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讲座｜袁筱一、白兰达对谈：文字来源处的爱与欲
8月14日下午，法语文学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和法国著名作家白兰达·卡诺纳（Belinda Cannone）女士在思南文学之家进行了一场对谈。两位均为出色的女性写作者、评论家，她们在对谈中就各自的新书、女性的写作等议题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何谓“智者的愚蠢”？
白兰达生于突尼斯，在法国勃艮第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高校任教，同时广泛涉猎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她至今已出版二十多部著作，其中包括《欲望之书》、《僭越的感觉》等，从小说到散文，从诗歌到文学批评均有涉猎。
《智者的愚蠢》是白兰达的第三本随笔集，这本书尝试把虚构的写作融入随笔当中，试图让一些人物来进行对话，由此阐述作者的观点。“这些人物会在一起讨论，有时候会发生冲突，彼此之间并不一定有同样的看法，有时候他们也可以达到一致，这是之前随笔集里面所没有的。”白兰达说。
何为“智者的愚蠢”？
“其实蠢人的愚蠢没有什么好说的，看到一个蠢人的愚蠢是让人很伤心的事情，值得一谈的是智者的愚蠢。这些人本来应该是智者，受过良好的教育，会阅读，能够获得很多信息，然而他们却呈现出愚蠢，这种愚蠢是让人感到很尴尬或者很遗憾的。智慧的人原本有能力去表达一些真诚的、新的想法和观念，然而他们却止步了，去重复别人的观点，比如当他们面对一些公众言论，并没有呈现出一种好奇、一探究竟，并表达出自己思考的一些新看法，而是去亦步亦趋地跟随别人，这样就是所谓智者的愚蠢。”白兰达说。
在《智者的愚蠢》一书中她这样写道：“对异口同声的偏执追求是愚蠢的一大因素。人们总是偏好随波逐流。……我认为智慧就在于，总是需要后退一步，在集体中相互对视一下，才能发现大家是否齐声同唱。”
那么哪些作品是所谓愚蠢的作品呢？在对谈中，白兰达这样回答道：
“时间是一个能够很好地甄别出优秀作品和糟糕作品，或者说智慧和愚蠢作品的因素。因为人们说出愚蠢的话，往往是为了个人利益，但若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因素消失了，留给我们的就会是一些比较好的作品，我们至少能够看出来哪些作品是好的。这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家的任务和使命，因为文学批评家是最严谨的读者，他们的任务恰恰是通过自己不间断的阅读，帮助读者进行分类，挑出哪些是真正好的作品，哪些是所谓看上去很智慧但是实际上比较愚蠢的作品。”
写作的理性与感性
作为一名资深的法语文学译者，袁筱一曾翻译白兰达的著作《僭越的感觉》、《欲望之书》。她表示翻译最打动自己的地方就在于，“这是一种非常私密的分享”。“当你读到让你心动的东西时，鉴于两种语言之间本身的障碍，你可能很难毫无保留地将它分享出去。但是你和作者之间有一种非常私密的分享。当然，你也愿意把它尽可能地和更多人分享，这是我作为评论家对自己的要求。”
袁筱一表示，白兰达的作品在两个方面给她以深刻的感受：一是她们对于文字感受的方式非常相近，她喜欢的这种随笔性的写作；二是感性和理性的交融。
“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会趋向于认为女性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动物，在写作和生活当中能够更敏感地感受到情感经历，这些也应该是严肃写作的主题之一，和理性实是不矛盾的。”
谈及时隔10年的《文字传奇》再版，她表示自身的写作风格在经历长久的学术生涯之后有所改变，越来越偏向冷静，然而，“2015年我在翻译《欲望之书》和《僭越的感觉》的时候，我在白兰达书里面读到让我非常感动、非常想找回的一种语言。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重出了这本书，其实这是一种我们已经忘却了的写作方式，特别是文学评论的一个方式。”
白兰达在谈及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关系时表示，平衡这两者非常重要，“因为我要写的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人势必包含了这两方面，不可能割裂开来。人有思想，同时也有情感，这样才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她表示，“可能大家通常觉得女性会更感性一些，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并没有说哪个性别更偏重于哪个方面。理性和感性这两种是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
文字来源处的爱与欲
谈及写作的欲望和动机，白兰达表示，她开始写作与父亲有很大的关系。“他是非常热爱写作的一个人，经常拿一个本子写写画画，而且不停地在记笔记，耳闻目染我也产生了这种欲望。” 父亲的一句话影响她至深：“一个人的价值，不管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的价值就在于把他看到的说出来。”
9岁那一年，父亲郑重其事地告诉她：“你也应该开始写日记，因为有些看法会忘记，你把它写下来就不会忘记。”“所以我的写作的训练从9岁那年就开始了，”白兰达说，“它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我已经非常习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等等化作文字，这很重要，因为写作离不开勤勉的练习。一个运动员如果想取得好成绩，必须要每天锻炼，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每天都写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幸运从很小就开始不停地写作。”
至于为什么要写小说？白兰达说这源于对孤独的感受。“我觉得人是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我们不知道别人到底在想什么，也许一个人可以滔滔不绝说很多话，但你还是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的心口是否一致，这正是我们感到孤独的原因。在生活中，别人永远和我是有距离的，这就是小说的功能——可以让我感觉到我真正成为了他者，进入别人的头脑和思想当中去。比如我写一个男性角色，好像我就化身成了他，真正理解了他，消除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消除了孤独感。”
女性和女性的写作
两位嘉宾均为出色的女性写作者，对谈的话题在大部分时候都围绕女性和写作展开。
白兰达提出了她构想中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可能有许多形式和类型，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停止性别战争。女性主义应该建立在男性和女性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达到一种和解，而非战争。女性和男性一起才能够获得解放，而不是打倒男性才能得到解放。”她表示，“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特意在意自己是女性作家这个身份，我是作为一个人在书写。”
袁筱一则进一步提出，尽管她也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女作家、而是一个作家，但许多时候人们还是会不自觉地把作家分成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根据她的了解，在法国在当代写作者当中，女性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背后的原因何在？
白兰达表示，现在法国有70%的作家是女性，但仔细看获得文学奖的名单或者关于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前两页，基本上还是男性作家的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作家的价值还有待得到大家的公认、承认。”
白兰达讲述了一个不太愉快的亲身经历：一位男性作家在她出版《智者的愚蠢》之后发表了类似的文字，“有一章写的是‘智者的愚蠢’，里面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参考书目也没有。有一天他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宣传他的新书，节目开始之前他跑过来跟我说，真的不好意思，我怎么会把您的名字忘记，没有放在书里面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此后她曾特意去查证，发现除了她以外没有任何一位女性作家写过“愚蠢”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需要很多思考、讨论，或者按照通常的说法，需要理性的分析，大概很少女性作家敢于触碰这样的主题。”
从这个经历中她在反思：女性作家的地位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方面是社会还不能完全承认女性作家的价值，另外一方面也许女性作家自己也缺乏一点冒险精神，不敢去尝试传统意义上不适合女性的主题。
在最后的读者提问环节中，白兰达还与读者交流了关于法语语言词汇的阴阳性与写作、性别的问题。
“诗人、作家都只有阳性形式，但是‘小说家’始终有两种形式。从很久很久以前女性就开始写小说，这是唯一的例外。现在年轻一代人有这种需求想改造语言，我个人并不是非常同意把已有的词阴性化的做法，如果真想改造语言，我建议发明一个新的中性的词，而不是把原有的词进行阴性化。我写作时，像刚才我说的，既没有强烈感觉到是一个女性，也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男性，我首先是个人，发明一个中性的词可能会更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白兰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