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 | 来华留学生：标签下的千面人生
在“留学生”标签背后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
我们真的理解来华留学生这个群体吗？我们在讨论留学生时，我们到底在讨论谁？
他们是谁
我从今年初开始对上海和周边城市的留学生进行调研，试图通过与他们接触和进行深入的访谈，了解个人背后的故事，探讨他们的过去和未来。很快我就被这个群体的多样化吸引：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成长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阶层，带着不同的希冀和压力。
他们是“留学生”的同时，有的人也是妻子(丈夫)、母亲（父亲）；或是从业多年后辞职的白领，也可能是被迫逃离祖国战火的年轻学生。他们有的中文流利、左右逢源，开拓出更广阔的机会；有的犹如孤岛中的困兽,学业社交两难。
他们有什么样的过去？为什么来到中国？来华留学对于他们的职业发展有何意义？我越来越深地感觉到，没有哪位留学生的故事是“典型”的案例。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留学生，也可能对在华留学生涯产生不同的态度。
“如果去美国，家人一定会反对；但去中国，不会”
我先后认识了巴基斯坦学生阿里和哈桑，他们两个在上海的两所不同的重点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他们都是三十出头，很巧的是，都是家里八个兄弟姐妹中最年轻的一个。
不同的是，阿里成长在大城市，父亲是私营业主，为孩子们提供了较为富足稳定的生活，而哈桑出生在巴基斯坦的农村，自幼失去了父母，由较为年长的哥哥姐姐做农活照顾长大。哥哥姐姐们没能上完中学，却十分重视最小的弟弟的教育。哈桑考上了城里的公立中学，开始接触城市的教育，发现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鸿沟:城里的孩子早早地在私立学校接受全英文授课，但是公立学校仍然以当地语言授课，英语是需要另外学习的第二外语。
此时的阿里正在以理科为主的城市私立中学接受全英文教学，本科毕业后成为了工程师，开始参与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哈桑本科毕业后做了两年机器检修员，通过在职考试的方式进入了一家不错的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业，留校成为了讲师。
工作几年之后阿里和哈桑都感觉进入了事业的瓶颈期，从长远发展来看，他们的学历似乎不够，因此两人都产生了继续深造的想法。
阿里的堂兄有一位在西安交通大学留学的朋友，对他建议试一试来华留学。阿里和家人一说，立刻得到了支持。“中国在巴基斯坦人心中的形象很好，我们在学校的历史书上也学到中国一直是巴基斯坦的朋友。如果我说去美国，我家人一定会反对的。”
另一个吸引他的原因是奖学金，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又结婚了，不能像刚毕业的学生那样依靠父母了”。阿里选择了上海的一所提供英文授课的大学攻读工程类硕士课程，他申请到了校级奖学金。2017年，阿里和妻子一起来到了上海。
哈桑供职的大学中有同事前几年来到中国读博，并拿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这让他也动了心思。然而他出国的想法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理由是不应该离开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打定主意出去看看的哈桑暂别妻子和年幼的孩子，独自一人于2016年来到了上海攻读商科博士。
“教授告诉我以后都不用来上课了”
阿里的大学不允许留学生携带家属居住学生宿舍，当他在校外找房时却遇到了尴尬：许多房东因为觉得印巴人做饭的味道大，拒绝把房子租给他们。经过几番努力，阿里终于找到了住处，但是房租却远远超出了他的奖学金所能负担的范围。加上在上海生活所必要的支出，虽然阿里是奖学金学生，但仍然要自筹大笔的费用。因为学生签证限制，阿里不能通过课外打工来增加收入。
我比较好奇不懂中文的阿里初来乍到时是怎样搞定租房以及银行手机宽带等事项的。他的答案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他依赖于学校里的其他巴基斯坦同胞，由他们带着他办理各种业务。阿里说刚到中国的前一周里他完全和巴基斯坦同学呆在一起，没有接触过任何中国学生。之后由于住在校外，极少有和中国人交朋友的机会。
然而对于阿里来说，真正的考验是在开学以后。虽然招生时明确是全英文课程，但是阿里发现授课老师的英文水平参差不齐，他遇到过英文流利课堂生动的老师，也遇到过干脆只用中文讲课的老师。
而令阿里感到最难过的是，在他和班上其它几位国际生提出意见之后，那位教授直接将他们“请”出了课堂，告知以后都不用来上课，只要期末交报告就可以。他们想找教授理论，却被同班中国同学劝阻：这个教授不好惹，如果让他不高兴了可能影响期末成绩。
相比阿里的硕士留学经历，读博的哈桑要幸运一些，他入学的时候学校还是允许家属进驻学生宿舍的，于是在开学六个月后，哈桑将妻子和女儿接到了上海。这下一个单人间和每月3500元的奖学金生活费要满足一家三口的吃穿住行。
虽然居住空间和生活费一下子紧了，但哈桑却感到很心安，因为和妻女分离的前六个月他总是牵挂着她们，很难专心学习。在“拖家带口”读博的三年里，哈桑一家很少出门旅游或者吃饭，除了经济原因，也有时间的紧迫感。
哈桑的博士生涯过得很简单：在图书馆学习、在宿舍陪妻子做饭、在校园带孩子散步。博士毕业前夕，哈桑发表了三篇英文论文，得到了中国两所大学的招聘意向，他的第二个女儿也呱呱坠地。
“中国毕业的博士更受欢迎”
哈桑考虑过继续留华工作，但是大女儿快到上学的年龄，他们负担不起国际学校的费用，也不能把孩子送到中文教学的学校，因此为了孩子的教育必须回到巴基斯坦。哈桑于今年夏天搬离了上海，回到了巴基斯坦原来就职的大学继续任教。在他离开不久，他在上海的母校开始禁止国际生的家属在学生公寓居住。他的不少同学不得不面临花更多的钱去校外租房或将家属送回国的选择。
我也问了回国后的哈桑，如果可以有选择，他会不会选去欧美的大学读博。他说不一定，因为中国博士毕业有硬性的论文发表要求，但欧美大学没有，而已经有了论文发表的博士毕业生往往会更受欢迎。
阿里的硕士课程将于明年结束，他准备申请新加坡、澳大利亚这样的英语国家的博士课程。阿里想要离开参与工程项目的职业，“因为这种职业上的‘暗箱操作’太多，不如在大学工作来得相对单纯一些”。
如果阿里的计划顺利，在几年后他也会像哈桑那样回到巴基斯坦成为大学老师，为祖国的年轻人带来海外学到的知识和见解。当他们的学生想要出国深造的时候，也许哈桑和阿里的经历能够给学生带来更多元化的建议。
“还是喝杯水聊聊天就好”
来华留学生和散布在全球各地的留学生一样，都是远离故土来到陌生的国度，一呆就是一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在短时间内要独立克服不熟悉的教学要求、语言饮食、人情风俗。他们都无法控制少数同胞的负面作为，但也被迫承受因此带来的被主流社会贴上的标签和偏见。
和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情况类似，来华留学生也倾向和自己的同胞交往，或称“抱团”。其实“抱团”并非完全无益，相反，很多留学生通过同胞团体的互帮互助能够及时解决许多生活中实际的问题，无形中减轻了大学留学生事务负责老师的工作压力。
虽然中外学生融合交流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也无法强求。有许多受访的留学生描述和中国同学交往的疑惑时都提到：在他们有困难时中国同学都十分乐于伸出援手，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和他们成为朋友。
阿里和同一个实验室的研究生几乎每天见面，但从来都是阿里主动联系他们，可是他发出的一起去喝咖啡的邀请从未收到回应。我说中国学生的社交活动可能比较倾向于聚餐，而不是喝咖啡。阿里说在实验室两年了，和实验室里的中国同学只吃过一次饭。
我认识哈桑也不久了，得知他博士论文通过的消息时我提议请他和家人吃饭，他却说因为文化背景中国餐馆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也不太习惯清真餐厅里的饭菜，还是到我办公室喝杯水聊聊天就好。
这也让我想起以前做海外中国留学生调研时常听到的难处：英国同学很喜欢去酒吧，而这是许多中国学生无法适应的，所以感觉很难参与到英国学生的社交活动中去，还是喜欢和中国同胞一起做饭聚餐。
结语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踏出“舒适圈”去主动和一个“圈外人”交往是需要勇气和诸多磨合的，而能够踏出这第一步非常可贵。
但针对个别来华留学生项目，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吸引眼球的标题，宣泄情绪的评论，一些可能化解中外学生之间不熟悉、不沟通、不理解的平台被撤回。显然，将一个群体同质化、贴上标签，很容易；但是承认他们的复杂性，了解他们标签下多样的特征，很难。
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在来华留学带来的潜在人才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留学生群体是一个能够窥见千种人生的窗口。当他们静静地来，又静静地离开，无法和当地社会有任何交集的时候，对于中国高校、留学生群体来说都是一种遗憾。
（作者屠梦薇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