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的中国纪行：长城，新旧之间的世界

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曾于1929-1930年横穿亚欧大陆。他从伦敦出发，自西向东穿过欧洲、西亚、南亚、东南亚多地，到达东方的中国和日本，随后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苏联回到英国。这也是汤因比一生中唯一一次中国大陆之旅。

这次游历留下了一部游记，即1931年出版的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近日，这部游记的中文版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司佳女士翻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定名为《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

汤因比在旅行中先后使用了私家汽车、客车、蒸汽船、火车等多种交通方式，游览了各地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新式建筑。他尤其重视亚洲各国的“西方化”问题，以生动的文字、深刻的思考，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亚欧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面貌进行了描绘和洞察。

中国是汤因比此行中重要的一站，他将中国称为“新世界”，将欧洲大陆称为“旧世界”，这次从旧世界前往新世界的深度旅行，使汤因比目睹了一个历史悠久、拥有新的发展活力、暗藏危机的中国，更对他加深对亚洲各文明的理解带来了重要帮助。这些文字不应被遗忘，而是值得再去发掘和重温。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发其中关于长城的一章，供读者先睹为快。

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拂晓，一条白色的云带在右手边蓝灰色的山脉上张灯结彩。真是幸运，能够在黎明时分醒来，把头探向车窗外。倘若我多睡十分钟，就会错过跨越两个世界交界线的瞬间——黑暗与光明、野蛮与文明的交界。当我凝视着那条向上漂浮的、淡淡的绶带时，更多的云彩正绽放出来。最后，忽然间，白色的绶带向右侧一个转身，列车又穿进了群山的支脉，蜿蜒曲折直至趋近布满塔楼及城垛的城墙。刹那间，我们就冲过了铁路工程师那双渎神的手在山体中凿出的罅隙。呼啸声中，我们的火车驶进了山海关站——这是“天下”之“山”与“海”的关隘（当然，外部的“暗黑世界”不在其中）。我们的列车需在此等候一个小时。出了车站，一行人赶忙招呼人力车。

我们会有时间参观北门（即威远门——译者注）的城楼吧？一群群乌鸦飞过，感觉城门距离车站已经不远了。不过，城内的胡同窄街迂回曲折。那天早上，街上的奉天军队大批出没，正赶往关外的平原进行阅兵演练。他们看上去还不算面目狰狞——那些身强力壮的士兵们骑在同样强壮的蒙古矮脚马背上，或拉着满载山炮部件的骡子；可他们并不是去干什么好事的。这让我觉得，虽然我们的追求也很平庸，不过跟他们比起来，还不至于胡作非为。人们可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中国现代士兵的角色跟古代传统的是一个样子（古代士兵身挂弓箭和投枪，在历史上长城发挥其实际军事作用时，帮助控制边关要塞）。哦，不，这些现在看着还算慈眉善目的家伙们，很显然属于“蛮族”(barbarians)（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称，蛮族的入侵，是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的标志之一。——译者注）及“毁灭者”的阵营。

最终，我们赶至北门且及时登上了城墙。向四周瞥望一眼，便又拾级而下。我第一次眺望了东北平原（原文为Great Manchurian Plain，此处译为东北平原。——译者注）——那“暗黑”的外部世界，我们的列车连夜穿行、向长城进发的地方。之后，我的双眼再次被环绕山边的云带所吸引。白色一片，高高飘起——这回可以说是看得出神了。那只是云带么？还是说，是某种活物：条顿人神话中那些能够拯救地下宝藏的体型庞大的虫子，即便一条，也足以惊人。不过，活生生的物体怎么可能坚持黏附在这般几乎垂直的山坡上？我的“白日梦”必须剪短一下了，否则不够时间重回列车了。

这就是我们一行人，所谓的“蛮族”，站在跨越文明的门槛前。“哦，这样？你家人会如何想？你难道丧失理智了么！”正当我在车站月台上从中国商贩手中买生鲜水果时，一位同车且态度友好的贵格会教徒(Quaker fellow passenger)（贵格会，兴起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及北美殖民地，没有成文的教义。——译者注）从卧铺车厢的车门里看着我，这般反复地问我。然而，就在刹那间，脑海中闪过一丝迷惘，她那种不算苛刻的责备在我耳畔敲击了一下。我想象，自己一定就是那一连串无休无止的“蛮族入侵者”（契丹人、金人、满人）中缺失的某一环。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跨越了这道强大的门槛，然而却根本无法对抗这如此强大的文明，也无法掌握其思想哲理中的精深奥义；因而，在她(中华文明)面前必然感到沮丧不已。

下一分钟，我们的列车便开动了。不过一会儿，那山与海之间被长城保护的、窄窄的通道便敞开了，我们进入了直隶平原(Plain of Chili)，其宽阔与平坦不亚于东北平原。不过，此时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里在长城以内，平原上像撒了种子一般密布着坟丘。这些坟丘有大有小，小的就是一些长有草的坟头，大的则是立有石碑的古冢；然而，它们都鲁莽地闯入那本来就很珍稀的可耕地。这眼前的一切所见证的文明，是一种“亡者至上”，或说亡者在生者的灵魂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文明。可是，就算在关内，一个新世界正在推挤旧世界。比方开滦矿务局的建设——中英合作的一个项目，如日本人在荒蛮的满洲所投资的设备一样令人瞩目。又歇了片刻，黑夜降临，第二天再见到晨曦时，我已身处北平。

几周后我又登上了长城——这次是在群山之巅，另一个关城南口(Nankon Pass)（南口城，位于关沟的南口，全称为居庸关南口。——译者注）的高处。那些曾在山海关由下及上远远望见的云彩绶带，又织成如盘龙一般的云锦，现正在我的周围翻滚。我的目光跟随着它们在山脊与沟壑间的脚步移动，我的脚步则跟随着我的目光前行。我确实相信，长城会引领我沿着它蜿蜒曲折的巨大台阶上上下下——从一处到另一处，从一头到另一头，直到自己在这片荒野中几近筋疲力尽而倒地。若不是那位牵着骡子的人提醒了我，我才清醒地认识到，在天黑以前我只有四个小时返回关口。

我之前看过的任何一幅照片或绘画，都没有向我充分地展现长城是如何在崇山峻岭中昂首阔步地前行的，是因为这样的山脉在我们的世界里并不常见。眼前那些锥状的山峰，锯齿般隆起的陡峭山坡，还有同时向各个方向伸展的山脊，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般，对我们的眼睛是如此陌生。当看到层峦叠嶂在中国山水画里被如实地描绘，我们还以为它跟龙或麒麟一样，是一种由怪诞想象而催生的产物。因而，即便一名西方人目睹了眼前的现实并对此深信不疑，有一件事还是可以确定，他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要把人的印记添加到如此奇特的“自然”之上。我相信，连罗马的军事工程师也不会在这样的山峦上建造什么特别的工事，而是坚信此处“自然”本身便可作为一道屏障。两千年前，那些古代中国“天下”的承命者却并没有如此。他们毫不犹豫地用画笔在群山中勾画出这座错综复杂的迷宫，也同样大胆地将长城一再延展至几百甚至几千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山顶的尖峰——如此驾轻就熟，迫使“自然”为他们的人类利益服务。在外来观光客的眼里，长城有两大特征使我们这些“蛮族”充满敬畏与钦佩之情：一是那些古代的测量者运用不可思议的技巧，将山形轮廓巧妙地加以利用；二是石匠们技艺之精细，将蓝图准确地付诸执行。在我眼前，“古代中国”与“自然”两者对峙——两者面对面，然而当下已不再只此两者，因为“近代中国”亦在此立足。中国人于清末时期建造的一条由北京通向内蒙古的铁路，一路向上穿至南口，并于南口的上端开凿穿山隧道，方可越过长城的底部，登上高地平原进而向北伸展，到达张家口，以连接那里长城防御工事的外线（这里指的是京张铁路，是中国首条不使用外国资金及人员，由中国人自行设计，投入运营的铁路，由詹天佑负责修建。从北京经八达岭、居庸关、沙城、宣化等地至河北张家口，全长约200公里，1905年9月开工修建，于1909年建成。——译者注）。

新与旧，孰将盛行？铁路并没有让一队队的牲口减轻负担，它们自古以来就驮着重物在这个关口上上下下艰难地跋涉。这种古已有之的运货方式，今天还存在着。在我看来并不是因为铁路不起效，而是因为用铁路运输大量的物资更容易被征收过高的关税，而用骡子或骆驼小批量地分运，则不会那样（此刻，驼队正载着煤块，一路自山脚下的煤矿赶赴北平，与铁路一较高低。当城门于黎明前打开，我们出发前去车站乘坐赴张家口的火车时，瞥见这支护送煤块的驼队，正耐心地等待着信号灯以便一一通过）。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南口作为一个关城仍充满勃勃生机。那天下午当我们返回关口，通过一连贯防御筑垒时（即周遭被围起来的窄地），总会与身边的人群擦肩而过；在那些方便停下歇息片刻的地方，小小的货棚里有柿子售卖，疲乏的赶骡人只需支付几个铜板便可抓起一把解渴，或开怀痛饮一杯杯绿茶，亦所费无多。因此，在这个关口，骡队与铁路依旧并肩穿行——一个对中国的恰当讽喻，如同她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