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荐的导演，是千禧年你爱上的法兰西美少年
原创： 深焦DeepFocus 深焦DeepFocus
电影研究
编辑 馒头
路易·加瑞尔导演《一个忠诚的男人》是深焦口碑榜上榜电影
除却那位《戏梦巴黎》中的美少年的身份，作为一个青年导演来讲，路易·加瑞尔的影片具有双重性：它们既是新世纪的电影，但同时无疑也是法国新浪潮以来绵延至今、亦或是说代代相传的一朵浪花；它们既是属于他自己的电影，同时某种意义上也是“父辈的电影”。
无论是2015年的处女作长片《两个朋友》，还是去年的新片《一个忠诚的男人》，路易的影片都与他的父亲、后新浪潮的天才菲利普·加瑞尔（同时地）共享着同一种风格——在这里我们侧重的并非某种影像形式上的风格，这难免要遭人诟病——而是另一种更抽象的风格：它们关注着相似的题材，它们都如此步调轻快迅捷、因不吝情绪的起伏而变动不周，这就好像父子二人共享着的是同一种生活，以及更重要的，似乎一种相似的观看生活的方式在加瑞尔的血脉中延续下来；在这种层面上，即便没有奥诺雷（《两个朋友》）以及让-克洛德·卡里耶（《一个忠诚的男人》）参与联合编剧这一也许是不可忽视的要素，这种延续似乎也是合情合理了。
路易·加瑞尔的处女作《两个朋友》，若忽视一些手法上的稚嫩，无疑已是令人惊喜的处女作。作为自身创作的偏好，路易·加瑞尔承袭了一种手册派先贤（如《祖与占》的特吕弗、侯麦），当然还有他的父亲所惯用的目光：一种不关心道德的道德家的目光。他通过贴近、跟随人物时时刻刻内心的思考与细微的情感，来关注爱情中永恒的道德问题；但与此同时，他的目光又充满情感、投入其中——这也是为何我们在人物状态的变动的那种迅捷与“速度”中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力量。当影像内部的材料如冈斯的车轮般高速向前运行：克莱蒙喋喋不休地劝说莫娜留下陪他而终于快要被莫娜说服时，亚伯忽然现身，猛然把莫娜从火车上拽下来，观众还没来得及吃惊，就在莫娜抓心挠肝的控诉和亚伯受到惊吓的反应中感到又好笑、又心疼；然而明明上一刻我们还为了这三个巴黎青年着了魔似的举动而哈哈大笑，下一刻又立即因为莫娜被带走前充满善意的微笑而感到一阵心酸和沮丧——创作者的目光不再仅仅是某种普遍的悲悯，而是随着人物一道起伏，这种超然的诚挚使得路易的影片增添了相当的诙谐与哲理，并且，这使得他的这些延续着某种新浪潮传统的影片同时也完全足以成为他自己的：某种除人物、观众以外的第三者的情感强烈地存在，并自然地与影片同构起来。
而新作《一个忠诚的男人》相较下则更为抽离。如果说，该片在加瑞尔以往的基础上试图加入一些类型化的尝试，如喜剧、悬疑的要素，这样断言未免有些莽撞：悬疑的事件与诙谐的桥段也并不一定构成类型化的功能，也有可能仅是与之相仿的“陈述”；而若我们更加徇其根本地来思考，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这片谋杀的疑云，在这样一个道德主义者的影片中，无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道德问题——不再是爱情中微妙的忠诚与良心，而演化成为“是否杀人？”这样一个更加严重而冰冷的问题；但更加有趣的是，在这个巨大的问题面前，总是试图理解人物如何思考的道德主义反而一反常态、置之不理，影片从没有触及此事具体面貌，而是处理得捕风捉影，尽力地远离人物，大问题的悬搁反倒使人物穿上了一层神秘而危险的外壳。无独有偶，作品中引人发笑的段落也变得更多，我们或许确实能将之称为某种喜剧的类型要素，因为在许多“笑点”中，我们感到摄影机故意引我们发笑，不再是像《两个朋友》中，观众由于对人物产生会心的理解而感到莫名的诙谐，而是走向了一种喜剧电影中更普遍的结构：通过远离人物而使观众成为“旁观者”，从而引发某种嘲笑。可以察觉，摄影机的姿态不再是投入的了，而是带上了一丝疏离与批判的色彩。我们不可能再在其中看到亚伯伪善但又如此真诚的恸哭——人物幡然醒悟，而后紧接着的只有沉默不语所引起的遐想。
本片由于编剧卡里耶的参与，在一些最基础的形式上更加贴近菲利普·加瑞尔。更多地通过旁白来直叙人物内心的想法与情态，一些情节的处理也更倾向于有力和简洁；结尾处，主人公们在墓地前相会的情景，充满哲理的空间与留白的意味，让人不禁想到《女人的阴影》结尾处那场写得简介漂亮的葬礼再会。这是否使其成为第二个加瑞尔？实际上，在父子二人即便是同年的作品中（《两个朋友》、《女人的阴影》2015，《一日情人》2017、《一个忠诚的男人》2018）、即便二人都拍摄着某种“当下的”的故事，在相似的风格形式的框架内，影片仍然显示出了截然不同的时代风貌——路易的影片在他切身的沉思中，别具一种“年轻”的气息。这也许并非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我们仍会在某些时刻忽然地意识到：在这样一种气息中，就仿似某种正随时代而逐渐遥远的电影，在此刻真实地具有着其新世纪的生命。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