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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

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78岁的“叶老师”:最怀念教书时光

澎湃新闻记者 李思文

2019-09-10 13:30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今天也迎来了第35个教师节。近日,澎湃新闻寻访多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在农村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且长期致力于农村教育事业,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这些老教师始终坚守着教书育人的初心,在基层教育领域不断开拓,他们的精神,也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
今年78岁的叶登稳,谈起60多年前的从教经历,还能清楚地记得自己辗转教过的几所学校,甚至每个学校、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他说:“做教师的经历,都在我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想,怀念得很。”
1958年,17岁的叶登稳成为了湖南汉寿县下属生产大队小学的代教教师。在执教的8年里,叶登稳历了“公家学校”、“大兵团教学”、“包班教学”、“单堂学校”、“公社联校”、“扫盲夜校”……他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教育的改变,看到越来越多的贫下中农子弟走进课堂。
如今,他走在大街上,常常能碰到头发花白的老人,隔着大老远地喊他“叶老师”,或者是他的学生的子孙们,遇见他总要叫他一声“叶老师”,这是他最喜欢的称谓。
求学
“在1950年前,只有地主家的小伢子(孩子)才能读得起私塾,穷人家的伢子都是大字不识得一个的。” 叶登稳生于1941年,7岁时,他到了该读书年纪,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儿子,尽管条件艰苦,家人还是把他送到了镇上念私塾,学费是每年一担谷,不多,却也是不少自耕农家庭负担不起的。
在私塾读了三年书,村子里开设了一个新的小学,叶登稳说:“不像上私塾要拜老师、送银子,‘公家学校’不收钱,还动员我们都去读书。”村里人就把这个免费的祠堂小学称之为“读洋书”。
小学就建立在叶家祠堂里,一年级到四年级有3个班,每个班都有40来人,老师都是附近村子里找来的“文化人”。叶登稳还记得,有一个女老师是地主家的孩子,“那个年代,真正有文化的人都是屋里头有钱的。”
突如其来的读书机会,让许多大龄儿童也走进了课堂,和叶登稳同年入读一年级的孩子,大多都在10岁以上,有的已经15岁。和私塾只教授文学不同,祠堂小学里的学生要学习语文、算术,还会上音乐课和体育课。正是在祠堂小学里,叶登稳学会了打一手好算盘。
1954年,叶家祠堂被拆,在原址上修建了阳南塘完小,叶家祠堂小学和袁家祠堂小学整体搬迁至此,正是如今的阳南塘小学。
时隔65年,叶登稳带着记者走到阳南塘小学门口,恰逢学生们放学,虽然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但站在学校门口,叶登稳还能感觉到当年对知识的渴望,“穷人屋里的伢子(孩子)都努力得很。”在小学期间,叶登稳的成绩一直都保持在班里的前几名。
当年的汉寿县只有一中和二中两个初中,学生们想要继续读书,都要考试考上去。1957年,阳南塘完小有两个班参加了考试,叶登稳所在的班级有56人,只有13人考上了初中,而另一个50多人的班级,仅有7人考上,叶登稳就是这考上的20名学生之一。
“考上的就能继续读书,考不上的就要回家种地了。”叶登稳考上了,家里人却有喜有忧。喜的是叶登稳成为了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初中的学生,忧的是家里没钱读书。叶登稳说:“当时亲戚们也晓得我家里穷,就主动凑钱给我读书。”
但读了一年后,到了第二年开学,家里实在没有钱供叶登稳读书,他只能辍学了,回家务农来减轻负担。
谈起辍学的经历,78岁的叶登稳说“很难受”。他从小写得一手好字,老师们对他的评价是“脑袋很发迹(机灵)”。时至今日,叶登稳依旧喜欢读书写字,村里有娃娃起好了名字,都会来找叶登稳来把名字写下来。
但叶登稳也很感激能有机会读到初中。站在阳南塘小学的门口,他说:“如果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免费的书读,好多伢子(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知识改变了贫下中农子弟的命运,要不然我也是要种一辈子的地。”
叶登稳今年已经78岁。澎湃新闻记者 李思文 图
从教
1958年是叶登稳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叶登稳所在的大队开始实行“大兵团教学”,把全大队的孩子都集中一起教书,是这一个时期的特色。彼时,虽然叶登稳已经从初中辍学,但在村子里已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经由校长推荐,17岁的叶登稳成为了大队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教授二年级,次年转为了民办教师。
五十年代,由于教师资源稀缺,学校多是实行“包班”制,一个老师教一个年级的语文、数学、音乐课,劳动课则由一个老师教全校的学生。叶登稳所教授的二年级,学生从7岁到15岁不等,最大的孩子仅比叶登稳小2岁。
自幼喜欢看书写字的叶登稳十分重视这得之不易的教书机会,尽管在那个年代,当教师也是拿工分,和普通劳力是一样的待遇。
在没有通讯工具的时代,无法和家长进行实时沟通,叶登稳就在每天放学后进行挨家挨户家访,趁着月光,一路步行来往。尤其在开学之初,叶登稳几乎每晚都要到深夜才能回到家。“刚开学的时候怕学生不读书,那时候大人都忙得很咧,莫得(没有)心思去管孩子,有的孩子就不来上学了。”
然而开学后也不能放松下来,有的学生两天不来读书,叶登稳就要过去看看,“看孩子是生病了还是逃学了。”如果是外村的学生,叶登稳往往还要在夜里翻过山头,步行一个来回就要三四个小时。
叶登稳还记得,曾有一个叫肖一波的邻村孩子三天都没来上学,等到叶登稳找到家里的时候,家长都不知情。“家长说他每天吃完早饭就背起书包出去了,都以为他去读书了,但实际上孩子因为有几道题不会做,怕老师批评,跑到山里玩去咧。”叶登稳说,那时他抓教育质量抓得狠,学生背不下书、作业做不完都要被留堂,这件事让他意识到“孩子心里都蛮委屈的”,从此也改变了教学方法,更细致地去体察每一个孩子的问题和特点。
1959年,叶登稳被调到崇伏寺小学教书,同样是包班制。当时叶登稳不过19岁,班里最大的学生袁云贵却已经15岁了。学生调皮,叶登稳就想着办法地引导他去学习,“这个孩子脑筋好,我就和他讲,你如果能好好学习一定会有出息,不能把脑筋用在邪道上。”此后袁云贵成为了乡镇武装部部长,仍不忘叶登稳的提点之情,即使如今已经70多岁,还是常常来看望叶登稳,一直叫他“叶老师”。
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扫盲运动,叶登稳白天给小孩子上课,晚上就赶着到大队里教大人识字。“当时好多人四十多岁都不识一个字,我就像教一年级的伢子(孩子)一样,教他们认字,每天晚上搞两三个钟头。”教大人识字属于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和工分,但叶登稳还是坚持每个月上20多晚扫盲课。
“叶老师”
从教的经历已经过去60多年,但叶登稳回忆起来时仍然似在眼前。教过学校、学生的名字,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但在执教期间没有机会转成公办教师,是他最大的遗憾,“怎么说,好像一直都不是真正的教师。”
1961年,叶登稳被仙凤山中心小学看中,校长老师们专门为他组织了一堂公开课来考察他的教学能力,以待编教师的身份顺利进入了中心校,这是叶登稳离公办教师最近的一步。
“当时每周都有公开课,全学区的老师都要来听课、评课,我感觉自己不仅能教孩子,还能帮助很多很多其他孩子,就很有成就感。”也正是在仙凤山中心小学,叶登稳结识了携手近60年的妻子,实现了立业、成家。
随后数年,因为种种原因,叶登稳一度被迫离开了讲台。1968年,为了解决大队孩子的上学问题,叶登稳所在的紫阳冲生产大队在内部成立了一个紫阳冲小学。有教学经验的叶登稳成为了这所小学教师,仍然是一个人教一个年级。此后,叶登稳很快成为了紫阳冲小学的校长,但转编制一事却搁置了下来。
在紫阳冲小学当校长的四年,是叶登稳感觉最幸福的四年。他说:“看到自己的学生一个个有出息,心里就好高兴。老师这个职业好,只要你肯用心的教育学生,看到自己学生真正成才,你就感到蛮满足的。”
从1958年到1972年,14年里,叶登稳也在见证着中国教育的发展,“我刚当教师的时候,好多孩子都是十几岁了才能读一年级,女伢子都还在家读《三从四德》,但一年年的发展,等到我当校长的时候,一年级入学的孩子就基本上都是七岁,男孩女孩都送过来读书了。”
1972年,因为算盘打得好,叶登稳被公社调到大队里做会计,彻底离开了教师行业。如今回想起来,年近80的他仍觉得难过,“当时大队里必须要一个会计,就把我调走了,我么得(没的)办法,但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悔,我还是想当老师啊。”叶登稳说,退休后自己还曾动过当老师或开小课堂的想法,但无奈年纪太大,“如果再年轻一点,我都要再回教师岗位。”
虽然执教时间短,但在那个教师稀缺的年代,叶登稳辗转了5所学校,曾一个人教过一个年级,也曾一个人教过一所学校。今年78岁的他,走在大街上,常常能碰到头发花白的老人,隔着大老远地喊他“叶老师”,或者是学生的子孙们,遇见后也总要叫他一声“叶老师”。这是叶登稳最喜欢的称谓,尽管他已经记不得许多自己教过的学生,但听到后仍觉得满心欣慰。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口述史中心编著的《开拓者的足迹——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口述史》首先关注了这一教师群体,感谢他们对该系列报道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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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敏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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