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我的高考 ——纪念七七级大学生毕业30周年

文 | 沈晓昭（中国文史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纵横》杂志原社长，中国政协文史馆原馆长）

岁月如斯，不舍昼夜。转眼间，我们这批“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也已经30年了。每回忆起读书和参加七七年全国高考的往事，无不心绪难平。我们这一代人，很不幸地经历了许多原不该经历的事，也很幸运地经历并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1977年，怎一个难忘了得

 “文革”十年，全国每年有300多万中学毕业生，可大学的校门却是紧闭的。“文革”后期，部分大专院校开始陆续恢复招生，这可能是源于毛主席当时作为最高最新指示的一次讲话。那时县里的高音喇叭里天天一遍又一遍播放着，我现在仍能倒背如流：“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那时的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些通过特别方式进大学的学生被冠以很有特定时代感的称谓：工农兵学员。在我的印象里，这样的学员要么根红苗正，要么得有特别的家庭背景。 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子女是边都沾不上的。

1977年5月，邓小平几次尖锐地指出中国教育让他忧虑的现状：“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还未正式恢复工作。

一个月后，教育部在太原晋祠组织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声讨“四人帮”，批判“白卷英雄”，但对中国教育“两个估计”等未能有所跨越，基本上还是维持当时的招生办法，只是建议招收占总数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因此，在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中所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仍然维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办法。虽然提出了“重视文化程度”，也提出了考试，包括笔试、口试，但仍强调“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依此执行，千百万优秀青年仍将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特别是那些当时公认的基础比较好的“老三届”（特指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很可能永远错过圆梦的最后机会。

历史正处于进退和变革的临界点。

伟人之伟大，除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力量和勇气，还在于能因应时势，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及时调拨历史前进的方向。在紧要关头，恢复工作不到一个月的邓小平于8月4日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会议，中国教育的新时代也就是从这里拉开了帷幕。会上许多专家、教授对当时的招生办法提出尖锐的批评。小平同志在听取了几位学者的发言后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当听到与会者都说“还来得及，但可能会推迟一些”时，小平当即指出，“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并批示立即追回此前已送出的报告。他坚定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直接招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小平同志话音刚落，全场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也是压抑了多年、期待了多年的掌声。据说当时在场的好几位学者已是老泪纵横。

恢复高考的消息很快就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最早在北京，后又传向各地，有信的也有不信或不敢信的。8月13日，同样也是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中、一月之中召开两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且会期长达44天，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可是没有过的，这也是我们这批“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比接下来的七八级学生仅早半年入学的原因。

恢复高考是“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必须要面对的拨乱反正，但邓小平让这一时间至少提前了一两年。这一两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可能微不足道，但它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一个国家，对一个特定的群体可是改变命运的时刻。

恢复高考，尽管被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必然，但也许它来得有些突然，更由于极“左”思想尚未全面清算，“两个估计”仍然主宰着中国教育。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大虽然批判了“四人帮”，但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理论和提法，“两个凡是”仍然阻碍着中国的改革。“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这是当时人们企望、欣喜、急迫、焦虑的真实写照。那时的详情虽不完全知晓，但争论甚至斗争肯定是激烈的。此间邓小平曾尖锐地批评过教育部的一些人：“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

但人们还是等到了传言的证实。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全国招生工作，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值得一提的是，《意见》是经过小平亲自修改审定的，他还针对“政治审查”一项特别指出原表述太烦琐，而改为“重在个人的政治表现”。《意见》指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名。同时强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恢复统一考试，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这意味着文化知识不再是反动的，也意味着“文革”中积压了十年的几千万中学毕业生最起码可以做大学梦了。那段日子里，学习之风、高考之风吹遍了中国大地，1977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报考大学的人数达到了空前的也应是绝后的1160万。刚从十年“文革”灾难中支撑起沉重身体的、有着9亿多人口的泱泱大国，面对突如其来的高考浪潮，竟然拿不出印刷高考试卷的纸张。据说中央毅然决定动用国库中备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这听起来是何等的让人心酸，又是何等的动人心魄！可它竟然发生了，而且是发生在1977年的中国。

多少年后，受惠于小平才真正有了读书权利的那一代人，深切地回忆起这段往事，无不动情：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

读书，曾是心底里的痛

在那个年代里，童年的我和很多人一样并不是个爱进学校、读课本的人，倒是好闲书，特别是那些劫后余生的书，不论它有多破烂。加上因成分不好所受的歧视，更让我怕进学校。那时常在想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举家清扫出城，没了城市户口，也会没了书读。为此我常着意锻炼光脚走路，就想走出脚茧，将来做一个像样的农民。父亲也备好了一套木工工具，准备到农村做个木匠。家境，使我们兄妹几个过早地从精神上负起对未来命运不定的忧思。想上学但又怕进学校。假期最快乐，可以暂时抛开很多，特别是同一帮所谓“异类”同伴们一起，远离了歧视。可一开学就心慌。原因是每次报名都要填表，揪心的是要报家庭出身。学生报老师填。我们常遇到的是，老师问：“什么成分？”伴随心的狂跳，总觉着这一问大声得十里外也能听到。我们说：“革命干部。”这是父母教的。老师眉头一皱：“哪里有反革命干部？是什么成分就报什么成分！”赶上个别老师，还不接受我们的小声嘟囔，必须大声报出“奴隶主”。接下来常是同学的起哄声。后来我和我哥学乖了，报名时猫在没人处，等到人最少时再快步冲去。

老师常教育我们这样的学生：讲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可走什么样的路是可以选择的。要勇于思想改造，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自觉地同剥削阶级的思想作最彻底的决裂。为此我也努力地争取，但不管在班里做多少好事，如擦黑板、扫地、帮老师做家务，可总也得不到一句表扬的话。当时，每周六下午下课前，班主任按惯例要宣布本周表现好的学生。这时，我总是双手叠放在桌面上，挺直胸膛，两眼专注于班主任（因为老师说这样的坐姿最有可能得到点名表扬），但没有一次受到表扬。班主任每次总要加上一句话：“当然，还有不少同学也很优秀，在此就不一一点名了。”我就想，老师说的未点名的好学生里，一定有我。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同学们轮流手持语录给毛主席站岗，那可要成分好的才行。从少先队员到红小兵、红卫兵，都是赶上学校搞全班一片红时才破例当上的，学校也忘不了派人到家里告知：“你们的娃儿实际上是不合格的……”

那时想得也很简单，能不被开除，毕业后到农村当个农民，就算好的结果。而大学只是从书本上和长辈那里听来的故事和传说。“文革”后期，组织上对一些职工的成分作了一次重新识别，我这才搞清楚，到我父亲那辈时已远算不上什么“奴隶主”，只勉强够得上“劳动者”，即汉族地区的“中农”。为什么弄错？是因当时认为所谓的“黑彝”即“奴隶主”。当拿到正式“文件”时，父母那一个激动，可我真是百感交集、哭笑不得。“文化大革命”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是历史的悲剧，也是我们童年心底难以抚平的伤痛。那些经历也培育了我性情里多少有一点的叛逆，也让我把学校和家庭外的世界，视为可任由我发挥和撒野的天堂。

很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我并不能从内心里真正原谅我的学校和老师。因为，即便是处于当时那样的特殊年代，我也没遇到和感受到人性中应有的宽容和善良，特别是从老师身上。成分不好和家境困难，这样的学生在学校和老师眼里，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如成分不好，但哪怕你家中有从事卖煤、米、油、肉等物资的，或者是开货车的，都能得到学校和老师格外的青睐。

在那段苦不堪言的日子里，我恨那些家境比我好的，或在学校里受老师宠信的人。虽然在学校里很老实，但在校外我也算是有点名气的捣蛋鬼，常和那些人家的孩子打架，或砸人家里的玻璃。记得刚有“的确良”白衬衣时，没钱买，但羡慕别人穿。一次放露天电影时，我同一个伙伴用给猪打针的针筒吸满一筒的墨水，趁天黑时对着天空就喷射出去。人说，怎么下雨了？抬头看天，还是满天的星星。电影放完打开大灯时才发现，白衬衣上全是点点的墨水。接下来是一阵阵狂骂。但心里那个开心，觉着总算出了口恶气。对穿“的确良”裤子的则采用在礼堂座椅上贴柏油的办法。类似的事常干。

记得在初中、小学近七年的学习中，我唯一得到的一次表扬是参加学校组织的“支援三秋”劳动，也就是帮助农民收水稻。我劳动是没问题的，割得又快又好，得到生产队长的夸奖。在生产队长这位贫下中农的干预下，我获得全班唯一的“支援三秋积极分子”称号。虽然学校和老师并不认可，由于有毛主席“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好”的最高指示，贫下中农的话，学校不敢不听。或许是进入高中时，大环境有些变化，学校在对待学生成分问题上似乎有松动。再加上我的班主任赵宪辅老师曾是我父亲的同事，在我已开始具有反抗和叛逆行为时，我竟突然间“红了”，不但当了平生最大的“官”——“小组长”，还被评为“优秀红卫兵战士”、“三好生”。初中时写了超过一百次的入团申请书也没当上团员，高中一份申请很快就入团了。竟然也出过“严重扰乱课堂秩序”而未受到任何批评和处分的事件。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家里买不起玩具，玩具都是自己制作的，从泥人、泥枪、竹枪、竹炮，到自制火药手枪。我自制的火药枪打死过邻居老奶奶的下蛋的老母鸡。火枪用的火药是自制的，是从电影《地雷战》一句台词里学来的“一硝二磺三木炭”，用此比例配出火药。一次可能是撞针出了问题，枪一直是哑火的。上语文课时，闲得无聊，拿出枪在书桌的抽屉里扣着玩，竟然爆炸了，连枪管都炸飞了。全班都惊呆了，我吓傻了。一阵沉寂后，便是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因我脸上除了眼睛和牙是白的，其他全黑了。班主任瞪着牛一样的眼睛把我狠狠地盯了近一分钟。我想这下完了，不开除也得受处分。没想到，不知什么原因，没受到任何批评。我非常尊重我的高中班主任，是他给了我在学校里从没有过的自尊和自信。我也没有让他失望，他教的语文课，我成绩总是不错，高考时我的语文考得也很好。高考我们班考上了七个，在全校排名第一。班主任后来升为教务主任，可能也是因为此。

上山下乡，重新燃起的希望

1976年高中毕业，因没有条件留城，便搭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那时觉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自己的宿命。生产队的东风—28型拖拉机把我们十多个“知识青年”颠簸到离县城仅3公里的一个叫普提的村子。我们的到来使原本平静的山村顿时像过节似的热闹。可能是因为管知青的干部同我父母有同事关系，我被安排在年终收益分红最好的第三生产队。队长叫“克已”，意即说话结巴，但人非常好。他结巴着用自豪的口吻给我们三位“知青”介绍：本队去年一年干下来平均每天是2毛9分钱，如你们干活好，除去分到的口粮，一年还能拿到四五十元的现金。还说明年说不定能到3毛钱一天。当他知道我和他是同族时，还用彝语小声对我说，好好干，争取能推荐上大学。“上大学”着实让我心里一动，尽管它太渺茫了，可毕竟在我茫然的心境里挤进一线模糊亮光。

我努力劳动，也很快同贫下中农们打成了一片。我一年的工分是全公社一百多号知青中最高的，当然其中有不少是因我们队的记分员竟然不会算术，他经常在夜色里拎着算盘到我的土屋里让我给计算工分，算完后总忘不了当着我的面在记分册上给我加上三四分，赶上农忙还会多一些。那时平常日子一个全劳力男人13分、女人8分。天晓得他过去是怎么给大伙儿记工分的。队长没有食言，我一年下来真的分到近80元的现金，那可是我有生以来最感奢侈的时候。而所分的粮食，除去上大学按规定农转非所要交够的以外，到我大学毕业家里还有我挣下的谷子。

那时有一部电影《决裂》，其中一个情节，说的是一位青年农民被拒于大学校门外，一位领导到农村听到农民们指责大学还掌握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手中，以及招生中“走后门”等，使真正的工农兵子弟难以上大学的控诉后，拉起那位青年的手看了看，然后举起来大声说：凭这手老茧就有资格上大学。结果这位青年上了大学。这以后，劳动中手上每打一个血泡，虽火辣辣地疼，可心里那是个满足，因农民说老茧是反复的血泡形成的死皮，我常想：要攒多少个血泡才有一手能上大学的老茧呢？

高考，寒冬里的春天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就如同冬日里吹起一阵春风，激荡着许多已近枯萎的心。虽然人们对如何考试、能否考上都一无所知，但它仍如同向死水里投入一块巨石，每个人的心再也难以平静下来。知青们心散了，也难以保证出工了，生产队有意见，反映到公社。无奈之下，公社破例发了个通知，报考大学的可以回城一个月，且不算旷工，但强调不报考的仍要坚持按时参加劳动。可通知一下来，全公社一百多个知青忽拉拉的没有留下一个。县里也没有想到一下冒出这么多的报考生，那时几乎全县都动起来了，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角落，谈论的都是考大学。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永远也难以忘怀的冬天，一个让人忘却严寒的冬天。

可接下来怎么考、怎么复习、从哪儿找课本谁也不知道，更谈不上还有辅导材料。在辅导课堂，老师也是一脸的茫然，甚至对我们说：“我是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我不知道怎么辅导，反正你们当中一个也考不上。”事实是当时谁也不知谁能考上，可谁也不愿放弃这突然冒出的、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录取率非常低，七七级的录取率大约是4.8%，在一些人口大省如黑龙江是1%，四川可能更低了。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时“你有旧课本吗”几乎是逢人就问的话。记得我们那儿的一个知青，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文革”前的数学课本，如获至宝，怕被发现，就用牛皮纸包上，皮上还写上“毛泽东选集”，在田间地头总也拿着。让大伙发现后被一知青夺过来就一阵狂奔，他硬是哭着追出了二里地。多少年后，想起这事心里还有些酸楚。

在准备高考时还有一插曲，即在知青中开始了招工，但规定报考大学和报招工只能选其一。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招工意味着可立即自立，考大学又越发感到没有把握。考虑到家庭的负担，左右权衡我决定忍痛放弃高考，家里怎么做工作也不行。最后父母只好把远在外县的舅舅们召来，连夜开家庭扩大会，架不住了只好要求父母承认“我是为你们考的”，父亲说“就算你是为我们考吧”。家庭会议，又在最后一刻决定了我的未来命运。

那时的高考不是全国统一出题，而是各省自出题。就今天来讲，那考题是出奇的简单，而且我竟然猜中了好些题。如语文考试会考毛主席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地理会考在中国地图上填写省会城市及主要的山川河流；还会考中东由哪些国家组成等等。考分在当时是不公开的，但从州委宣传部长那里打听到我的语文、史地、政治考得都不错。史地还是我们那个考区最高的。但数学极差，才21分。

终于等来了发榜的日子。全州第一批上榜的好像有54人，其中三个彝族。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我为很多成绩比我好而没能考上的伙伴惋惜，自己也暗自庆幸。那时的情形难以言表。有意思的是我们那排房有11户人家，当初那房是给县里的科级干部们住的，由于挖地基时发现那里曾是座坟地，而且是傍临政协（当时的政协工作和全国一样早已停止，当地人对政协的概念是“一帮接受改造的奴隶主待的地方”），没人愿去了。大概是县里临时决定把有问题的人家都从县委大院搬出，集中一处，旁边就是公安局，可能也是便于管理。不曾想到这里一下考上四个，全是回城应考的知青，而且都是全国重点大学，这概率不说在当地，在全国可能也是少见的。所以事后有人就说，原来埋人的地方就是风水好。

等待通知书是难挨的日子。记得那是个寒冷的傍晚，全家人围拥在火盆边，突然房门被重重敲响，来人是我父亲的同事，他高喊着“是四川大学”，还嚷嚷要酒喝，如同古时中科举时的报信人讨要喜钱。全家沉浸在快乐之中，但接下来又是极度的冷静。传看完录取通知书，谈论的不是别的，而是全家人字里行间寻找学校里吃饭要不要钱。几经争论后父亲下结论：通知上写有带上碗筷，看来吃饭是要交钱的。

四川大学寄给作者大学入学通知书所用信封，以及欢迎信、入学通知

怀揣20元钱，背着背包、拎着饭碗，怀着对未来的希望和几分忐忑，在亲友的祝福和勉励声中，我踏上了大学之路。一个时常在想，可连梦都不敢做的事就这样实现了。

大学，播种未来的田野

成都的初春还是难耐的阴冷，但学校里却是如沐春风。

尽管那时的四川大学同全国其他大学一样，还没有完全从“文革”的废墟中真正站立起来，校园里还耸立着所谓“革命造反派烈士”的纪念碑，我们历史系楼外还纵横着武斗时的战壕，一些老教授还没有完全从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右派”阴影中走出，但在许多教授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可贵人格。他们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或荣辱，只求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只求他们的精神所得能传授给那些渴求知识的人们。那时的学习氛围非常好，老师认真教，学生努力学，“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是当时最动人、又最具时代感的口号，也是那时校园里的真实写照。

作者珍藏的大学校徽

作者大学时的饭票

我当时算是我们七七级学生中最小的一拨，班里大部分是被称作“老三届”的学生，他们大多拖儿带女，肩扛着家庭和岁月的重负。他们吃着食堂里最便宜的饭菜，但学习是最刻苦的，他们比谁都深感学习的来之不易，是抓住人生最后的大学机会在拼命读书。我的大学四年是经常伴随他们借着从窗外透进的月光翻看课本的柔声入梦的。真正能诠释出“老三届”们的经历、感受是很难的，他们经历了很多本不该经历的事，但他们把这一切都视作他们的财富。后来社会对几届大学生的评价，说七七、七八两届是最优秀的，实际指的应是这些“老三届”们。人们也把七七、七八、七九三届称为“中国新三级学人”，他们是那个特殊年代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一代人。如今他们中许多都成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领导和骨干，在社会各个领域里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1984年9月30日的深夜，在北京大学发生了一件会让历史记住的事情：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六名学生用布头代替毛笔写下了“小平您好”的条幅。第二天，当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科技游行队伍行进到天安门前时，他们忽然打开藏在鲜花里的横幅向全世界展示，历史被定格于那一时刻。在事后的采访中他们动情地说：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向党表达当代大学生对知识分子的赞美，向制定这些政策的党中央表示我们的敬意。没有喊习惯的“万岁”，而是亲切、平和发自内心深处的一句“您好”，这也更拉近了伟人和民众的心理距离。这种赞美也是知识界的共同声音。

作者（中排左三）大学毕业时与同学合影留念。除中排左二和后排左二，均为同宿舍的

我曾见到一位30年未见的老同学，她说当时想谁能上大学，也不会想到你能上大学。我和她可能是人生际遇的不同。因此我只能一笑置之并在心里说：“所以说我是真心地感谢邓小平，是他改变了这一切。”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的中国已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更加富裕。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迈向未来。我常在想，如果真的有天堂，小平一定也在打理着属于中国人的那个世界，并祝福着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选自《纵横》2013年第1期

更多资讯，欢迎洽询010-81136617

感谢关注我社官微：中国文史出版社（微信号：wspress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