄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协调关系。

1917 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政治体制居然一下子从帝制变成了共产主义。于是，新建立的苏联政府不仅披露了沙皇俄国与日本缔结的秘密条约，而且连同沙俄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秘密条约也全部一一向全世界做了揭发。承认满洲南部与内蒙古东部是日本势力范围的国家就这么消失了。

当然，国际法在惯例上依然承认通过战争签署的条约效力。所以《朴次茅斯和约》以及日本与清政府之间基于《朴次茅斯和约》签署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中，日本得到的各种利权在沙俄灭亡后仍然得以延续。但是，长期以来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共进退的国家灭亡了，这一点的影响是很大的。

不仅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改变，清王朝灭亡后，建立起了中华民国。在国际情势转变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先前条约所规定的利权之中最重要的部分，诸如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即南满铁路）的经营等，因为在条约中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中日双方在缔结条约的时候，还存在没有谈拢的内容，双方对于这些内容的解释并不一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其中的灰色地带就会渐渐扩大，引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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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灰色地带

关于满蒙问题的条约灰色地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在中东铁路南部支线，也就是南满洲铁路沿线派驻铁路守备兵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中方不能铺设可能与南满铁路平行的干线和支线铁路。

铁路守备兵是关东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日本来说，在铁路沿线驻兵的权利非常重要。

但是，在日俄战争后不久，清政府主张因为之前并没有将这种权利给予俄国，所以俄国把这种权利让给日本的做法根本没有根据。日本则认为，因为俄国与日本已经缔结条约，互相承认了派兵守卫铁路的权利，所以中国无权提出异议。就这样，日本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对立。另外，关于禁止南满铁路平行线的条款，日本主张该问题已在《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秘密协定书中写明。但是实际上，这些内容只是被记录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会议记录当中，而并没有写成秘密协定书。

这种经常出现在两国条约里的灰色地带，在尽可能不损害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大部分通过两国政府围绕条约的解释所进行的磋商对话来解决。通过磋商来填补条约中的灰色地带，是专业外交官的职责之一，同时也是外交工作中不为常人所知的乐趣之一吧。

关东军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政府内部以外交官为中心的一部分官员，对于满蒙问题还是有着相当清醒认识的。他们明白，对于日本所主张的满蒙特殊权益，西方列强并没有像日本想象的那样予以承认。1928 年（昭和三年） 7 月，外务省亚洲局主管对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有田八郎局长写信说道：

关于日本在东三省拥有特殊权益这一点，各国历来多有争论。至今为止，各国都没有对此予以承认。最近，英国外交大臣在下议院回答劳动党议员的质询时，也表示英国不承认日本在满洲拥有任何特殊权益。

有田直白地承认，日本虽然主张自己在满蒙地区拥有特殊权益，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列强的认可。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在回答下议院议员的质询时，就表示自己不认为日本在满蒙地区拥有特殊权益。在这样的分析之后，有田主张通过和平的经济方式，对实际控制着东三省的张学良施加影响，从而守住日本一直以来在满蒙拥有的权益。

同一时期，因为张学良正在接近南京国民政府，所以日本陆军中已经有人计划推翻张学良政权，从而在国民政府控制满蒙之前，抢先将满蒙分离出去。有田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军部的这种满蒙分离论而写下了上面的言论。

1931年3月3日，即松冈洋右在议会上口若悬河，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之后不久，参谋本部第二部（掌管情报的部门）部长建川美次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中部分内容是这样的：

明治三十八年（1905 年）十二月日清条约的秘密议定书已经规定，与满铁平行的铁路会损害满铁利益，故而禁止铺设，但是（中国方面）却无视这一决议，我国虽然一再抗议，但中国仍在建设平行的铁路线。

建川因为中国没有遵守条约规定，建设满铁平行线路而大发脾气。这种对于条约灰色地带的解释，并不是基于双方的磋商，而是单纯认为自身毫无过错，对方才是条约的破坏者。这种解释要将灰色的部分明确区分开，形成非黑即白的局面。当时，陆军的在乡军人（非现役的预备役、后备役军人）正在全国各地举行国防思想普及演讲会，全力对国民进行煽动。建川的讲稿也被作为这些演讲会的参考模板之一，广为流传。

陆军对于举办这样的演讲会有着异常的热情。美国优秀的研究者路易丝· 杨（Louise Young）在她的著作《总动员帝国》（Japan’s Total Empire）一书中列出了这样的数据：

根据宪兵的记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6500 万人口之中，有1655410 人参加了1866 次演讲会。

这些演讲会上的言论基本都主张，中国侵害了日本在条约上获得的权利。军方煽动说，因为中国这种破坏条约的举动，让日本的生存权受到了威胁。这就形成了卢梭所说的，原理上的对立。

日本有着这样的强烈信念，即在以前的战争中，日本在付出了很多士兵的生命以及金钱的代价以后才终于获胜，所以签订条约所获得的权益无论如何不能放手。只要阅读一下关东厅（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与满铁附属地实行统治的机构）出版的书籍，就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这种信念。这本名为《满蒙权益要录》的书，由关东厅在1931 年12 月编纂完成，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3 个月之后，国际联盟选出李顿调查团成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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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需要的时候，人们就会按照政府的希望去行动

刚刚说到的日本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受到了威胁，以及生命线、生存权之类的说法，有人觉得好像有点太夸张了吧。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分析一下日本所主张的满蒙特殊权益的特征，或许可以看出日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什么特点。

1926 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的详细统计资料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所以就以此为基础展开讨论吧。日本在满蒙地区进行的投资有两种形式，即通过借款给目标区域的公共机关与私人企业来进行贷款，以及创办企业。1926 年，日本通过上述两种形式对满蒙地区进行的投资金额，达到了1402034685 日元。

从投资者的投资比例来看，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占54%，日本政府的借款占7%，民间借款占1%，法人企业占31%，个人企业则是7%。满铁与日本政府一共占了61% 的比重。如果更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还会发现，虽然法人企业的占比为31%，但是这个数字中实际包含了满铁出资的3 亿7 千多万日元，如果把这部分也归入满铁的份额，那么满铁及其相关企业，以及日本政府在对满蒙地区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实际达到了大约85%。

在这里，我想再对满铁这个企业做一些说明。现代人听到满铁这个名字，可能会在头脑中浮现一个负责铁路管理的小公司的形象，那可就错了。满铁诞生于1906 年（明治三十九年） 6 月，最初确实是为了经营铁路运输业而成立的。但是在同年8 月，除了运输业，满铁还被政府委托经营矿业（尤其是抚顺和烟台的煤矿）、水运、电力、仓储以及铁路附属地上的房地产。

国家投资占对满蒙投资的绝对优势的状况，使得民众难以对满蒙的相关问题进行批评。如果像英国或者美国那样，大量的投资都由私人企业进行，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企业家就会成为制衡政府领导层的力量。但是实际上，日本对满蒙85% 的投资都是由满铁和政府进行的。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需要的时候，人们就会按照政府的希望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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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事件的主体:

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

在这里，我们让石原莞尔再次登场吧。1923 年（大正十二年），石原莞尔受命前往德国留学，他在德国停留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石原果然和平常人不太一样，他有一张在德国穿着带家徽的袴大摇大摆上街闲逛的照片。德国是明治时期日本学习的对象，石原在留学期间潜心研究了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原因。20 世纪20 年代，德国经济状况糟糕，马克大幅贬值，这就使得日元在德国变得更有购买力，拿着日元去德国的人们可以在德国一下子购入很多书籍和资料。想来石原也不例外。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德国战败的原因是未能通过短期决战将敌军主力全部包围歼灭。石原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原因在于德国没能清楚地认识到，一战并不是一场能够通过短期决战来决定胜负的歼灭战，而是一场长期持久的消耗战。所以最重要的是，为了不输给敌人的消耗战略，就要承受住经济封锁，坚持作战。

回到日本以后，石原参加了永田铁山、铃木贞一、根本博等陆军中坚幕僚创立的小团体木曜会。木曜会于1927 年（昭和二年）11 月在东京成立，通过研究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战争，从而为制定国策和国防方针提供参考。永田、铃木、根本三人在“九一八”事变时，都曾担任陆军的重要职务。永田当时是陆军省军务局的军事课长，铃木是陆军省军务局中国班长，根本是参谋本部的中国班长，石原则是身处事变第一线的关东军参谋。军事课长永田可以掌握预算，其他两人分别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掌握着与中国相关的职位，再加上身处事变现场的参谋，简直就是策动阴谋的完美布局。

在1928 年1 月19 日召开的第三次木曜会会议上，担任陆军大学校教官的石原做了题为《我的国防方针》的报告。为了在同志们面前做报告，石原确实是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准备。

日美为两大横纲，其余的小角色则紧随其后，双方使用飞机进行决战，这就是世界的最终战争。……必须在不从日本国内拿出一分一毫资金的方针下进行战争。对俄作战，仅需数个师团。只要能以整个中国为根据地并完全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坚持进行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战争。

石原的报告有两个主要的观点：一是日本与美国分别领导各自的阵营，以飞机作为决战武器，进行世界决战；二是只要将中国作为根据地，利用中国的资源，那么对苏战争即使打上20 年甚至30年的时间也没有问题。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认为，战争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并进行长期的总动员，否则根本没法打。当负责财政的人为此烦恼以至于面有菜色之际，石原的这种野蛮观点，像消除了压在他们心口的巨石一般，令人兴奋。

另外，石原在陆军大学校的授课笔记中也表示，持久战就像是拿破仑曾说过的“以战养战”，即通过在占领区征税、征收物资和兵器来供养军队，让军队在当地“自我生存”，说白了就是掠夺当地百姓。

书中插图，【日】牧野伊三夫 绘

查阅铃木贞一留下的会议速记，我们可以得知，在木曜会的参加者中，只有永田冷静地表示：“不一定非得打仗。没有战争的话，还需要夺取满蒙吗？”1935 年8 月，也就是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达到白热化之际，永田铁山因为是统制派（支持者多为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等中央机关的精英）的核心人物，在陆军省军务局长室（自己的办公室）被擅长剑道的皇道派（在地区连队进行士兵教育的将校大多支持这一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杀害了，可以说是个悲剧人物。

再回到木曜会。不同于永田铁山，根本博甚至气势汹汹地扬言：“不仅要取得满蒙，还要拿下西伯利亚。”铃木贞一也神气地说：“在1930 年前拿下满蒙。”由此可见，身居适合发动事变职位的木曜会课长级别的中坚军人们，正在企图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分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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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的意图

讲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对于满蒙，木曜会军人之间讨论的内容与军方对民众宣传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

——……？（加藤阳子讲座上学生的回答）

完全没注意到吗？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之前的内容，整理一下思路吧。军方当时是怎么煽动民众的呢？

——……煽动民众，是说军队搞了很多演讲会的事情吧？（加藤阳子讲座上学生的回答）

对，像国防思想普及演讲会之类的。

——他们宣称中国没有遵守过去签订的战后条约。（加藤阳子讲座上学生的回答）

是的。中国违反了条约，日本是受害者，因此必须从无法无天的中国手中保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的言论，简直可以说是条约“原教旨主义”了。但是，石原等人的言论却完全不同。

——取得满蒙是为了将来的战争。（加藤阳子讲座上学生的回答）

是的，就是这样。军人们主要着眼于应对可能爆发的对苏战争，因而需要满蒙作为基地。而且对苏作战时，美国很可能会进行干涉，更需要满蒙作为对美持久战的资源供应地，所以才要策划把满蒙从中国国民政府手中分离出去。至于那些国际法和条约规定的日本权益，到底有没有被中国侵害，事实上和军人的真正目的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参谋本部的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却煽动民众说：“这在条约中有明确规定，但是如今却没有一条真正得到遵守。”

对满蒙地区的意图出现错位这一点，军人们作为发动事变的政治主体，早就心知肚明。虽然军方用条约和法律问题不断煽动民众对中国的不满，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满蒙地区作为对美苏战争的基地。

1929 年10 月，以纽约股市的暴跌为起点，大萧条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大萧条彻底点燃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使得这种意图的错位一下子就得到了解决。根据农林省所做的农家经济调查，1929 年农家的年均收入为1326 日元，而到了1931 年，收入居然下跌了大半，仅有650 日元。

农家在大萧条中收入减半，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日本采取了协调外交方针，但是民众的苦难还是成了在野党攻击政府外交政策的借口。

1931 年7 月，松冈洋右在政友会总部演讲时，就抨击了当时若槻礼次郎内阁所采取的“币原外交”。他表示，虽然现在的外交正在进行国际事务的交涉，却没有“以国民生活，也就是经济问题为基调，确立执行我国国民生存所需的大方针”。这种批评对于陷入生活困境的民众来说，显然相当受用。军方当然也没有放过这个时机，于是在1931 年9 月18 日，酝酿已久的形势达到了燃点，“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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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陆军口号迷惑的国民

我们终于要讲到中日战争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则是在1937 年。那么，这6 年间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梳理一下这期间的历史进程。

首先请大家想一想，当时社会是如何看待军部的？军队通过各种各样的危险举动，可以说是用物理性的方法介入了政治之中。这在一个立宪制的社会中显然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举动。然而，这种错误同时又显得有些诱人，因为军队这个本来不能干涉政治的集团，现在似乎要去实现那些民众所要求的，却无法通过现存的政治体制实现的愿望。从“九一八”事变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6 年间，这种诱惑不断地引诱着当时的日本民众。

按照产业人口划分，1930 年，日本的就业人口中，46.8% 是农业人口，也就是说，农民占了大约一半的就业人口。1928 年起，在政党内阁的统治下，25 岁以上的男子都有选举权，当时所谓的普选已经进行了3 次。但是，农民所期望的政策，即使在普选下也未能实现。例如，尽管所有农民都期盼着保障佃农权利的《小作法》，但是这类法律却仍然没有得到帝国议会的通过。

书中插图，【日】牧野伊三夫 绘

而且，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同样波及了日本，而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农村。然而，在这样的时候，不论是政友会还是民政党，都对农民的负债和借款状况不闻不问。当时的农村有不少农家以养蚕为业，在蚕的食物来源桑田毁于虫害的情况下，如果能获得低息贷款，农家还有可能渡过难关。但是如果向高利贷伸手借钱的话，恐怕就永远无法翻身了。尽管如此，政友会和民政党却都没有提出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农民低息贷款的相关政策。

只有军部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拯救农山渔村的萧条”，为农民发声。前面引用的口号，是陆军统制派在1934年10 月出版的宣传册《国防之本义与其强化提倡》中提出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当时的农村是入伍军人最重要的来源。虽然当时也对就读于旧制中等学校、高等学校以及大学的男性实施征兵检查，但实际上学生可以不用入伍服役。此外，在大企业、重工工厂工作的熟练劳动者，也在征召范围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子弟，因为周边缺少可供就职的工厂，在义务教育结束后也没能顺利升学，就会被征召入伍。

先前我们曾提到，当时陆军中存在皇道派和统制派两个派系。皇道派中有许多被称作队付将校的军官，在部队里，这些军官会与那些出生农村的士兵一同生活起居；统制派则大多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或是陆军大学校，在陆军省、参谋本部这样的陆军中央机关任职。刚刚说到的陆军宣传册，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最典型的统制派军人、悲剧人物永田铁山在担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时编写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本册子吧。它首先说明了“战争的定义”：“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一直以来，统制派一心只想着增强军备，只要军事预算能够在帝国议会得到通过就满足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统制派的立场出现了变化，他们开始宣称国防不仅仅是增强军备，而是将国防定义为“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因此，对于国防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国民生活：“必须寻求国民生活的安定，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劳动人民的生活，拯救农山渔村的萧条。”这样的用语和今天政党的选举口号有点像。

在陆军统制派于1934 年1 月完成的计划书《紧急政治事变发生时的处理对策纲要》里，对农民的救济计划占据了很大的篇幅。相对于政友会选举口号中救济农民、国民保健和劳动政策等内容的缺位，陆军则准备充分。单就救济农民这一项，陆军就提出了由国库负担义务教育费用、肥料贩卖国营化、稳定农产品价格以及保护租地耕作权等诸多目标。对于劳动问题，陆军则提出了制定工会法、设置适当的劳动争议调解机构等措施。虽然一旦战争开始，陆军所描绘的这些看似美好的蓝图就会化为泡影，劳动人民的生活会首先恶化，但是，当时的人们对于可能为自己推进政治和社会改革的陆军，确实抱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