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逝世169周年|他的嘲笑空前尖刻，讽刺也空前辛辣
编者按：1850年8月18日，一代文豪巴尔扎克逝世。他创作了堪称资本主义社会百科全书的《人间喜剧》，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丰碑与界石。
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自然不必多说，他一生的风流韵事更是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除去这些，更值得我们寻味的，还有其政治生活。一如他在小说中的犀利与辛辣，面对法国当时实行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他直言这是个平庸无能的政府，并一眼洞察所谓自由不过是权势占有者好听的说辞与粉饰。
本文选自法国著名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自拟。
41岁的巴尔扎克已经有点啰啰唆唆，继续发表着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其中的一大部分，尤其是《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恺撒·比洛多》等等将成为《人间喜剧》的组成部分。圣勃夫不无恶毒地写道：“我们小说家中最高产的一位。”巴尔扎克从19世纪30年代起开始获得的成功，使他习惯了拥有轻便马车、马匹和昂贵室内家具的阔绰生活。他的计划与举动使他身陷可怕的债务和紧张的工作：希望扩大乡村府邸的他，还为了购买靠近维尔－达弗雷的几份地产而举债。在这几块地上，他让人于1837至1839年间在已有的两幢房屋旁边建造了他那幢漂亮的雅尔迪别墅（MaisondesJardies），他曾在这幢豪华别墅里接待朋友蒂奥菲尔·戈蒂埃、画家保尔·加瓦尔尼、雨果等等。这幢府邸是个深渊，它的负担直到巴尔扎克去世都非常沉重。1838年，他以为能够通过投资撒丁的银矿来恢复财力。是年春天，他听从一位日内瓦代理商的建议去看了撒丁的银矿，同年，他入住雅尔迪别墅。
他的恋爱经历颇为复杂。1833年，他在纳沙特尔首次遇到夏娃·汉斯卡伯爵夫人，后者是崇拜他的波兰女子，一年来已给他写了不少充满激情的信。汉斯卡夫人并非自由之身，她与丈夫生活在远离巴黎的地方，但是，一场充满激情洋溢的书信和断断续续重逢的终生不变的爱情开始发生。在法国，巴尔扎克则与在奥地利大使馆招待会上见过面的吉多伯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有私情。巴尔扎克的个性、放荡行为、华丽车辆以及开销引来流言蜚语。一些小报的漫画家喜欢把他描绘成这副模样：缩在一件胖乎乎的僧侣穿的道袍中，放荡不羁，因债台高筑而身陷囹圄。
介入政治领域
文学舞台并不能让巴尔扎克满足，他也意欲介入政治领域。狂热的他甚至给汉斯卡夫人写道：“我想要在法国的权力，而且我将拥有这种权力。”他在1831年稍微表达了参与竞选的愿望，并为此写了一本小册子《对两届内阁之政策的调查》，尽管已预告说还要发表其他4本小册子，但这本小册子并没有续篇。他之所以不得不放弃竞选，似乎是因为没有缴纳使其具有当选资格的500法郎选举税。同样写成于1831年的《驴皮记》的成功有可能使他成为候选人吗？不过，他在1832年参与了在什农举行的补缺选举。当时，他从3月31日起为正统主义的倡导者之一《革新者》撰稿，正统主义的另一倡导者《日报》把这位“新人”描述为一位“朋友”：“一位充满热忱和才能的青年作家，他显示出愿意献身于捍卫与法国休养生息和幸福密切相关的原则。”但是，什农的选民远没有选择他，而是选了中间派的候选人。
1836年，即吉多伯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为他生下一个儿子的那一年，他创办了双周报《巴黎专栏》，并且期望与《两个世界评论》杂志的经理比洛兹联手创立一个汇集有头脑者的党派即“脑力劳动者的党”。在他自己的报纸中，他亲自不无客观地论述对外政策，聘用泰奥菲尔·戈蒂埃、夏尔·诺蒂埃、阿尔方斯·卡尔……但是，《巴黎评论》只有300家订户，至少要有2000订户才能生存。巴尔扎克的个人债务加重，该报被用于清偿，一位股东让人扣押了巴尔扎克的轻便双轮马车。
1839年8月份，巴尔扎克小说以极快的节奏接连问世（他写完了《古玩陈列室》，开始了《高级妓女荣衰记》的写作），当选为作家协会会长。这一职务并非闲职，他将在协会里通过制定后来充当版权协约规范的文学法典，捍卫经常被践踏的著作权。
领导一家新出版物的想法使他颇为苦恼。当时，巴黎有两位著名的报纸经理：其一是埃米尔·德·热拉尔丹，《新闻报》的经理；其二是阿尔芒·杜塔斯克，他不仅拥有《世纪报》，还拥有《吵闹声报》《费加罗报》以及其他报纸和期刊。巴尔扎克在后者的期刊中不仅发表了《贝姨》等他自己的小说，而且如前所述，还发表了他为佩特尔的辩护。巴尔扎克与杜塔斯克一起创办了《巴黎评论》，这是一份125页的文学与政治月刊。作为主要编辑的巴尔扎克若在上面发表文章将分文不取，但可与杜塔斯克分享利润。由此，这份杂志小开本的第一期在1840年7月25日出版。开始发挥作用的巴尔扎克对七月王朝发起了猛烈攻击。
猛烈抨击七月王朝
这份杂志造就了巴尔扎克一篇未曾发表的短篇小说——《Z.马尔卡》，小说一开始，两位大学生结识了一位名为泽菲兰·马尔卡的同楼层的邻居。马尔卡是个在结束政治记者的不幸经历（在担任政治记者时，他曾被一位不择手段的政客大肆利用）后自愿生活在贫困中的高傲之人。在内阁改组后，前面提到的那位政客前来把Z.马尔卡强行关押在他家顶层的小屋里，但是，马尔卡在得以复仇前就死了。马尔卡的不幸遭遇与《巴黎专栏》被清理不乏共同点，自《巴黎专栏》被清理以来，巴尔扎克对新闻界颇为反感，他不仅反感它极不公正、谎言、腐败和卑劣的诡计，而且还反感它对权力的盲从，无法辨认出给法国带来荣誉的真正人才。在这一短小的故事中，巴尔扎克通过社会分析正式揭露了七月王朝的老人政治。马尔卡－巴尔扎克宣称：“年轻人在法国没有出路，他们在法国积聚了大量被轻看的能量、合法而不安于现状的抱负，他们不怎么结婚，因为家庭只知道生孩子，什么样的声音会打动这一大批人？我不知道。但是，年轻人将猛然冲入目前的事态并打乱它……在这一时刻，有人推动青年人成为共和派，因为青年人想在共和制中得到解放。他们想起了年轻的人民代表和将领。可以与政府的轻率行为匹敌的只有政府的贪财。”
马尔卡也抨击了始终是热门话题的内阁的不稳定。在前一年里，梯也尔和基佐（他们彼此厌恶对方）以及以奥迪翁·巴罗为首的左翼王朝派组成了一个导致莫莱下台的联盟，这一联盟有利于迅速被推翻的苏尔特内阁，接着是很快被国王本人撇开的梯也尔内阁。国王是在一次国际危机中这样做的。这次危机曾让亨利·贝尔领事极为愤怒，而且也同样让巴尔扎克大动肝火。在路易－菲利普具有象征性的雨伞下，法国竟然成了一个平庸的国家。
路易-菲利普
人们在同一期杂志的专栏中读到：“民族伟大、强盛且具有远见，政府却虚弱、盲目，一事无成。”几年来，有一个人在内阁走马灯似的改组中体现了七月王朝的懦弱，这个人就是阿道夫·梯也尔。此人身材矮小，嗓音尖细，精于权术。他是艾克斯－普罗旺斯一个铁匠的儿子，对一位经纪人式的女子，即他的岳母大人多斯纳夫人言听计从。他的能量刚刚在对下述报刊的影响力中表现出来：《巴黎日报》《立宪主义者报》《法兰西邮报》《消息报》《信使报》等等。梯也尔所代表的正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王权在法国是资产阶级的体现，宫廷使自己适应于资产阶级，它恭维了母亲，却遗忘了父亲——人民，而后者注定会在反对资产阶级时，如同路易十一反对封建制度时表现出来的那样，充当它的支撑点。当今存在一种金钱封建制，银行家成了趾高气扬的男爵，资产阶级让人害怕。”与此同时，宫廷无视那些优秀的人，也没有看到法国所具备的卓越的普世精神。国王的内阁非但没有去支持作家，反而让作家觉得被侮辱虐待，以及绝对无法在面对掠夺自己的“窃贼”（此也许指债主）时捍卫自己。议会和内阁各自之间的想法持续争执，更使法国陷入软弱无力的境地。
成为绝对君主制的崇拜者
巴尔扎克曾是自由主义者，对大革命的敌人并无特别的同情（如同人们在他平庸的诗歌体剧本《克伦威尔》和他出色的小说《朱安党人》中所读到的那样），现在他成了正统主义者、绝对君主制的崇拜者——绝对君主制自然不会容忍在冉森教派之前对国家产生威胁的新教徒的内部分裂。在巴尔扎克创办杂志前已经撰写和发表的《都尔的本堂神甫》中，他把博内教士作为担保社会和道德秩序的天主教给人好感的倡导者。七月王朝（“七月王朝是门第、财产和才能的优越性心甘情愿的失败”）、选举代表制（“一种傻事”）、新教（“出自宗教的妄自尊大的自由主宰的大声呼喊——这种宗教的妄自尊大是路德、卡尔文、茨温利以及诺克斯带入政治经济学的”）、近代个人主义（“人人为己，人人各得其所”这两句可怕的话将与“这一切会让我怎么样？”构成了资产阶级和小财主三位一体的大彻大悟）、新闻（已变得至高无上）等等都在此遭到揭露，而传统君主制（好国王查理十世）则在此受到竭力恭维。《都尔的本堂神甫》的另一位主人公，工程师热拉尔曾在信中写道：“大量可叹的大小罪行突出了社会的祸患，此种社会祸患的根源乃在于这种提供给人民的一知半解式的教育，以及通过下述方式来摧毁社会联系的倾向，即通过让人过多去反思，以至于舍弃有利于政权的宗教信仰，但又不让他们达到‘服从与义务’的理论——这一理论是超验性哲学的最终目的地。不可能让整个民族都来研究康德，对于民众来说，信仰和习俗的价值与研究和推断的价值同等。”
作为说教者的一面并没有夺走他对小说的情感，他又写了好几个章节。在托克维尔让同时代人理解美国的时候，巴尔扎克通过一位小说人物之口，把美国描述为一个“只看重金钱和利益、冷酷无情的可悲国家”。然而，继承了大革命、遗忘了法国传统、受利益支配的七月王朝受到了威胁。捍卫家庭、大肆攻击个人主义和议会制（“合法的无政府状态”）的乡村本堂神甫呼吁恢复信仰：“法国这时候疯了！唉！你们也和我一样确信这一点。如果所有像你们这样善良的人在他们周围做出表率，如果所有灵巧的手通过巨大的心灵共和国，通过能够通达人性的唯一教会让祭坛更为突出，我们将能在法国重新看到祖先曾在此创造过的奇迹。”
《巴黎评论》丝毫不需要通过（小说中）这样或那样的人物之口来传递思想，对于这些思想，巴尔扎克完全自觉地予以接受。他当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反革命派的嫡系（人们觉察得出来，他曾读过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和路易·德·博纳尔的作品），同时保持着其特有的腔调：“权力只可能来自上层或下层。想从中间获取权力，就是想让整个民族用肚子行走，就是以最赤裸裸的利益和个人主义来引导他们。基督教是一种反对人类堕落倾向的完整制度，而专制统治是压抑对立的社会利益的完整制度。这两种制度是连贯一致的。没有天主教，法律就没了仲裁权，对此，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证据。我要公开表明的是，我更倾向于选择上帝而不是人民，但是，如果无法在绝对君主制下生活，我更倾向于选择共和国，而不是一个令人作呕的杂种政府。这个政府没有行动，缺乏道德，没有基础，缺乏原则，它在缺乏以上要素的情况下任由各种激情爆发，并因为缺乏权力而使一个民族停滞不前。我因上帝的恩泽而崇敬国王，崇敬人民的代表。卡捷琳娜和罗伯斯庇尔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两人均缺乏宽容，我也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指责1793年的不能容忍异己，因为我不理解愚蠢的哲学和诽谤者对宗教和君主制不宽容的指责。”
巴尔扎克为根除宗教改革感到高兴，为取消南特敕令而叫好。路德或加尔文在教务问题上看法是否有理并没有什么关系：它涉及的是社会的世俗政府，而这些社会的基础因为新教徒那种任何事物都无法抵挡的“检验精神”而受到威胁。在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和路易·德·博纳尔之后，以及在安托万·勃朗·德·圣博内与夏尔·莫拉斯之前，巴尔扎克以不可能更明确的方式，把新教改革作为法国一切不幸的开端。博絮埃颂扬上帝、国王和家长，而加尔文则是自由、选举和个人化的源头。自那以后，人们才有可能理解曾与教会和君主制为敌的波尔-罗亚尔的冉森教派这一新教的变形。“波尔-罗亚尔的先生们，尽管披着宗教的外衣，充当经济学家、路易十五时代的百科全书派和当今空论派的先驱，他们都想要以‘宽容’和‘放任’之辞掩蔽种种革命的考虑、保障和解释。一如自由，宽容是一种崇高的政治蠢话。”波尔-罗亚尔的先生们宣告了什么？斤斤计较的资产阶级！
巴尔扎克是社会主义者？
在1840年9月25日出版的第三期《巴黎评论》中，巴尔扎克谈及工人问题。自1831年里昂丝织工人起义以来，法国每年均发生工人罢工、骚乱和示威，思想家们则在孕育“社会主义”的倾向——该词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起进入日常用语。一种不统一的工人运动在形成，时而自主，时而被融入共和主义反对派之中。人们已经看到，1834年4月，在里昂出现了一场共和派和工人联盟发起的起义。
里昂工人起义
而在巴黎，类似的共和派骚动引来了时任内政大臣的梯也尔的无情镇压以及在最高法院的无休止诉讼，这些诉讼直到1836年1月才以许多人被判入狱告终。秘密会社在形成，其中阿尔芒·巴尔贝斯和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四季社”最为出名。这类秘密会社的成员之一菲耶斯基对国王本人进行的谋杀，招来了（1835年的）“九月法令”，该法令尤其加强了对报刊的控制。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试图在首都起义，但很快就被镇压。另一起被记载的事件是1840年路易－勒内·维莱姆的重大调查报告《受雇于棉纺织业的工人身体和道德状况》发表。这份调查报告是一项由道德与政治科学院下达任务，并于1835至1837年在法国北部和东部进行调查的结果。维莱姆堪称是对纺织业工人及其家庭的劳动与生活条件进行社会学调查的首创者，他的这份报告确切描绘了压迫的可怕，并通过倡导以社会立法进行国家干预，把经济自由的理由重新提出来讨论。
在这一期新出的杂志中，巴尔扎克就工人问题写了长文《论工人》。在前一期杂志里，他已经在论及路易·雷博的著作《关于当代改革者的研究》时提到这一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赞扬了圣西门，尤其赞扬了傅立叶，赞扬他们意欲重新组织的想法。但是，巴尔扎克在此文中亦指责他们“赋予工业过多的重要性”——这一指责对傅立叶来说丝毫没有根据。他的表现有如博纳尔，后者在生前，即工业社会初露端倪时亦蔑视工业社会。这一回，巴尔扎克对“金钱国王”予以指责：“当一个国家到了眼里只有金钱的地步（“选举、政治权利统统建立在金钱之上：你有没有缴纳税金？”），当‘与利润这种反社会运动相对立的任何道德力量’均不存在时，人们便可以明白‘工人的骚乱’何以发生。”在奥尔良主义的体制中，政府禁止自己在雇主和工人之间的调停权，但没有禁止自己“炮击聚集在街头和在街头从事犯罪活动的群众”的权利。但是，请注意，他写道：“当一个政府动用兵力去对付群众时，有错的并非群众。在任何情况下，皆错在政府，甚至在政府是获胜者时亦是如此。”
巴尔扎克会是社会主义者吗？当然不是。除非他如马克思所言是个“反动的社会主义者”或“具有封建精神的社会主义者”。然而，他的文章引来了傅立叶主义者，尤其是阿尔方斯·图斯内尔的感谢，后者送给他“一只野兔和一些小山鹑，外加两只鹌鹑”。如果说工人问题重新给他提供了反对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论据，那么也向他提供了有利于其反革命观念的论据。正是1830年的制度，通过摧毁一切惯例，使政权变得软弱无力，而且它还通过致力于个人主义，把最强大的人武装起来去对付最弱小的人。当王位建立在祭坛之上时，教会使当权者、富人和穷人想起了他们的义务。巴尔扎克直截了当地写道：“人们只有通过宗教来克制民众。国家不再有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教士成了公务员……资产阶级不再有信仰，食品杂货店店主信仰的是伏尔泰的宗教，而你们想要人民信仰什么？……由世俗人士控制的公共教育没有凝聚力。”他重新确信：“由此，在家庭、社团、无产阶级、政治以及一切事物当中，你们都没有抑制私人利益，而是通过让自由裁决学说出现极端后果去激发私人利益。你们已经任由对正常政治而言居次要地位的工业、商业和劳动在国家中成为一切，而不是让它们在国家中受到控制。”
他的一生
巴尔扎克由此在1840年阐明了其反革命信条的一大部分内容。通过对自由与平等的仇视、为天然的等级制度辩护、相信唯有王位与祭坛的结盟能够拯救社会、蔑视七月王朝制度和代议制——衰落的政治形式抨击了新教和冉森教派、为长子继承权和家长权威辩护、颂扬农业经济和不信任工业，他在晚年成了极端保皇派分子，即人们之后所称的正统派分子。对工人问题的新的关注，显示出极右和极左之间的接近。它们具有共同的敌人，即资产阶级的政权，而这一资产阶级已不再像1789年那样主要由法学家和文人代表，而是主要由代理商、工业家、银行家来代表。社会主义者想在平等基础上重建社会，他们的乌托邦在变化，但是，他们把希望置于未来之中。由巴尔扎克充当代言人的正统派则认为只有恢复黄金时代才能解决问题，这一黄金时代的权威原则和对宗教的尊重是基础。19世纪40年代的巴尔扎克不怎么赞同信仰未来，他与进步的信仰没有共鸣。在其于1839年着手写的《阿尔西斯的议员》中，他甚至公开地嘲笑说：“进步乃属于这类词语：人们试图在它们后面聚集的更多是招摇撞骗的种种野心，而不是洞见，因为在1830年之后，它只能代表某些饥饿的民主主义者的主张……自称主张进步的人，就是宣称自己是探讨一切事物的哲学家以及政治上的清教徒。人们赞成铁路、雨衣、感化院、木块铺砌、黑人独立、储蓄所、不用缝制的皮鞋、瓦斯照明、柏油人行道、普遍选举、减少国家元首的年俸……这是‘自由主义’一词的陪衬，为新的野心家提出的新口号。”这是完整的描绘吗？巴尔扎克做出分类了吗？然而，巴尔扎克真正的政治哲学是同时代人从他作品中记住的政治哲学，而他的作品在逐年形成壮观的一面。有趣的是，他在《巴黎评论》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刻板，与作者生活以及他小说世界中引起联想的力量形成了强烈对比。
他的生活如何呢？在“乡村本堂神甫”眼里可谓无甚值得效仿的地方。他的奢华、对奢侈无节制的偏爱、累积的债务，可能算是一种贵族的生活方式，虽然巴尔扎克这位外省资产者的儿子，只是通过用一个并未欺骗人的表示贵族的介词“de”（“德”）装扮姓名来模仿贵族。他谴责金钱统治，同时却屈从于金钱统治：他始终梦想发财致富，无所顾忌地想方设法做到这一点，从不知满足。作为不可知论者以及不甚尊重教会教育的人，他接连不断的恋爱经历几乎没能使他下决心以基督徒的身份赎罪。此外，他极好地体现了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最显著的品质：发奋工作——在他的生命中，上帝也要求其去寻求财富。
他的作品如何呢？维克多·雨果在举行巴尔扎克葬礼的那一天在墓前说了这些令人难以忘记的话：“不管他愿意与否，这部非同寻常的巨作的作者属于强有力的革命作家之辈。”这位正统派分子竟然是革命者？但雨果已经说过：“不管他愿意与否。”同时代人卡尔·马克思也进一步肯定了雨果的评价，马克思本人醉心于《人间喜剧》，曾想对它进行研究，只是从未有时间。如果说巴尔扎克似乎很满意在其小说世界中机械地应用他的政治理念，那么对于空论派史家来说，《人间喜剧》只能作为档案。但是，他笔下的资产者并非可概括为资产阶级，笔下的贵族人物并非可概括为贵族阶级，笔下的农民并非可概括为农民阶层，或者说，教士并非可概括为天主教。他的那些人物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必然地反映作者给他们安排的社会地位。在每一种社会类别中，人物性格均在变化，优点与缺陷同等地分布在各种阶级和各种等级的人之中。在这种丰富的人性里，强调妇女的形象比较恰当——如莫瑟夫伯爵夫人（《幽谷百合》）、朗热公爵夫人（《十三个人的故事》）、桑－雷阿尔侯爵夫人（《金眼女郎》）等等——这些人的大胆与作者在政治思考中继续捍卫的传统道德大相径庭。
如同司汤达一样——所以，正统派分子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曾称赞自由派分子亨利·贝尔绝非偶然——巴尔扎克的作品充分阐明了充满力量的浪漫主题，这一主题要么同时向着善与恶发展，要么超越了善与恶。反革命思想本身含有一种应当服从的上帝的观念。与之相反，《人间喜剧》充满了具有行动、变革和征服精神的人物——拉斯蒂涅的战斗口号“巴黎，属于我们两人”象征了这一切。
作品超出了作者的政治考虑，服从他幻想的天赋。这位反动分子的小说可谓是恰如其分的“反动”。德国批评家后来就此写道：“没有一种制度或党派能够要求他支持自己。巴尔扎克的政治思想构成了一种完整的统一，构成了一个整体，在这一整体中，能力原则有机地与他整个个性的深刻统一连接在了一起。”
无论如何，巴尔扎克对自由的仇视值得关注。对于他来说，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民众的解放，它也以冠冕堂皇的原则遮掩了个人利益、国家默认的最不知羞耻的非法买卖，以及各种唯利是图者、投机者和贪污分子的神话。工人问题使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政治自由主义注定要以代议制取代君权神授的君主制，而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后果丑陋的一面已开始被精心研究。与极端保皇派和圣会进行战斗的自由派拿不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社会主义者宣称反对自由主义，但他们由此亦有可能会有利于专制国家的恢复、损害个人自由。巴尔扎克选择了反革命的反自由主义，接受政府、家庭、宗教、社会的权威原则。他赞成地方和地区的自由，但反对“自由”这造成一切混乱的邪恶女神。
《巴黎评论》没有出第四期。账面出现亏空，于是停刊。10月，巴尔扎克写信给汉斯卡夫人说：“我钉住了我的大炮的火门，我在撤退，并将全力以赴地再来。”他不得不离开“雅尔迪”豪华别墅，这幢豪华别墅连同家具已被亏本出售。他悄然搬了家，后面跟着他的债主。全靠一位曾与他有过关系的女友，他以她的名字（路易丝·布厄尼奥）在帕西租了一套公寓，他的母亲、没有收入的老巴尔扎克夫人将来此与他同住。作家的身体颇为虚弱。1841年，他与一个出版商集团签署了《人间喜剧》的合同，第一批作品在翌年出版。无奈但全身投入的巴尔扎克继续毫不松懈地创作。他后来又买了一幢私人府邸，再度看到夏娃·汉斯卡，后者自1841年起在欧洲最为变化多端的地方成了寡妇。他最后在1850年3月14日，亦即在巴黎逝世五个月之前，在乌克兰娶了她。前一年，他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未果，只得到拉马丁和雨果的赞成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