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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头条

如何帮农村老人实现自我价值?上海这个区的“实验”带来启示

上海大调研

2019-09-12 09:28 

当一个农村老人从工作单位退休到面对死亡,至少还会经历20多年(上海预期寿命83.37)的生命历程,能不能让他们有价值地生活着?
当前上海正在进行乡村振兴,那么,当下上海农村的现状如何?如何实现乡村振兴?通过解剖一只“麻雀”,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
如果你去过上海的农村,大概率会记得一些表象:那里有绿油油的稻田和连片低矮的房子,有蜿蜒溪流和满天繁星,还有坐在屋门口择菜的老人家。你会以为他们过着恬淡而安逸的生活,尽享大自然的馈赠。他们于你,是陌生又理想化的乡愁寄托。可你于他们,则是带着好奇心,甚至充满了误解的“他者”。
误解源于隔阂。大多数上海乡村会主动给自己贴上“高度老龄化”的标签,因为低于50岁还常住村里的本地人,几乎是可以掰着手指头数出来的。真实的乡村,由占据当地人口80%的50至70岁农村老人构成——他们会是故土上的最后一代农民——他们的后代已经选择并融入了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他们自己也或许会在未来10年间,经历乡村撤并,搬进高楼,摘掉农民的帽子。
想要理解今天的上海乡村,就必须要靠近这群人,感受他们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人生况味,以他们的幸福感作为振兴乡村的出发点和归宿,进而发掘他们在农村社会中的自我价值。
奉贤区迎龙村的一番实验,提供了一种观见。
放出一个“招聘通知”,立马就报名报满了
初秋午后,通往迎龙村委会的迎立路上,蹲坐着几位包了头巾的老阿姨,紧握镰刀,割起草来速度飞快。她们的任务是修整路两边的绿化,清除掉不必要的杂草,这样干上一天,能赚100元。尽管烈日炎炎,但对于这些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迎龙村村民来说,这钱“不难赚”,“都是平时伸出手就能干的农活儿。”
雇佣他们的,是迎龙公益服务社。这个成立于去年初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非常简单,就是给65岁以下赋闲的、身体健康的、愿意投身劳动的迎龙村村民创造各式各样的公益岗位。
岗位没有为设而设的虚职,都与迎龙村的实际需要密切相关:村级河道要定期清理,绿化要时常保养,拆违后整洁的乡村风貌需要专人维护……这些不需要相应资质便可上岗的、原本交由第三方机构完成的工作,现在都由本村村民自愿承接完成。而村委会原本要为此付出的成本,则直接进了老百姓的口袋。去年一年,迎龙村拨出100万元村集体资产用于本村环境的日常维护。这100万元,同时也是374个参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算下来,所有干了活儿的村民,户均增收将近3000元。”村书记李天舒说。
村民参与公益服务社劳动。迎龙村供
让农民富口袋,其实只是它的“附属效应”。李天舒最初决定支持设立公益服务社,更多考虑的是怎样“花小钱办大事”。迎龙村地处奉贤西侧郊野腹地,“如果按ABC档给奉贤各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打分,我们应该是稳坐‘C位’了。一年的村集体收入算到极限,超不过300万,勉强维持村级事务正常运转。要在现有基础上发展民生,只能想方设法节流。”
“花出去100万,能省150万。”去年一年,靠着公益服务社的运作,村里果然省了不少钱。公益服务社负责人尹秀锦算了这样一笔账,按常规做法请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的话,村里支出的费用里,不仅包含了人工成本,还隐含了第三方的管理费用和盈利。“现在就不同了,作为一家非营利机构,我们直接面向村民招募劳动者,唯一的成本就是人工,干一单活,可以节约60%以上的支出。”
村民参与公益服务社劳动。迎龙村供图
在农村社会,“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屡见不鲜。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马流辉表示,一些村的村民对村集体事务参与普遍不足,直接导致村公共事务投入负担加重,不利于乡村振兴发展。可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迎龙村共有25个村组,1000余户村民。到目前,参与过公益服务社劳动的,几乎占到了符合年龄和身体条件的全部户数。尹秀锦说,只要放出一个“招聘通知”,立马就报名报满了。若是两次“招聘”相隔太久,还会有人跑来村里打听,啥时候有活儿干。“迎龙村提供的实践经验,重在平衡了村级投入和农民增收的关系,不仅减少了治理成本投入,还增加了村民就业机会,通过将农民命运与乡村发展连结在一起,调动了村民参与治理积极性。”马流辉说。
能干活时让我闲着,会觉得自己很没用
日本曾创造了一个“无缘社会”的概念,特指日本社会因血缘、地缘、业缘日趋弱化而导致人与人的关联缺失。其核心问题,其实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特别在熟人社会的乡土中国,表面看不应有这样的顾虑。可实际上,随着家庭中的青壮年离开农村,独居老人成为普遍现象;加之近年上海农村承包地流转率突破80%,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强力推进,农村人不再种地,也没有小工厂可以做活,业缘关系几乎被斩断。乡村人口的主体构成,50至70岁老人,正面临着脱离社会和丧失自我价值的困境。
65岁的戴云官从电器厂退休后,一下变成了家中的“失业者”。“其实我还干得动,却没有地方肯要我,每月只有1250元农保收入。”去年春,迎龙村公益服务社公开招募8名扎篱笆能手,戴云官立马去“抢”了一个名额。“其实按照公益服务社定的65岁以下可以参与劳动的标准,我已经快要超龄了。”但戴云官很快在篱笆队里展现出自己灵巧的一面,幸运地保住了工作。
篱笆队已然业务熟练。迎龙村供图
因存在一定技术门槛,篱笆队的成员是相对固定的。但按天计酬的标准,和其他临时工种一样。加之扎篱笆的任务不常有,想靠这个来补贴家用很勉强。但戴云官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工作。渐渐地,篱笆队在周边镇、村累积了些小名气,戴云官和篱笆队的老伙计们开始走出去提供服务。“每次出去,都是扬眉吐气的感觉。”
尹秀锦为这些老人感到高兴,“农村人淳朴,仿佛天生是干活的宿命,闲不住的。”她说戴云官们,其实也是在说她自己。一年前从迎龙村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休,这个干了20年村干部的迎龙村女儿,提前焦虑起来。“要不是村里聘我回来当这个公益服务社的负责人,我肯定也得另谋出路了。能干活的时候让我闲着,总会觉得自己很没用。”
华东理工大学青年教师杨君曾在迎龙村蹲点调研了近20天,他发现,让农村老人“退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退出农业生产,但仍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发挥新的价值。
村民自己用拆旧的瓦片铺成了小路。
还有没有用武之地?这几乎是每个上海农村老人对自己的灵魂拷问。“一旦让他们觉得无事可做,也不能再为子女输出价值,心态就崩了。”李天舒说。50岁的老倪,每次迎龙村招募河道保洁员他都抢着去,还因此损毁过一个手机。别人笑他干了赔本的买卖,下一次却依然能看见他第一个下水的矫健身影。
毋庸置疑,经济杠杆的作用力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是显著的。尽管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不单纯是农村老人对“增收”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诉求更为强烈。当一个农村老人从工作单位退休到面对死亡之时,至少还会经历20多年(上海预期寿命83.37岁)的生命历程,能不能让他们有价值地生活着?或许值得基层付诸深思。
曾为没有合适的产业项目急得整宿睡不着
翻看迎龙村的账本,过去几年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是巨大的。相比区内绝大多数农村,迎龙村的家门口为老服务机构——“睦邻四堂间”,数量配置是别的村的2—4倍(到年底将建成8座),老年活动室、卫生室、“生活驿站”综合服务中心的软硬件处在全区上游水平,需要助餐服务的老人有120位,每人每天的餐食需由村委会补贴5元……“经济确实紧张,我甚至想好了去找上级部门‘化缘’。但这些钱必须要花,因为老人等不了。”李天舒说。
生活驿站里总是充满欢乐。迎龙村供图
让今天的老人“等不了”的,恐怕是明天的“农民增收”期许。后拆违时代的上海乡村,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导入的革命。近年,上海先后推出两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准则,不断强化农村建设。而今,首批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已完成验收,第二批28个村也在加紧规划动工,不少老百姓已经看到了产业导入后,实实在在的红利。但上海有千余个村,绝大多数,尚没有这样的“运气”和禀赋。
李天舒说,他曾为没有合适的产业项目急得整宿睡不着觉。迎龙村的先天条件不好,地理位置偏,建设用地少,加上没有特色农业产品,好多产业项目并不青睐。难得几个有意愿问询的企业,一听说能够提供的土地资源紧张,转而就选择了别的村。
上海的乡村振兴,核心支点一定是产业。长远看,产业兴旺会带动生活富裕、治理有效,从而实现真正的乡村变革。而回到眼前,“也不可能光靠等,即使村集体收入不能增值,还是要想办法让老百姓日子过好。”这样的战术选择,或许可以让许许多多为产业迷茫,甚至劳而无果的基层干部,放下焦虑和执念。
正是从“生钱”到“省钱”的思维转变,催生了农村社会组织迎龙村公益服务社。而今,运作成熟的公益服务社,反过来又从“省钱”走向“生钱”——今年5月,迎龙村承接了隔壁海湾村“生活驿站”的运维,由公益服务社出面管理。“用赚来的钱,刚好可以补贴我们自己的生活驿站。”尹秀锦说。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照新曾发表观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特别是农民的自组织,既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需求,更是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加快推进实现“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而这或许就是迎龙村的出路。李天舒说,接下来迎龙村还将继续发展公益服务社,为村民开发更多公益岗位;同时投入更大精力优化村委会为老服务职能。
不曾“退休”的人生背后是对自我价值的执着守望。
(原标题为《农村老人自我价值实现的诉求如何满足,这个区的“实验”带来新启示》,有删减)
责任编辑:郑浩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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