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95岁温江：祖孙三代投身教育事业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澎湃新闻寻访多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在农村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且长期致力于农村教育事业，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这些老教师始终坚守着教书育人的初心，在基层教育领域不断开拓，他们的精神，也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

“90后”温鸿雨很小便听家人说起，和父亲温鑫一样，95岁的爷爷温江曾做过乡村教师。

“就觉得这事挺寻常的。”9月7日，温鸿雨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自己甚至觉得爷爷有些“古板”。“每次寒暑假回家，爷爷总是耳提面命，鼓励我上进，或者重提自己当年的一些辉煌故事。”温鸿雨对此并不“很感兴趣”。

转变发生在自己就读大学后。2014年左右，北师大教师发起“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的口述史研究”，彼时温鸿雨正在该校就读本科，“立马想到了爷爷”。过年期间，温鸿雨回到福建龙岩老家，主动提出采访爷爷温江。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沟通“颇为愉快”。“通过爷爷自身的求学经历和教学经历，我能感受他对教育以及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和热爱。”温鸿雨说。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5年间，温江投身基层教育事业，“摸爬滚打”了20余年。受其影响，家里不少后代同样选择当教师，其中儿子温鑫从他手中接棒“乡村教育”，在农村待了三十年，父子俩共同见证了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

从教往事：扫盲工作做得好，所在学校获赠600根杉木

温江的从教经历最初颇为坎坷。1947年，温江从福建连城县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后，曾至清流县投靠舅舅，后者希望其“从政”，但他认为，“从事教育工作更好”，便在当地一所乡镇中学教授物理、化学。不久，因父亲曾参与红军，温江在学校受到排挤，无奈离开学校，回到连城开了个小纸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挂念”教育事业的温江回到连城县姑田小学任教。3年后，其经过大学进修，前往龙岩第三初级中学（现为雁石中学）工作，担任教导主任，并兼任物理、化学及时事政策课教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农村学校办学条件艰苦。彼时，龙岩三中仍是私立中学，学校300多名学生，仅有4个教室，且教学不够规范，因为缺老师，开学几个月了，学生还没有上过“物理、化学”课，直至温江到岗。

“半年后，学校被改办为公立中学，但办学条件和质量仍然很差。当时有个笑话，周边农户养的鸡跑到学校课桌上拉屎，都没人管的。”温江回忆，因为缺教师、教室，最多时，他一周要上24节课。

无奈之下，其向龙岩专区教育局负责学校基建的领导“求情”，希望年底结算时，能将剩下的经费拨给龙岩三中改善条件，获得对方同意。

当时，国家正推进扫盲工作。温江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又走20公里山路，到另一个乡镇办夜校，教农民认字。这令他有了意外收获：对方乡镇领导认为温江“扫盲工作做得好”，听说其正为改建学校发愁后，一口气送了600根杉木，亲自拉到学校来。

钱有了，木材也有了，龙岩三中改建工作得以推进，新建了12间教室和一座小礼堂，此后学校“慢慢有了起色”。温江称，到了1955年，龙岩三中办学质量“提高到全县第一”。“三年内（办学质量）到全县第一，那是很聪明啊。”说到此处，温江至今仍有些“得意”。

1962年，温江被调往龙岩专区龙岩县（现为龙岩市新罗区）教育部门中教股担任股长，对彼时存在的教育问题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温江注意到，不少学校领导、教师“不会搞教育”。比如一所农村中学，校长原为县里军事科科长，教导主任则来自粮食部门。上任后，温江即着手换人，将一名专业教师推上“代理校长”的职位，后来这名教师成长为县教育局长。

担任中教股股长期间，温江做的另一件被认为值得称道的事是，“保住了龙岩六中”。1958年，一批中学建了起来，但教学质量、设备很差，几年后已成为“下马对象”，龙岩六中即在其中，面临停办命运。

“龙岩西部农村当时没有一个中学，如果把它（六中）撤了，这些孩子去哪上学？提高乡村文化水平，仅有小学不行，必须要办好乡村中学。多几个中学毕业生对农村有利，至少可以增加一些会计、出纳。”下乡指导工作期间，温江针对此事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后经教育局领导递交至省教育厅，“省里面一看，觉得有道理，就留下来了”。

1964年，“精兵简政”时，温江所在中教股裁撤，其决定前往龙岩六中担任教导主任。“六中质量差，年年升学考试‘剃光头’，这在全县是出了名的。大家都看在眼里，那是你‘老温’力主留下来的，得承担责任。”对温江而言，选择龙岩六中更像是“赌气”。后经其整顿，在升学考试比拼中，该校也曾拿过“全县第一”。

在教育行业工作多年后，温江于1975年转任连城县劳动局副局长，十年后从该职位上退休。“乡村教育应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基础。基础不牢，上面（大学教育）就差。”调任劳动局后，温江仍然关注乡村教育，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教师待遇、编制等问题。

教育世家：祖孙三代从事教育工作

1983年，温江二儿子温鑫从龙岩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成为连城县乡村教师，直至30年后，以“高级教师”职称退休。但温鑫认为，自己成为教师，是因高考失利后不得已的选择，并非受其父亲影响，“甚至想过改行”。

“当时教师地位比较低，工资少得可怜。父亲1985年从连城县劳动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我那时很想改行到政府部门工作，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他坚决反对。”温鑫回忆，父亲不愿意“走后门、找关系”，认为“农村缺老师”，希望他坚持下去。

为此，温鑫曾对父亲有过“怨恨”。“不怎么理他，更不想和他说话，有时节假日也不回家，以示不满。”但过了一两年后，温鑫释然了。时间一久，他也“爱上了教育工作”，认为“农村学生可爱，需要更专业的教育”。“教育可以挽救一个人。”温鑫称，随着年龄增长，自己愈加理解父亲，“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因待遇问题，一段时间内，温鑫生活颇为窘迫。1993年，其妻子从瓷厂下岗，又恰逢孩子出生。彼时，他拿着380元的月薪，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最艰难时，温鑫不得不利用周末两天时间，从60公里外的学校赶往县城，帮妻子“拖着板车沿着大街小巷叫卖日用瓷碗”，以贴补家用。

好在乡村教师的待遇和地位越来越好。温鑫感慨，进入2000年以后，教师工资改革持续深入，尤其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不少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优惠政策，这令人欣喜。

温家下一代中，温鑫女儿温鸿雨曾在北师大就读教育学，最近刚从芬兰硕士留学归来，希望前往高校任教；其姐姐家的儿子博士毕业，已在四川大学担任副教授。“我们家里应该算是三代的教育世家了。”温鑫认为，祖孙三代从事教育工作，“理念应一代比一代进步”，但不变的是，从其父亲那代开始的“耐心、严格、细心”。

在2014年的那次“采访”中，温鸿雨第一次发现，爷爷家里存放着首次去北京时的照片，以及北京获办奥运会资格的报纸剪报等等，这些材料的背面都认认真真写上了时间和感想。

温鸿雨承认，爷爷对国家的热爱、对他自身工作的认同和专注，都有自己“尚不具备的赤诚和纯粹”。

“他们（爷爷、父亲）让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祛魅了。读大学时，身边很多同学有一颗教师梦，但我深刻了解到这个职业的辛苦、两难和不那么完美的一面。”温鸿雨说，其职业规划“一直不是去中小学当教师”，而是期望“前往高校从事教师教育的相关研究工作”。

对于女儿的想法，温鑫表示支持。“我希望她能对中国的教育工作，做出比父辈更大的贡献。比如培训一批中小学教师，提升教学工作。现在很多农村学校教师缺乏培训，教育观念、教育方法都比较落后。”

晚年生活：“有这么多人记着，很值得的”

现在的温江，已完全将自己交给了“退休生活”。夏季清晨不到6时，天色微亮，他便已起床。老人睡觉浅，围墙外驶过的火车，以及一声犬吠或鸟鸣，都能将他吵醒。之后，他会到小区外散步，路过市场时买些蔬菜回家熬粥。“权当锻炼身体。”温江说。

儿子温鑫就住在邻近一栋楼房，但温江很少令子女操心。妻子离世后，他习惯了独居，即便2014年温鑫将其从乡下接到城里来就近照顾，他也坚持独自生活，只是偶尔到儿子家喝茶、吃饭。他的牙齿全掉了，全靠一副假牙，方能维持“良好的胃口”。9月4日中午，他在儿子家吃掉了一碗炖肉、一碗米饭，还喝了小半杯红酒。

但在某些时候，温鑫仍能清晰感受到父亲老去的速度加快了。前些年头，温江走路比他还要快，而现在慢了下来，走走停停。味觉也出现了衰退。当天下午，温鑫发现父亲家里的饭菜已有馊味，细问之下得知是“前两天剩的、舍不得扔”。

温江客厅角落处放着的几张褪了色的照片，以及一张上世纪70年代表彰其工作出色的“奖状”。很多资料已经遗失，照片和奖状是他前半生工作的最后“证明”。其中一张照片摄于1954年，彼时他正在龙岩三中工作，29岁的他和同事们并排坐在一起，朝气蓬勃。

另一张照片已是30年后，那时温江接近退休。9月5日，面对澎湃新闻询问，他盯着这张照片许久，最终没有指出当年合影时自己站在哪个位置。那些模糊的面孔到底哪一张属于“60岁的温江”？现在，“95岁的温江”记不清了。

但有些事情仍然记得深刻。1958年5月，作为龙岩地区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温江赴京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彼时，相关部门曾邀请梅兰芳前来为代表们表演。

温江喜欢京剧，是梅兰芳的拥趸，但从未现场听过。他回忆，当天演出票价“一元六毛”，自己坐在第五排，“全场最好的位置”。梅兰芳唱了《贵妃醉酒》， 其子梅葆玖也有节目，结束后，大家站起来鼓掌，还有人送花，“场面热闹”。

这成为温江人生中“高光”时刻之一，其听戏的习惯也一直延续至今。9月5日上午，温江戴着眼镜坐在客厅，电视里放《抗金兵》，“水中布下金罗网，要把金兵一袋装，三军与爷疾速往”，他还时不时跟着哼唱两句。

偶尔会有学生前来探望。2017年，温江在外出散步时偶遇龙岩六中工作时期的一名学生，彼此之间已有数十年未曾联系，后者颇为开心，邀来十多名同学来看他。“他们在我面前轮流‘报名’，说自己是谁，但我怎么记得呢，只知道都是我的学生。”温江回忆。

“都是满头白发了。”温鑫妻子范华英记得，公公当天颇为开心，逢人便说起此事。谈起和丈夫的艰辛往事，她曾向澎湃新闻开玩笑说，“不该嫁给一名乡村教师”。但见到温江和学生重逢时的气氛，又觉得“做老师挺好”，有这么多人记着，很值得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口述史中心编著的《开拓者的足迹——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口述史》首先关注了这一教师群体，感谢他们对该系列报道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