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展典藏善本古籍，从文渊瑰宝到天禄琳琅、宛委别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善本古籍数逾二十一万四千五百册，内容包括宋代以降历朝刊本、活字本、名家批校本、稿本、旧钞本，以及少数高丽及日本刊本、钞本。以量而言，此批藏书虽不谓丰，然孤本佳椠往往而在，既可资考镜中国传统学术源流与图书印刷装帧的发展，亦可供校勘后代各种传本，在古文献资源保存与版本目录学术研究方面，具重要意义。

澎湃新闻获悉，台北故宫博物院于8月10日起推出“院藏古籍善本选粹”展，展览内容含“清宫藏书”及“访旧蒐遗”两大单元，复各分若干子题。前者旨在说明前清宫廷图书庋藏与分布概况，兼及其卷帙之浩繁、装帧之考究；后者介绍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不断蒐购、征集、获赠之所得为要。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为8月10日——11月10日，第二期为11月16日——2020年2月16日。

清人入主中原后，不仅承继前明遗留的宫廷藏书，更将其规模逐步扩充；无论皇帝撰述或敕令臣工编修的御纂、御笔、御制、钦定图书，抑或清宫着意访求，专供御览的孤本秘笈，皆灿然可观。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尚包括部分前北平图书馆明代古籍舆图、清末驻日公使随员杨守敬自东瀛蒐得之罕见汉籍与和刻菁华，以及各界捐赠的宋元善本、地方志书、清人诗文集等。此等珍本佳椠适可补充院藏宫廷善本缺遗，而其出自民间写绘刊印者，尤足体现坊肆版印之变化巧思与朴实庄重。

清宫藏书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善本古籍，大多承继清宫，原藏于外朝与内廷的各殿阁。位于外朝的武英殿系专门制作朝廷敕修书籍的机构，文渊阁则为彰显皇室气派的宫廷藏书楼。内廷为皇帝、后妃们的日常起居宫室，然其间之养心殿、昭仁殿、慈宁宫等处，亦存置皇帝及皇室成员日常翻阅或私藏宝爱的善本典籍。

清代皇帝究竟看些什麽书？殿阁内又收藏了哪些书？观众透过本单元“武英聚珍”、“文渊瑰宝”、“天禄琳琅”、“宛委别藏”、“龙藏经”诸项说明及图书展示，可了解清帝主导宫廷藏书的中心思想，探索皇帝崇文重道的政教态度，以及宣扬文治功业的伟大壮志。

武英聚珍

武英殿落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最初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场所。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在此设立造办处，负责工艺制作，并兼办图书刊印与装潢事宜。雍正七年（1729），武英殿造办处更名为修书处，自此成为专门制作朝廷敕修书籍的机构，可谓为当时的国家出版社。

清代“钦定”、“御制”等廷臣奉敕修撰的书籍陆续问世，成为皇帝宣扬个人意志或延伸政治、文化力量的官方出版品。这些由武英殿刊刻印造的书籍，后人称之为“殿本”，不仅内容丰富，校勘精审，所选用的字体、纸墨、装帧材料等尤其讲究，外观显得格外富丽典雅。乾隆三十八年（1773），负责《四库全书》纂修的金简（?-1794）建议以木活字排印部分罕传善本，获得皇帝支持，并赐“活字”以“聚珍”嘉名。此后，武英殿修书处陆续排印134种书籍，连同已经雕版印行的四种而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清宫殿本图书的重要部分。

文渊瑰宝

文渊阁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初为皇家藏书之所，明末遭到焚毁。乾隆三十九年（1774），高宗令于紫禁城外朝东南方重建文渊阁，历时二年完工，其目的系为庋藏规模宏伟的巨编——《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学政朱筠（1729-1781）奏请校核《永乐大典》中的佚书，高宗遂谕令各省征集、采进各类图籍，继于次年（1773）开设四库全书馆，敕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1714-1779）等纂辑《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录3400余种历代图书菁华。为妥善贮存这套大书，乾隆特谕杭州织造寅著（生卒年不详）前往浙江宁波，考查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格局，并照“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概念兴建文渊阁。首部《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2）钞缮完成后，便入藏于此。全书共装成六一四四函、三六三八一册，写绘工致，校勘严谨，装潢典雅，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最富特色的善本典藏。

天禄琳琅

“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蒐罗历代名刻佳椠，汇聚于昭仁殿的善本特藏。昭仁殿初为康熙皇帝读书起居所在，乾隆皇帝为纪念祖父，特将之改为珍藏历朝善本图书的处所，并以汉宫天禄阁藏书典故，为存置其间的宋、元、明善本及稀见秘笈命名“天禄琳琅”。乾隆四十年（1775），高宗命大学士于敏中等编订“天禄琳琅”藏书解题目录，彙为《天禄琳琅书目》。嘉庆二年（1797），昭仁殿惨遭火灾，殿内善本尽失。仁宗皇帝亟欲恢复旧观，乃命大学士彭元瑞（1731-1803）等再行蒐求检阅，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天禄琳琅”图书，几为嘉庆年间重新整理续辑的珍贵善本。

宛委别藏

“宛委别藏”系嘉庆年间浙江学政阮元（1764-1849）为准备日后续修《四库全书》，特意于东南一带搜访，分三批进呈的书籍。仁宗嘉其用心，以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典故，赐名“宛委别藏”，贮置养心殿。

阮元意在延续乾隆朝《四库全书》文化工程，故所蒐多为四库馆臣未收之书；除征集原刊本之外，又逐一精钞缮写，并亲撰提要。嘉庆皇帝继而命人整理，将之编成《宛委别藏总目提要》及《宛委别藏续编书目提要》，计收书一七○余部。正编仿《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以木匣装帧；各书首叶上方可见“嘉庆御览之宝”玺印，显见仁宗皇帝对全书的珍视。民国以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宫中物品时，“宛委别藏”仅见存160部。

龙藏经

《藏文龙藏经》简称《龙藏经》，系康熙皇帝奉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布木布泰之命所修造，内容包括秘密、般若、宝积、华严、诸经及戒律六大部，是总集释迦牟尼一生所说“教法”与所制“律典”的藏文译本。

据《秘殿珠林初编》卷二十四记载：“（孝庄）太皇太后钦命修造，镶嵌珠宝、磁青笺、泥金书、西域字《龙藏经》一部，共一百八本，内有释迦牟尼佛口授口传诸经”。《龙藏经》内含五万余叶经文，原置慈宁宫花园佛堂咸若馆殿内。藏文经文以泥金书写于特製的磁青笺纸，泥金成色饱满，书体端正；上、下经板内可见七百五十六尊诸佛彩绘，造像华丽，周围饰以各式镶嵌珠宝，其上覆以黄、红、绿、蓝、白五色丝绣经帘。每函经叶、经板外配以装帧所用之丝、棉等材质经衣，附五色綑经绳，最外层则为保护经函的黄棉袍袱。全帙装帧考究精美，极富皇家气派，为院藏藏传佛教法典中最受瞩目的一部。

访旧蒐遗

一所博物馆的特色，取决于其藏品之内容与质量。台北故宫博物院虽以北宋以迄清代宫廷累积之文物菁华为典藏核心，之后通过不断蒐购征集、接受海内外公私捐赠，补充昔日宫廷收藏缺遗，终得使涵盖范围益趋广阔。

本单元包括“平图荟萃”、“观海堂藏书”、“珍藏购赠”三部分，分别介绍原北平图书馆典藏之善本图书，清末驻日使馆随员杨守敬（1839-1915）自东瀛携回之罕见汉籍与和刻本，以及各界捐赠的宋元善本、地方志书、清人诗文集等。布陈展出之件跨越宋、元、明、清四朝，内容与版本丰富多样。无论孤罕珍秘之书林重宝，抑或民间版行之皇皇巨构，皆蕴藏珍贵的版本考校资源与独特的时代风貌；若论刻印之谨严、纸墨之精雅，亦无不令人惊艳神往。部分善本钤印累累，间可见名家品赏题识，除可资梳理递藏迹绪，字里行间更流露出藏家爱书惜物、感世怀人的情谊。书籍承载知识学术之演变原委，亦体现版刻工艺之显晦脉络，因书而生的收藏与鉴赏，尤使人炫目神迷。

观海堂藏书

观海堂为清末藏书家杨守敬书楼名，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杨守敬善本典藏独具特色。杨氏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籍隶湖北宜都，毕生研究金石史地之学，地理一门，尤于当代称冠。他亦擅长书法，篆、隶、草、行、楷诸体俱佳，在日期间风靡东瀛书坛，获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

光绪六年（1880）起，杨守敬先后奉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黎庶昌（1837-1897）召请，担任使馆随员。期间，他多方留心蒐访珍稀图籍，所得不仅包括从中国散轶出去的图籍，也及于日本、朝鲜刊行的汉籍与珍贵钞本、医书，成果丰硕。1884，杨氏差满归国，在日访求之图书亦尽数携回。其后，他先在湖北黄州辟筑“邻苏园”（取其地比邻东坡先生所游黄冈赤壁之意），贮藏群书，继又将之移存武昌菊湾新建之“观海堂”书楼。1915，杨氏去世后，观海堂藏书由北洋政府收购，其中一部分拨交松坡图书馆，现归中国国家图书馆；另十之五六贮置集灵囿，1926年由政府拨交故宫博物院保存。抗日战争期间，观海堂藏书凡1,634部、15,491册随文物避寇南迁，复转徙至西南后方，后赴台。

平图荟萃

光宣年间，清廷推动新政，期以变法图强。宣统元年（1909），军机大臣张之洞（1837-1909）等奏请成立京师图书馆，由学部管辖（故又称学部图书馆），翰林院、国子监、内阁大库所存宋、元、明秘阁孑遗随之入藏，另加入由各省征集而得之丰富藏书。其时，京师图书馆馆藏精善程度，堪称举国之冠。

1928年，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立北平图书馆陆续将馆藏图籍文物装箱南运，分贮上海、南京等地。1941年，袁同礼（1895-1965）馆长经与驻美大使胡适（1891-1962）联系，精选102箱善本运往美国，寄存于华府国会图书馆。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蒋复璁（1898-1990）院长（兼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建议索回，获国会图书馆同意。同年岁末，102箱善本图书安全运返台湾。另国立北平图书馆18箱明清古舆图，则先于1949年随文物迁运抵台。1985年，102箱善本及18箱舆图拨交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使同样源自清宫的善本舆图与院藏文物得以统合凝聚。

珍藏购赠

台北故宫博物院多年来也来不遗余力的蒐购征集善本古籍，50余年间计得善本古籍41000余册。此等新增图书入藏故宫，受到最妥适的整理维护，透过展览提供观众赏析，复开放予学术界参考研究，体现善本古籍的价值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