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周轶君:教育孩子,我们是不是舍本逐末了?

澎湃新闻记者 黄小河
2019-09-07 07:06
来源:澎湃新闻

周轶君

“我想摆脱上一代的语言,却没有新的词汇”,“我们以惯性教育下一代,我们需要新的沟通方式”……

教育,是中国各个阶层共同焦虑的话题。作为知名战地记者、国际议题作家、电视主持人,周轶君在有孩子之前,认为“重复”正是为人父母乏味的一面,让“教育”这件事默默成了一个不太讨好的话题。它引发焦虑,寻求速决,很少令人身心愉悦。有了孩子之后,她自然也不得不面对,做父母更像“无证驾驶”,未来没有标准答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于是,她以两个孩子的妈妈的身份出现在纪录片《他乡的童年》里,带着中国母亲的视角,走访芬兰、日本、印度、以色列及英国等五个国家,最后回到中国,踏上一趟关于教育哲学的思考之旅。

2019年,优酷接连上线《可以跟你回家吗》、《他乡的童年》两档社会观察类纪录片,对此,优酷纪录片中心总监张伟表示:“社会观察类纪录片一直是优酷关注的重点,这次《他乡的童年》取得的优良口碑为深耕这一细分品类注入了强心剂。”

周轶君的女儿‌‌六岁,上小学一年级,儿子三岁还在幼儿园,周轶君笑着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所以为什么做“童年”,不做中学大学,其实是有私心。

或许正是这样的“私心”,促成了纪录片中真实的代入感。她每到一处的发问,她的惊奇、她的质疑,她的感动甚至哭泣都是一位普通妈妈的真情实感,为人父母的观众很容易被本片吸引。该片在优酷上线两集后,豆瓣评分高达9.1。

周轶君强调说,作为一部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并不是告诉大家,我找到了最好的一个办法。“我希望最大的一个启示是,‌‌如果家长愿意去寻找不同的方式,你会找到对自己有一些启示,而且适合你孩子的方法。”

她说,“认识自己,认识美,这是日本与芬兰的教育,教会我的事。”已经播出的日本和芬兰两集,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日本幼儿园强调孩子的独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也注重孩子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而芬兰更注重孩子自身能力培养,在去竞争化的学习氛围里,芬兰的孩子们更加容易自发地去学习,扬长避短发现自己潜在的能力。

片中,没有竞争的芬兰教育,怎样告诉孩子什么是成功或失败?贫富差距极大的印度,怎样用网络教育弥合孩子之间的差距?集体意识浓厚的日本怎样让孩子理解个人和团队的平衡?影片从小孩的角度去体验课堂,从家长的角度去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也从不同社会的文化、历史出发,去对教育作一个深刻思考。探寻的旅途上,周轶君同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也经历了一次重新审视自身的旅程。【对话】

澎湃新闻:以妈妈而不是记者的身份去探究,心态上有什么不同?

周轶君:就是私心比较重。我相信很多的父母跟我有一样的问题,所以我没什么顾虑,哪怕是不恰当的问题,也是带着我的思想轨迹。比如在芬兰,我问了很多傻问题,‌‌森林课上老师‌‌叫学生们去闻各种树木的味道,我本以为是要了解这是什么树,但人家只是让孩子们凭想象去形容闻到的味道,没有什么知识点。我之前的预设是自然课不就是野外生存?因为我们(中国家长)第一反应都是你送孩子去学的东西一定是有用的,但他们不是。芬兰的森林多,森林课是让孩子们了解人跟环境的关系。‌‌跟我的预设不太一样,结果造成了不同的观念的冲击,反而对我自己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修正。

澎湃新闻: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反思自己的教育观念?

周轶君:今天早上收到凤凰卫视记者胡玲发给我的一段话。‌‌她说她看过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焦虑了,她也有两个孩子,老二比较不爱自理,日本那集有一个小孩早上自己刷牙洗脸叠衣服,胡玲的孩子看纪录片看了十分钟,马上就自己去穿衣服了。这真是我听到最好的一个反馈。‌‌她说‌‌我们有时候是可以跟孩子用一种更平等的方式去讨论,‌‌包括一些‌‌规则,‌‌要他们做到的事情,能不能先问问他们到底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固然我们这一代家长已经觉得跟孩子的关系尽可能的平等了,但那个程度还不够。

我在西安看了一个夏令营做的是批判性思维。大的主题是去思考秦始皇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开始的那个话题特别的小,“学校为什么要给孩子布置作业?”“‌‌你要不要做作业?”关键不是让他们得出个结论,而是让他们学会观点和论据。过程中老师会告诉他们,我们只谈这件事情,不要去发散,你会很惊讶当你把选择权交给他们时,有的孩子会说学校可以布置功课,有的孩子会反过来说可不可以给老师布置功课?

有时候孩子也没有要绝对自由,比如我出差这件事,我原本以为他们肯定都说不喜欢,我没想到他也会告诉你,喜欢“你‌‌每次会带回来一些新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所以,多一点自由效果会更好,反倒抓得越紧就越叛逆。

澎湃新闻:其实也不能说人家的教育很棒,我就能够用到我自己家孩子身上,毕竟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

周轶君:你说得非常对,我一直强调说我拍这个片子不是告诉大家我找到了最好的一个办法,我希望最大的一个启示是,‌‌如果家长你愿意去寻找不同的方式,你会找到对自己有一些启示,而且适合你孩子的方法。

澎湃新闻:我特别喜欢芬兰老师说的那句话,“现在孩子都用电子产品,做什么事情都很快,我的目的是让他们慢下来,阅读就是可以让他们慢下来。”而中国的学生经常听到都就是,快!你要去做什么了……你怎么看这种去竞争化的学习?

周轶君: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接纳“绝对不要‌‌留作业”、“不考试”这种理念,那种绝对的自由,我也是有保留意见。举个例子,我不在家的时候,我妈从上海带来的数学题给我女儿做,我妈打电话和我说,你看你女儿一个暑假放回来十以内的加减法都忘记了怎么办?我说那做做做!我先生打电话和我说‌‌,你妈给她做那个题是学校以外的,比她现在学的高两个年级,今天是星期天放假的。然后我先生还说,你看我们小时候没有这样学,我也没有变得很蠢,我说你其实可以更好。哈哈,‌‌当然这个也是开玩笑,我就没有去处理这个矛盾,我跟我妈就说你放松一点,她实在不愿意做就算了,然后跟我先生那边说,她要能做几道题就做几道题,我是一个比较中庸的方式。说‌‌到最后,我们家长‌‌再有好的办法,最后的结果不是在你控制之内的,你也得放弃。

澎湃新闻:纪录片拍完,你对这几个国家教育的直观感受是什么?

周轶君: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的家长会那么焦虑!五个国家,日本和芬兰有点接近,而且地理上芬兰是距离日本最近的欧洲国家,从语言系统、文化审美,包括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表现等等,有高度相似之处。印度和以色列也有点像,表面都很混乱,各行其是,当他们不满意一件事情,自救意识特别强。像以色列是创业之国,13岁的以色列孩子,递上的名片是CEO(首席执行官)、Founder(创始人)。

中国和英国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英国特别注重学科成绩,这是刚性的。英国补课行业也是几十亿英镑的一个大‌‌行业,但‌‌补数理化这种学科的主要是中国和中东家庭,英国人在外面补的就是弹钢琴画画这类偏艺术的学科。中国式焦虑,印度可能最接近,这或许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可能是经济、社会的剧烈转型,让我们这些父母变成了跟过去父母都不一样的一代,过去经验的可参照性不强,未来又难料。中国人出人头地的传统思想又特别深,种种矛盾交织。

我一直觉得我们对于什么是成功的人生的定义特别窄。清华北大然后是白领职位,是我们心中相对理想化的一个人生,人生怎么度过?我们心里都有个标准,社会有一种高度趋同性,做一个非主流是挺难的,别人都在补课,你不补吗?‌‌你不焦虑吗?

澎湃新闻:家长都不想孩子太累,嘴上都在忿忿不平,可一再被裹挟,该交钱绝不手软,补课补到天荒地老。

周轶君:我一个大学同学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给孩子补课就像是下赌场,所有下赌场的人不管你赚多少钱,其实你总归要输的,除非你能够不下去就赢了。”补课这件事我很难想象,因为我孩子才读小学一年级,但我会想因为补课会失去什么,第一个就是体能上的训练。

日本孩子体育训练多强,‌‌两个‌‌年轻摄像师跟着孩子跑,都有点跟不上,长大以后的分别是看得出来的。中国孩子特别聪明,各种批判性思维都很好,‌‌一到走路,‌‌经常是走不动,体能训练实际上是可以促进大脑发育。我上次在西安拍的时候碰到一个老爷爷写毛笔字,我问他孙子辈会不会跟你学,他说孩子没时间都去补课了,我就想‌‌咱们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

‌‌我在印度学到的一套很先进的‌‌教学方法叫做SOLE(自我组织的学习环境)。‌‌让孩子直接上互联网,提出一个大的问题,然后自己去找答案。‌‌其实家长也可以这样,家长未必星期天送孩子去学英语然后就都在走廊里看手机,你会什么就教什么。‌‌比如说‌‌钓鱼其实可以学很多水文、鱼类……但你跟中国家长说都没有用,钓鱼又不高考!我高考作文分数特别高,我写的就是钓鱼,因为我爸爸会钓鱼,你看其实还是有用的。

澎湃新闻:因为中国的家长其实爱好也很少,时间不够用,大家都在忙着挣钱。

周轶君:这就是为什么在芬兰当时我有一个特别感动的事情,他们没有什么竞争,喜欢一个东西或你做一件事情,都不会意识到做得好不好这件事儿,不会因为做得好才会保持这个兴趣,做得不好你就会去放弃,敬老院里面老人家‌‌都会有自己的爱好。‌‌我看到就特感动,我说我在中国看到多少人‌‌在学校是好学生,找了个好工作,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你发现他没有什么爱好。

一个人‌‌在这种强烈竞争的环境下长大,因此不能保留兴趣,‌‌你看到一颗心灵渐渐有一些枯萎,‌‌这个对我来说是最糟糕的一部分。‌‌我当时在芬兰课堂里面特别感动,我说他们真正的是为生活而学习。‌‌

澎湃新闻:中国很多爸妈现在都有“把娃经营成事业”这个理念,你怎么看?

周轶君:‌‌我挺钦佩的。因为我常跟我的小孩说的话是,“别烦我了,妈有妈的生活。”他们都是比我更用心的父母。说实话,难以想象我的娃将来是个什么样,我今天塞给她所有‌‌我认为最精英的教育,是不是我的期待也就越来越高?当她不符合期待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女儿一踢足球就快乐得不得了,也没有人教他,她就踢得挺好的,我就觉得等人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单纯快乐的时刻越来越少,‌‌那现在就让她快乐着吧。

澎湃新闻:日本初期教育蛮好,为什么成人社会趋同性严重,很压抑,出生率很少,自杀率也很高,你怎么看?

周轶君:‌‌是,我也看到了有不少观众在讲这个问题。首先,‌‌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完美的,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日本分学区,妈妈的表现其实特别重要。片子里其实也提到了,在日本做妈妈很不容易,当然篇幅所限没办法挖得更深。据说日本有一个电视剧,讲妈妈群里面会因为爸爸的职业而产生等级之分,小孩子也会有这个意识,然后老公职位最高的妈妈经常去差遣老公职位低的一个妈妈,最后搞的那个妈妈压力特别大就自杀了。所以日本社会的问题是这种高度要求人的趋同性,片子里讲到了霸凌的问题,也讲到了他们不能表达情感的问题。

其次,我觉得今天的日本社会也不是一个糟糕得不行的社会,其实日本社会还有另外一面,确实日本人做事情很完美,效率很高,对吧?明年要办东京奥运会了,我非常相信那个时候他们又会做出很多让全世界惊奇的事情,积极性这一面还是在的,压力也确实大,但他们社会也不断在反省这个问题,新一代小孩就想要他们有个性,像藤幼儿园,孩子的校服是自己可以选颜色的,甚至选择不穿校服也可以,而且设计师在盖第二个幼儿园,就想让他们都赤裸上身,就像第一个幼儿园一样,日本很多个体的这种礼貌性,你看他们的身体语言和精神面貌,我觉得还是挺赞的。最后,拍片子给大家看一个美人,但美人鼻子上有个黑痣,我没有把黑痣‌‌讲得太多,因为容量也没那么大,我们其实没有回避这些问题,都有提到,压抑趋同的问题都有。

澎湃新闻:做了这样一部纪录片,你认为如何学习才是“真正的学习”?

周轶君:没有人生来是不想学习的。一个学生数学不好,芬兰的老师从来不认为是学生出了问题,而是老师教的方法有问题。‌‌他们会跟孩子玩一些他喜欢玩的东西,然在偷偷把数学加进去。他们相信那个“东西”在那里,他们的办法是把它激发出来。我‌‌在芬兰就特别感慨他们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老师相信学生、家长相信老师,整个社会也相信学校,就这种信任链条使得你不用去考试来强求,甚至老师怎么教都没有人监督,这种从底层发出来的信任,‌‌生命力会特别长久。好的学习,首先你得有好奇,你想了解什么?这是最开始的一个动力,然后想清楚‌‌为什么要学?最终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今天写这个字是为了明天交作业。

    责任编辑:程娱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