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级全球化手中拯救全球化

卓贤
2019-08-09 13:43
来源:澎湃新闻

早在21世纪初,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就提出了“全球化三元悖论”,预判了全球化退潮的风险。在近期出版的《贸易的真相》一书中,他分析了“超级全球化”如何扩大收入不平等、导致过早去工业化、加剧国内社会分裂、威胁金融稳定,探讨了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技术革命和工业化之间复杂且颇显紧张的关系,其关于民族国家之重、全球治理之轻、国内政策空间之关键、观念对改革之重要等观点,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挑战大众的已有认知。在罗德里克看来,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突破既得利益束缚,扩大国内政策选择空间,实现全球化的再平衡和可持续的贸易自由。

一、全球化的多重利益冲突

全球化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了逆转。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9)的统计,过去十年间,中间品贸易额占GDP比重从19%下降到17%,全球跨国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总利润中的占比从33%下降到31%,FDI占GDP比重从3.5%下降到1.3%,跨境资本流动占GDP比重从7%下降到1.5%。全球化退潮背后是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兴起。无论是关注收入和阶级差距的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关注移民等身份认同差异的右翼民粹主义,都在超级全球化导致的多重失衡和利益冲突之中,找到了看似忽如其来实则不可避免的民意共识。

精英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冲突。全球化对缩小各国间的不平等助益良多,却扩大了各国内部的收入差距。贸易开放总会造成受损者,那些被密集用于生产可进口产品的要素所有者,其实际收入必然随着贸易开放度提高而下降。全球化让那些有能力和资源分享全球市场红利的高技能人才获益更多,但贸易的力量会反复冲击低学历的蓝领,从而加剧阶级分化。

不过,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导致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的最重要力量,技术变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只不过科技发展从长远来说有利于大多数人,而贸易则倾向于一再伤害处于收入低端的群体。超级全球化的支持者指望自由贸易的再分配效果在长期中变得平滑,但在技能分布较不平等的国家中,低技能工人转型要经历一个艰难时期,某些群体的长期收入会因自由贸易而受损(克鲁格曼,2016)。在美国,这种损失是低技能工人改行前收入的8%~25%,许多美国工薪家庭因此陷入困境(罗德里克,2011)。

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升级,资本、技术、中间品等各类要素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且流动成本持续下降,生产功能不必再囿于临近的空间,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网络成为国际贸易和分工的主要载体。在一个封闭经济体里,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与国家利益并行不悖。但全球化松动了企业与国家利益的关联,企业和国家在全球化中并不必然是利益共同体。许多支持贸易的狂热者受其狭隘、自私的利益驱使,不少贸易协定并不是追求全球经济福祉的产物,而是那些寻求打入国际市场的跨国公司游说政府后的结果。

企业利润只是经济增加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经济收益会留在生产增值地,因此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分配的基础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能够帮助全球产出趋于最大化,却未必实现国家收益最大化。另外,全球化提高了资本流动性,相对于跨境流动性不高的劳动力,追求低成本的跨国公司在劳资谈判中的议价能力相应上升,风险却转移给技能和资质最低的劳动者,这与一国稳定就业的目标背道而驰。在某种程度上,超级全球化下的贸易自由彰显的是跨国公司的自由。

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在合著的《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用模型化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呼应。他们指出,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自由贸易环境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当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与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开展贸易时,两国都处在分享贸易红利的“互利区”;这一获益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落后的贸易伙伴成为在全球市场中有重要作用的国家,两国将进入到“冲突区”。在“冲突区”里,虽然全球经济总体上仍然能从贸易中获益,但此时一国福利的改善会以另一国境况的恶化为代价。

图1 国家间贸易的互利区和冲突区。资料来源: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

当前全球化的困局源于经济一体化、国家治理权限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失衡,存在着过犹不及的全球化三元悖论,由其触发的震荡在历史的回廊中规律性地发出轰鸣,至今不止。

二、何以至此:全球化的三元悖论

在超级全球化、独立主权和完全社会民主这三个目标中,一国只能坐拥其二。这是“全球化三元悖论”的基本观点。按照我的理解,罗德里克采用了一个三维坐标刻画全球化的不同形态:在经济一体化的坐标轴上,取值范围从闭关锁国的市场完全分割,一直到实现完全自由贸易的超级全球化;在国家主权的维度,区间从完整的独立行政主权,渐变到将政府治理权限完全让渡给超主权机构;对于社会民主这条轴,零值是政府罔顾国内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最大值是完全弥补全球化受损者。在这样一个三维坐标体系下,我们为什么无法将全球化推进到经济完全一体化、独立主权和完全反映民意这一完美的状态呢?

在国家、民族、主权、疆界等概念构建的当代世界体系中,鉴于资本、政府和社会这三种力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全球化只能实现有限目标。具备高流动性和增值需求的资本总是试图打破国家界限以整合全球市场,具有追求超级全球化的内在冲动。在超级全球化之下,一国要么穿上保政府主权、弃社会民主的“金色紧身衣”,要么开展将政府主权让渡给超主权机构的全球治理试验,但这两种选择均得不偿失。

图2 全球化三元悖论。

选择“金色紧身衣”的组合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一个国家在经济融入超级全球化的同时保持政治独立,即经济一体化领先于政治一体化(如当下的欧盟),就好比穿上了一件全球统一尺码的“金色紧身衣”。实施统一监管规则、执行极低的关税、放开资本流动等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努力,试图创造无缝连接的世界市场,大大降低了国际交易成本,但也限制了各国政府通过自主实施国内经济政策弥补民众安全感弱化的能力,在各个经济体内部撕裂了社会。当前,欧美国家中间派政治精英体现着资本的意志,无法充分回应国内选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诉求,其合法性受到严重冲击,极端主义政党尤其是极右翼的崛起推动全球化滑向不可预知的深渊。正如波兰尼(2007)在分析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时所指出,全球化的市场整合力量最强大之时,正是社会整合需求最大之际,一旦市场力量与社会政策脱节,社会就会陷入动荡和衰退。

超级全球化和民主的组合需要全球治理的支撑,但后者难堪此重任。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及世界主义意识的崛起,当代精英群体认为,民族国家的现实意义不断削弱,应将现代政府的基本要素复制到全球层面,制定与经济一体化相一致的全球规则、全球协议和全球制度。在这一全球治理愿景中,虽然经济一体化限制了反映国内政策偏好的选择权,但全球治理能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维度上构建民主空间,有更大的余地缓释全球化成本,国内民主和超级全球化之间的冲突能就此消弭。

但除了气候变化、传染病等少数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公共领域之外,全球治理的效果并不如人意。在可行性上,无论是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各国政治家都不太可能将本国政府重要的治理权限拱手相让。即使全球治理得以推广,面对历史传统不同、文化背景各异和偏好多元化的民众需求,全球性监管机构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也很难用一套共同的规则让大部分人满意,更无法成为人们身份和归属感的依托,且难以形成清晰有效的问责机制。与主流观点不同,罗德里克珍视民族国家的独特作用,认为有效的问责机制仍主要存在于民族国家内,在广泛领域普遍推行全球治理只不过是镜花水月。

由此看来,在全球化三维空间中,无论是“金色紧身衣”还是全球治理,都难以缓解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国内不满所引发的冲击,我们似乎只剩下了一种选择。

三、回归理性的可持续全球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是越高越好吗?全球精英阶层抱有建立全球统一市场体系的执念,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贸易的分配效应及其产生的利益冲突,低估了全球化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使得全球化陷入到当前的困局。罗德里克将资本、政府和民众在全球化中的内在紧张关系剖析得淋漓尽致,强调过犹不及的全球化只会导致全球化的倒退,在三元悖论的约束下,只有放弃海市蜃楼般的超级全球化,回归到保留国内政策空间的理性全球化,才能实现更可持续、公平且包容的贸易体系。

贸易自由化程度无关道德与正义。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下,自由贸易被赋予高贵的血统,与正义和进步联系在一起,但贸易的真相其实非常微妙。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是为奴隶制而战,也是为美国的贸易政策而战。以烟草和棉花出口为中心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但对种植业的过度依赖不仅不利于工业化和产业多元化,也让奴隶制根深蒂固。制造业刚萌芽的北方则希望以高关税避免英国进口产品的冲击,林肯在南北开战后就提高了关税,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内工业品进口关税平均为45%,推动美国工业化水平超过英国。对此,李斯特以“新生产业保护理论”解释说,自由贸易只不过是先发国家为保持领先地位而蒙蔽他国的理论,后发国家应摈弃这一原则。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国内社会政治阶层的结构,决定了提高贸易自由度对一国发展是喜还是忧。

建立轻型全球治理模式可释放国内政策空间。面对当前全球化的困局,国际组织的方案是以更多全球规则强化对各国的政策约束,将全球性规则演变为各国执行的国内政策。罗德里克认为这误诊了病灶,也开错了药方。他将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视为全球化的黄金期,因为这一精简的开放模式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留下了充分空间来设计符合国情多样性的政策,既顺利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又缓和了贸易的分配效应引发的矛盾。当然,回到这样的时代并不现实,应建立一种“轻型全球治理模式”,在民族国家与全球治理之间恢复合理的平衡。允许民族国家通过公共政策协商来调节国内不同价值观和利益关系间的冲突,以避免凌驾于国内民主之上的国际技术官僚解决方案诱发民粹主义。

回归适度全球化有利于一国经济调整升级。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之所以成为全球化模范生,正是因为他们按布雷顿森林体系而非超级全球化的规则参与全球化,保持了较大的国内政策实施空间,在重要产业部门实施了出口补贴、国产比重要求、资本管制等与现行贸易规则相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事后证明,这些政策对形成东亚国家产业多元化至关重要。这既挑战了“自由贸易是最好政策”的传统结论,也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进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动摇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比较优势不再是上天赋予,而是由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动态塑造,而这两者又都与一国的政策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干预改变贸易均衡,并在累积因果关系和动态收益递增的作用下保持长期的优势。

回归适度全球化有利于构建强韧的社会安全网。实证研究显示,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政府的规模越大,贸易开放度与公共转移支付扩张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是其高开放度的另一面,更积极的社会保障项目和劳动力市场干预,使得大多数欧洲国家在贸易开放度上比社会安全网差强人意的美国要高得多。超级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而从超级全球化中回归,使民族国家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强化社会安全网、合理分配贸易收益,从而缓解全球化对国内中低阶层的冲击。当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全球价值链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为避免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各国政府更应通过公共服务提升国民的人力资本,使其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竞争。尤为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应理性地认识到,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是比高关税等贸易壁垒更有效的保护国内市场的方式。

从超级全球化适度回归是为了更可持续的全球化。适度扭转超级全球化是一种防止国内政治压力过度累积的舒缓措施,是对贸易引发分配关系调整的必要回应,这种再平衡将有助于实现并维持开放的全球经济。

四、观念创新与全球化

人类是思想观念的奴仆,这一点经凯恩斯那句著名的论断已广为人知。然而,如果人类永远受制于某种固有观念,地球虽然不会停止旋转,但世界肯定无法进步。在制度分析的文献中,研究者常将以既得利益为核心的“理性选择政治经济学”作为工具,分析政治家的行为(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4),衍生出诸如贸易政治经济学等分支。这一流派将既得利益视为不变的事实,认为由于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阻碍,制度改革无法有效推进,从而陷于次优的状态。按照这种观点,除非发生战争、革命等重大社会变革,我们将很难消除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解决重大问题的改革空间小之又小。

罗德里克并不认可这一已成主流的方法论,他提出“观念”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偏好、对事物运行规律的认识以及可用的策略空间,而理性选择政治经济学忽略了观念在政策创新中的作用,武断地限制了政策可用的策略空间。我们可以利用创新的观念来释放出更多的政策可选项,从而帮助改革者跨越既有利益的束缚,解开既得利益集团看似坚固的桎梏。他在书中列举了政策创新的源泉,特别提到了政治的企业家精神(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认为政策可选项仅仅受想象力的限制,充分利用观念、制度和激励机制中的薄弱点,企业家精神将使改革更具可行性。在当今全球化格局面临激荡和重组的时代,罗德里克关于观念创新和体制改革的论述显得弥足珍贵。破解全球化的多重利益冲突,除了以观念创新提出解决方案,别无他法。

罗德里克认为世间存在“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经济学家:刺猬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总是开出市场要更自由的药方,却从不管经济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狐狸的头脑中有着许多相互竞争且很可能互不兼容的理论,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能根据具体情况从一种解释框架转换到另一种解释框架。刺猬型经济学家也许寄望于在捍卫贸易问题上“矫枉过正”,但产生的效果却是如此“过犹不及”。我相信,罗德里克教授对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有着清晰的定位,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更少的刺猬,但需要更多的狐狸。”

(作者卓贤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是《贸易的真相》一书的译者。本文摘编于作者在《比较》2019年第3辑发表的文章《过犹不及:回归理性的全球化》。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意见。)

    责任编辑:田春玲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