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实体经济一体化发展建议

李永盛
2019-10-02 19:41
来源:澎湃新闻

实体经济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支撑,也是内在需求。长三角实体经济一体化发展取得了较大进展,但逐渐进入瓶颈期和缓慢推进期、转换期,面临诸多短板的制约,固有的产业布局和结构均面临重新调整。如何破解阻碍长三角实体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诸多短板,是长三角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产业集群的关键,也是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长三角实体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

(一)产业结构稳步升级

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的转变,长三角地区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支持推动力度。第三产业比重逐步提高,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型转变。分地区来看,上海市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69%,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更为明显(见表1);江苏、浙江两省产业结构相近,均为“三二一”型结构,但二、三产业比重比较接近;安徽省仍是比较明显的“二三一”型产业结构,但相对于“十一五”期末,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提升。在资源、环境、劳动力成本等硬约束倒逼下,近年来长三角地区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深化,三产服务业将成为今后长三角经济发展新动力。

从三次产业增长情况来看,2017年,第一产业上海市负增长,其他三省低速增长;第二和第三产业安徽、浙江两省增速较高,上海市低速增长,江苏省处于中间水平,除上海外其他均高于全国增速(见图1)。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步伐的加快折射出长三角地区在资源、环境等因素倒逼下,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已成共识。而各地纷纷出台的转型升级政策,则加快了长三角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制造业并重转变。

(二)工业化转型趋势明显

从工业化阶段来看,上海市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型阶段,工业投资低速增长,结构转变和工业转型的特征最明显。2017年上海市工业增加值增长6.4%,工业总产值上升6.5%,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6.8%(见表2)。工业六个重点行业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0%,其中电子信息产品、汽车、生物医药增长幅度较大,成套设备,精品钢材,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三大制造业低速增长。

江苏省和浙江省主要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投资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工业经济总体运行情况较好。2017年,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医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1%,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7%,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9%。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3%,规模以上制造业中,高技术、高新技术、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6.4%、11.2%、12.8%、12.2%。在规模以上工业中,信息经济核心产业、文化产业、节能环保、健康产品制造、高端装备、时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1%、5.7%、11.4%、13.3%、8.1%和2.4%。

安徽省主要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发展阶段,工业投资快速增长,工业经济增速较高。2017年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规模以上工业中,40个工业大类行业有34个增加值保持增长,六大工业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9.5%,装备制造业增长13.4%,高技术产业增长16.3%。

(三)外资运行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外资在长三角地区工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中占据了较大比重,服务业外资稳步提高,但外资制造业的总产值和总利润却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2010年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额为556亿美元,2017年达到759亿美元,年均增长4%。外资合同总体冲高回落,质量有所提升,服务业外商投资不断提升。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引擎

长三角地区新兴产业总体呈现较快的发展势头,在区域经济中的促进作用提升,但地区和行业之间发展情况差异较大。

上海正结合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迈向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高端。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快速壮大,代表智能制造、新型材料、新型交通运输设备和高端电子信息产品的新产品产量实现较快增长。浙江、安徽分别出台相关政策推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二、长三角实体经济一体化发展短板

(一)产业同构程度过高

产业结构趋同使长三角整体联动效应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各地区不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降低地区的整体经济效益。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提出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得出,上海与江苏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2,上海与浙江为0.76,而浙江与江苏高达0.97,江苏与安徽高达8.14%。这既也与水平分工、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行政制度因素有关,也与各城市间资源禀赋相似性、经济联系紧密性以及广域产业集聚有着密切关系,还与区域内制造业升级次序差异和产业空间转移有关。

长三角三省一市产业结构相似度高居不下,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往往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制约了产品和要素的合理流动。

江苏的研发类生产性服务业无法与上海高端制造业对接,难以享受上海跨国公司总部集聚的外溢效应;江苏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往往通过上海结算,制约了苏北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而由于区域信用体系发展缓慢,长三角银行对异地放款的资金流向监管异常困难,同时,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利益,也存在对银行异地信贷的行政干预,导致长三角资金流动不畅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此外,仍存在基础设施重复配置导致资源的浪费。

(二)产业转移承接配套能力较弱

要承接产业转移就应为承接地区提供良好承接条件,而地区的配套能力差,导致企业在转移时找不到良好场地,亦或是承接地生产的产品不合转移企业的要求,从而导致企业增加了成本。

由于缺乏相关产业配套基础,长三角部分产业集中区招商引资并不理想。出现承接的产业过度集中于低端产业和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环节,高耗能和高污染产业的错误承接,“重投资、轻技术”和“重招商、轻嫁接”的承接倾向。一些地方被迫承接了高耗能和高污染产业,虽然带来了地区生产总值数字上一时的增长,但对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整个地区的产业发展环境不可避免地带来危害。

不少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往往更关注产业和项目引进的投资金额和产出能力,对其采用的技术设备状况和技术水平考量较少。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压低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忽视承接产业与已有产业间的嫁接和融合,其结果不仅不能形成对关联产业的技术与价值溢出效应,反而会造成承接产业对产业结构明显的挤出效应。

(三)行政分割制约

行政分割问题严重制约了区域产业协作,忽略了区域间共同的利益。由于在规划上未能跳出地方资源、产业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窠臼,毗邻地区、园区之间又没有清晰的产业定位和差异化方向,导致一些产业园区建设陷入了粗放式扩张状态。有些已经建成的产业园区,遇到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招商引资难的压力,建成后空置,偌大的产业园区建成后甚至成为“练车场”;另一方面,部分产业园区虽然已经入驻企业,但是主导产业特色不明显,同质化现象明显,很难承担地方政府赋予的产业转型升级的平台作用。

区域一体化的实质是区域间多元利益主体逐渐消融的过程,多元利益主体难以实现产业自觉分工,原因就在于利益主体背后有各自的行政边界,行政边界背后三省一市利益主体,各自主张的利益诉求不一样。

市场的一体化需要破除区域间的行政分割壁垒,降低要素资源空间移动的制度成本,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目前长三角一体化面临的最大障碍。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障碍,在四个行政主体利益很难协调的时候,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必须要走自上而下的过程。要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亟须打破行政分割和市场壁垒,依靠地缘优势,通过分工协作,推动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统一融合,实现共同发展。

(四)一体化体制机制不完善

经过多年努力,长三角在跨地区协调机制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也面临政策配套、立法和资金等保障机制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现实挑战。

一方面,主要决策与协调机制逐步建立,但有效的协调各方利益的细则和支撑项目的落地实施依然滞后,阻碍了已有合作机制跨区域联动效应的发挥。长三角地区已建立以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为主的决策机制,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为主的协调机制,以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为主的规划与统筹机制,这些主要决策与协调机制有效了推动一体化进程,但由于各地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的差异,这些体制机制难以形成合力,相关的项目在可操作性和落地实施过程中均面临重重阻碍。

另一方面,缺乏一体化的产业规划共建共享体制机制。已有的诸如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联盟、新能源汽车合作联盟等属于一种松散的合作形式,尚未形成完善的合作机制和模式,也缺乏配套政策和具体项目支撑。在共建产业转移园区层面,我国长期以来的财税体制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对推进跨区域共建产生了一定的制度障碍,利益分享机制难以明晰,已有合作多数停留在战略层面。面对不可预期、难以度量的收益,地方政府合作的积极性会受到极大的挫伤,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合作也因此陷入困境。

三、长三角实体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路与举措

(一)加强区域顶层设计

加强对长三角区域产业联动发展的指导,建立健全有效的合作新机制。进一步完善区域合作机制,研究搭建新平台新机制,增强区域合作机制战略决策功能和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

探索长三角地区跨省市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积极构建区域合作重大产业平台。通过发挥三省一市各自的优势形成合力推动产业协同,例如正在规划建设中的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是由苏浙沪三地间的不同功能要素共同构建,通过在合作区域探索实行“双主体”管理机制,发挥苏州工业园区的平台作用,充分与上海的金融、研发和技术对接,再结合嘉善本地的资源优势,共同发挥出各自的优势,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产城融合的未来示范区。

以新型产业为突破口,率先推进一体化模式。要突出先行先试,推动长三角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推广“不见面审批”“最多跑一次”等模式,进一步完善政务服务“一张网”。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强化改革试点示范引领,提炼长三角地区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做法,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谋发展。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务实合作,优先在长三角地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例如:可以从新能源汽车产业开始,将涉及到的技术研发、规模化制造、区域化服务、统一充电设施规划等由长三角各地充分协调,一致行动,从而也就实质性地推进一体化。

(二)优化城市和产业空间布局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不是克服产业同构,而是在消除地区分割的基础上加强分工协作,形成集群优势。因此,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必须在开放经济的前提下,通过坚持价值链分工协作,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

加快优势产业集群的培育。通过技术创新战略和人才战略,培育和聚集一批优势企业和产业,建设若干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引导产业集群进入全球产业链体系和全球营销体系。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规则制定、信息服务和完善配套等作用。

明确长三角发展定位,突破行政体制分割。影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地方行政分割,需要一个总体规划,突破各自为政的藩篱。推进缺乏集群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外迁,加快产业升级,实现产业高端化、要素高级化以及集群高度化,在分工协作基础上,提升长三角的国际地位。

城市功能定位是破解长三角内部过度竞争的支点,应通过城市本身的差异化定位,带动各地产业的协同发展。上海要强化国际大都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充分发挥金融、航运、贸易、物流中心的作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并突出发展以创新和研发为主的高端制造业。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则应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扩大辐射半径,带动区域整体发展。各城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功能互补,有效避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

(三)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打造长三角地区协同创新共同体,依赖于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依赖于科技与产业联动发展,因此要促进产学研的合作,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共同利用创新资源和成果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以促进长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长三角地区应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形成以产业分工为基础的创新合作,加强主导产业基础之上的技术创新合作,促进科技与产业的联动发展。

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加强张江、宁波、温州、苏南、杭州、合芜蚌等六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作互动,通过合作建立科技园区或建立成果转化基地等方式,加强基于创新链的前后向联系,不断推进长三角地区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创新带动作用。

促进长三角地区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打破地域界线,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在长三角地区范围内吸收人才、资金、成果等创新资源,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二次创业”,鼓励横向联合,通过并购、参股控股等方式,发挥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溢出效应,共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扎实建设一体化的区域产业创新合作平台。建立长三角地区诚信信息系统,搭建长三角城市集群产权交易平台和金融合作交流平台,推动金融合作一体化;加强科技教育合作和资源共享,建立大型科研设备、图书和信息共享平台,构建长三角产学研和科技开发联合体,共享技术创新优势和技术转让成果;搭建长三角地区人才资源库和人才交流平台,促进人才资源跨区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构建长三角地区投资信息发布平台,为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提供保障。

(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要求金融业向现代金融转型、实现创新发展,发展智能金融是重要途径。

组建区域协同金融服务机构,充分发挥大型企业财团的纽带作用。鼓励企业在长三角区域中进行跨地区的企业并购活动,各地企业之间的资产并购重组活动,是实现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最有效的微观基础和制度平台。

建立长三角发展银行,专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同时也可以为长三角地区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提供研究、咨询和决策建议服务。设立长三角区域发展基金、长三角农业发展基金、长三角环境保护基金等类型的专项基金。以金融产品为支点做好政策金融,以金控平台为支点做大地方金融。在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应切实鼓励金融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推进金融业态、金融模式和金融监管的转型升级,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目标的实现。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金融科技技术的引入,正在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融资效率。在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应切实鼓励金融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推进金融业态、金融模式和金融监管的转型升级,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李永盛,原文发表在《科学发展》第127期,澎湃新闻经授权改编发表。)

    责任编辑:王琳杰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