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相 | 八里河生死录:地雷难除,劫难纷至沓来

2019-08-17 08:53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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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彧晗

编辑 | 刘成硕

八里河村已经有四五年没正经办过丧事了。往前数几年,八里河的丧礼办得热热闹闹。

八里河在云南,中越交界的国境线上,村里以苗族人居多。在过去的那几年里,每逢丧礼,就是八里河举村的大事。苗人的宗族巫师坐在堂屋中间逝者的棺木旁,念法词,给棺木盖青布,就算入棺完成;逝者亲眷要在下葬时敲大鼓、吹芦笙,巫师说“是给亡灵引路”。自从八里河的巫师自杀后,类似这样的法事也就很少做了,村民家里的大鼓和芦笙也被扔进了柴房深处。

邻村传,没有巫师做法的八里河“恶鬼”太多了,关于八里河的鬼故事也说得不少——天黑后,八里河帐篷小学的窗户外能听见越南女人的哭声,山下河水变红,流的都是伤兵的血。

八里河的人却不大怕这些鬼故事,他们怕的是战争几十年过后还像藤蔓一样裹覆着每一个山头和坡地的地雷。

八里河村庄一景(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天还没亮透,杨桂芬被一声闷响惊醒。屋背后的坡地又开始了排雷工作,闷响过后仔细听甚至还能听见山上砂石被震碎滑落的声音。今年这次排雷工作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杨桂芬觉得自己住了三十年的这座老房子房梁都有了些松动。

杨桂芬不是八里河村的,嫁给王和忠后便跟着他住八里河半山腰上的这座土房子里。当年,丈夫王和忠是刚从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退下来的侦察兵,个头不高但身体很结实。杨桂芬的母亲觉得,当兵的男人身体扎实,会点拳脚,靠得住,就让杨桂芬的舅舅一直撮合他俩。

来年一开春,王和忠就上杨家提亲了,多余的也没说,只说要杨桂芬做媳妇,还带了八百块的礼金。王和忠其实没钱,在村里算数一数二的穷,结婚的八百块礼金是从哥哥手里抠出来的,结婚后杨桂芬住进了这间土房子,房内只有一间房间,房梁上铺了层木板,勉强隔出了个阁楼,放下一张双人床。杨桂芬回忆说,睡觉时总能听见老鼠在床头跑,一开始她害怕,使劲往王和忠身边钻,后来住惯了都敢徒手抓“耗子”了。

杨桂芬说,王和忠是个当兵的老实人,没什么赚钱的主意。为了家里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生计,杨桂芬让王和忠跟着同村的其他男人翻过山头去越南背菜板过来卖,王和忠不敢去,杨桂芬就跟着他一起去,清晨天不亮就要上山翻过去,隔天午夜才回来,杨桂芬负责从越南把菜板背到山头上,王和忠负责把菜板背回村里换钱。王和忠经常腰里别着枪,站在山头的树下接她,他还劝她要是看见越南兵就哭,他们不为难女人。

后来,国境间管理逐渐规范严格起来,八里河有人被抓起来关了十多天,杨桂芬和王和忠的这条“生意链”就断了。2000年左右,八里河先后有人被地雷炸伤,脚踝以下被炸成一堆碎肉,尽管已经用布条勒住了大腿止血,还是能看见那些碎肉里渗出浓稠的血,一直不停。村里的人怕极了,都往家里躲,坡地上的田地都就此荒废了。

地雷警示牌

地雷挤压着八里河的活动空间,也挤压着王和忠的生存空间——田地里埋满了地雷,王和忠不敢去种地,杨桂芬却无时无刻不在家里唠叨“钱”。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和忠嗜酒、暴怒,喝醉了就把杨桂芬压在地上打,孩子吓得哭,躲在门后望。冷风溜进屋里,吹得房梁上的木板咯吱咯吱地响,杨桂芬也开始哭。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一年后,王和忠终于找到了新的赚钱活计,和表兄一起做起了打棺材的活。在出事前,王和忠一共打了两口棺材,一口卖去了邻村,一口还放在八里河。

从土房走出去,下一个微缓的坡,再顺着村里的主路往山上爬,就是一片缓平的山地,王和忠常去那里放牛。有人劝过王和忠别去那些不常走的山地里,但王和忠想,这些山路他在打仗做侦察兵的时候都扛着枪走过一遍,熟得不能再熟了,怎么可能有问题。

然后,王和忠就消失了。

这一天被杨桂芬记了十八年。也许是因为天阴的缘故,她回忆起那天,还是觉得空气凝滞、夜风寒冷,一切都是萎靡不振的印象,包括王和忠。

那天,杨桂芬从田里回来做饭,直到天黑王和忠也没回来。她想,王和忠去放牛,中午吃饭没喝酒,不会不认路的,那该是跑去哪家吃酒去了。于是她开始往山下跑,挨家挨户问,越往山下走,杨桂芬心越乱,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杨桂芬回家后急得骂孩子:“你们不听话,以后没有爸爸叫了!”孩子哭,杨桂芬也哭,八里河的人都来帮着杨桂芬找丈夫。

顺着村里的主路往山上爬,再右拐,杨桂芬一路顺着摸到了王和忠平时放牛的地方。她先是看见了牛,便朝着牛的方向走过去,而不远处是一块巨大的阴影——那是一棵高壮的树,某根枝桠斜伸出来,下面挂着一个人,一动不动。杨桂芳的心晃了一下,然后一直往下沉,沉到站不住,她转过了头去。

根据村民的说法,王和忠被发现的时候,一旁全是半干的血,还有地雷的残屑。他的左腿膝盖以下已经被炸得完全消失了,右腿露出了一截雪白的腿骨,裹着一些布条和摇摇欲坠的肉,显然他曾尝试给自己止血。最终,他从旁边找了一根打仗时留下的通讯电话线,吊死在坡地上。

王和忠被带回家里,堂屋中央有几个椅子拼在一起,上面铺了层草,村民把王和忠放在上面。杨桂芬请了村里的巫师罗自方来做仪式,他往堂屋里贴了些黄符,在房梁上拴了根红布条,说这是给冤死和被遗弃的“恶鬼”作超度。杨桂芬在王和忠旁边坐了一夜,孩子们被安置在了阁楼上的床上休息。杨桂芬想,丈夫一定是喊过的,喊人来救他;她想他该有多疼,恐怕血都流干了。她想,他真是老实过了头,就算家里再穷也会花钱给他看病的,何必自杀。

第二天,八里河的人把王和忠放进那口他做的棺材里,葬进了村后的荒地。王和忠只剩半截的躯体放在那口为成年男性准备的棺材里,有些空荡,他只占去了一半,下一半是平铺的裤腿。杨桂芬和女儿因为属相相冲,没有去下葬现场。她抱着女儿站在另一边的坡地上望,那边芦笙热烈,大鼓厚重。下葬结束,女儿昏倒在了杨桂芬怀里,醒来时她告诉妈妈,她看见了父亲,穿着和下葬时一样的衣服,和她说:“妹,我们不读书了,去吃肉肉去。”

王和忠的家

王和忠的葬礼就是罗自方主持的,按苗族的习俗来说像他这样的巫师是一定要出席的。罗自方不是传统的巫师,他是“半路出家”的,据说他脑子出了问题后,就有了“走阴”这种特殊的能力,“疯癫”和“通灵”一旦连在一起,便产生了可被言说的空间。

一种说法:罗自方曾是自卫反击战支前民兵,在炊事班工作,也扛过几天枪。1985年退伍后,战友们都相继拿到了武装部优秀兵的称号,唯独他没有。他想不通,赌气把自己脑子赌坏了,随后做了场梦,有了“走阴”的能力。

第二种说法:罗自方当了几年的村支书,有一次和村里其他人闹了矛盾,那人请了一个外面的神婆,给罗自方下了咒,之后他就坏了脑子,有了“走阴”的能力。

第三种说法:罗自方没当村支书后,跑去越南做生意,赚了不少钱。有一天在翻回中国的山头上,遇见了一阵黑风。他命里受不住财,便闯了鬼,脑子坏了,还被小鬼附了身。

传言几分真几分假。罗自方确实曾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支前民兵,也确实做过八里河的村支书,在任期间跟越南人做了不少生意,但后来罗自方精神出现了紊乱,至于“走阴”的能力,村民都报以“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态度。

罗自方是后来精神才出现紊乱的,年轻时他甚至很聪明,和八里河别的男人都不同,他喜好文字,偶尔会写一些短诗,是当时八里河最有文化的人。他干净讲究,就连去下地干活,也要在鞋里套一双白净净的袜子。有人笑他,大抵就是“小姐脾气丫头命”之类的话。后来越南的炮弹打进了八里河,罗自方被拉去当了民兵,由于身材精瘦,他被安排去了炊事班。战争结束后,八里河的民兵们都去参加武装部的考试,拿了优秀兵的称号。罗自方在部队做了几年饭,连枪都没有拿稳过,考察时被枪的后坐力吓了一跳,被判定为成绩不合格。村里有人嘲笑他:“没当过兵的都考得起,罗自方当了几年兵还考不起”。

自此以后,罗自方不怎么说话了,为了拿到优秀兵的称号,罗自方继续接受武装部的训练,400米的操场他一跑就是十圈。在武装部快要结业的时候,罗自方又犯了错误,跑到武装部平日学习的教室里,在黑板上写:“打别人的子弹没有,打林彪的子弹有的是。”结果被抓起来关了七天禁闭。

最后,罗自方还是拿到了优秀兵的称号证书,不是因为他打枪打好了,是因为同村的优秀兵们都为他求了情,但没有人知道罗自方知不知道这个秘密。

回八里河后,罗自方娶了同村的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儿子,当上了村支书。女人不大识字,罗自方也鲜少和她说话。每天吃饭的时候,罗自方一个劲地喝酒,女人就坐在桌对面给他倒酒。女人也有忍受不了沉默的时候,她在大庭广众下用极难听的词骂罗自方,罗自方也不生气,回家躺上床就闭眼睡觉。在那几年里,罗自方常生病,慢慢地精神也出现了紊乱,经常自说自话,人精瘦得害怕,像撑在田里的稻草人一样,全身上下空荡荡的。

村里人最后一次看见罗自方那天,天气太热了,太阳贴得近近的,就在头顶上面,好似能把人吸进去。罗自方骑着驴要出门,女人还叮嘱他别往村口去,担心走丢了。他望着女人傻笑,抱着从麻栗坡县城买回来的收音机,放着刘三姐的山歌,骑着驴离开了。他跟着收音机唱:“什么有嘴不讲话,什么无嘴闹喳喳;菩萨有咀不讲话,铜锣无嘴闹喳喳。”

直至黄昏,太阳挂在了西边的那条乡道上,整片天空淹没在一片血红的晚霞里,八里河的人听见了一声闷响,循声找去只看见那条乡道旁边,巨大的树荫下面,罗自方模糊不成人形,一旁是燃爆的TNT炸药碎屑。

2003年的那年夏天,罗自方的弟弟罗自财拿了几件民兵服和一些粗布衣,在后山给哥哥埋了一个衣冠冢。

罗自财是见过哥哥罗自方死的样子的,他自己也说,他是最怕死的一个人。

从村里被战争缠上后,八里河的人开始逐渐意识到,战争遗留给他们的不光有威胁生命的地雷,还有贫穷。无法去往更深的山地开辟土地,终日面对的是交通不畅的大山,国境线的那边是更贫穷的村落,这一切都是八里河难以轻易摆脱的桎梏。村长说,全村被地雷炸掉双腿的村民占了一半。在这样的环境下,村里的女人持续地外嫁,成了村里流动性最强的那一部分,而男人和八里河的土地一起捆绑着,像八里河的固定资产,一代又一代生根在这里。村里40岁没结婚的大有人在,这些大龄单身男人就聚在一起,慢慢形成了共识——去国境线那边找越南的女人来做媳妇。

八里河的男人说,来自越南的女人们身材玲珑又丰腴,脸蛋红扑扑的,她们不大说话,不像中国女人一样会在他们开黄色玩笑时啐上一口,她们害羞又安静,只顾低着头笑。更重要的是,她们唾手可得,只要你有足够的钱。

42岁的罗自财就一直在攒钱,终于攒够钱找了个越南女人来做媳妇。在八里河办喜宴那天,罗自财和他年轻的新娘一起从屋里走出来迎客,这女人长得清秀,光洁的脸,梳着长长的马尾,只是个头稍有些小,屁股硕大,腿短而粗。罗自财吆五喝六,在宴席上又是甩烟,又是敬酒。

结婚一年后这个年轻的新娘就生了孩子,但是个瘦小干瘪的女孩,罗自财的母亲不满意,朝女人说些讽刺的话,并要罗自财答应第二年就生个儿子。女儿满月那天,家里没同意办酒,于是罗自财一个人抱着女儿,挨门挨户报喜,“小姑娘满月了”、“给她娶了个名,叫罗红莲”。村里有人给罗自财塞了些钱,有的给了他一袋子小孩以前穿过的衣服。回家后,他把这些都交给了这个越南女人。

这位越南女人一切都好,就是好吃懒做,这在农村犯了禁忌。有人说罗自财窝囊,娶了个懒女人还被管成了软骨头,他的钱迟早要被女人败光。罗自财也会恼,喝了酒就冲回家和女人吵架,但他从不敢说出让她滚之类的话。如果没有女人,他或许就得单身一辈子。八里河太不同了,它偏远、贫穷、地下埋满了地雷,女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靠婚姻改变一处居所,她们是寻找依附树干的树叶,而男人不同,他们是扎根在地里的树干。

但即使罗自财小心翼翼,这个年轻的越南女人还是跑了。据村里人说,2009年八里河来了个承包土地的老板,租八里河的田种香蕉,也是在那个时候,年轻的越南女人就跟着外地老板离开了,没有和罗自财打一声招呼。

她不是第一个跑掉的越南女人,对于八里河来说,接受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个难题,但罗自财倾家荡产才娶回来的女人跑了,罗自财怎么都过不去。他和侄子说,他岁数越来越大,生怕在死前留不下一个儿子。于是他拼命地种地、攒钱,他把越南女人的出走归结为自己的贫穷,他不止一次说过,来年他要把现在的房子铲平,找政府贷款重新盖一幢大一点的新房子,然后再去越南娶个女人回来。

第二年,罗自财给了侄子150块钱,让侄子从外地读书放假回来时帮忙买条女人的裙子回来,他和侄子说,他要去越南娶媳妇了。侄子放假前夕想着,不久后就会有个新的女人加入这个家庭了,然而三天后,侄子收到的消息是,罗自财自杀了。

罗自财上吊死在了自家的厕所里,手里捏着一截红布。被人发现时,尸体已经发黑,绕满了苍蝇。所有人都不理解罗自财的自杀,但他们说,按苗族的传统来说,手握红布自杀是一种恶毒的死咒。

侄子不知道罗自财有没有去越南找一个新的女人,或是被新的女人拒绝了,或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八里河。

2018年刚开春,八里河终于办了场喜事,又一个越南女人嫁进了村。喜宴是传统的乡村宴席。新郎新娘和婚礼主持三人在正屋里简单地进行着婚礼仪式,来自四里八乡的亲友在院子里吃着喜酒,从山的另一边传来一阵阵轰鸣的炸响,不时的,还有被炸飞的石子落在身边,这是排雷部队在完成新一轮的排雷任务。没有人会因为响声而中断正在进行的活动,无论是拜天地,还是吃喜酒,即使是睡在襁褓中的婴儿也不会被惊吓地一震,更不会哇得哭出声来。习惯苦难、习惯异常已经是八里河人必备的技能。

但是天一黑,这些残了手脚、失了亲人的幸存者们就如受伤的困兽,坐在房间中央,听着静夜里的心跳和呼吸,怎么听都只有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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