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W卓越城市｜张宇星谈互联、终端与城市边界
审视不同的城市边界，会看到城市的各种理想。
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边界，所指的是对应行政级别的管辖范围，以及城市建成区、增长边界等。实际上，结合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大城市正在联通更多周边城镇，其影响力的边界正在扩张。而在现实的城市运作中，城市网络可能并不依附于空间存在。另外，边界有时意味着最为活跃的生态系统，比如河流。而人们也时常体会到由社会分异或权属而生的边界感。
如何看待这些城市边界？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等，未来这些边界将如何演变，以何种方式存在，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又可以由此而做些什么？我们希望，通过BMW卓越城市讲堂，带来一场头脑风暴。8月27日上午9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澎湃新闻、宝马中国联合主办的这场思想讨论活动，将在上海1862时尚艺术中心举行。报名二维码见文末。
某种意义上，中国40年的高速城市化过程，是土地经济主导的。但在张宇星看来，如今空间经济消解了土地经济遵循的距离连续衰减规则，呈现出“离散化、去中心化”特征。
他认为，空间经济与交通无关，与规模无关，与功能无关，它是一种脉冲曲线，可以随机分布在区域以及城市的所有地点。即，“空间经济可以使土地空间的潜在价值在地理上均匀分布，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交通相对均质化的城市和地区，当可达性不再成为人们选择出行地点的最重要因子之后，空间本身的吸引力价值就开始凸显出来。”
澎湃新闻：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土地经济理论出现了哪些不适用之处？
张宇星：土地经济原理，在时空轴上，是一个波浪式集聚-扩散的动态过程，意味着必须把资源先集中在主要区域（比如特大城市、城市中心区等），然后通过阶段性的要素扩散，带动周边地区依次发展，最终共同把蛋糕做大。
土地经济发展到今天，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抽水式的城市发展与更新，存在先天性系统伦理问题，为了维持自身城市的更高等级，就必须对更远地区进行能量抽取；其二，增量式的城市发展与更新，存在先天性经济耗散问题，为维持能量输入-输出循环，须以更多填充、更大规模进行空间修复，当规模总量与功能内核不匹配时，就会出现空心化危机；其三，绅士化的城市发展与更新，存在空间对社会的异化问题，为维持土地经济意义上的质量和品质，就须对社会空间进行提纯与排异。
随着土地经济的成本急剧上升，土地经济的边际效益下降，交通、功能、容积等边际条件的提升，已不能带来等当量的经济增长收益。同时，互联网虚拟空间整体上替代了土地抽象空间的诸多功能，诸如移动办公、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已经使城市变得越来越 “无用”，土地经济正在面临普遍性的衰弱。
从土地经济走向空间经济，是未来的必然趋势。所谓空间经济，是指空间独特的品质产生了价值，并吸附人和产业，是通过在真实三维空间中创造出符合人基本身体属性的各种特质，用空间本身来吸引人，从而激发衍生出一系列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当然，在现阶段，空间经济还不可能完全取代土地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呈现为“双操作系统”状态。
澎湃新闻：空间经济如何使城市产生吸引力？这中间将发生哪些改变？
张宇星：空间经济使城市产生吸引力，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效应：一是场域效应，指身体能感知到的差异性信息集中场景，场域包含了物理空间与人类活动，它会成为吸引人到达现场的核心力量；二是互聚效应，身体交往是互联网虚拟交往所无法替代的原始交往形态，而三维空间是促进身体交往的重要媒介；三是微积效应，人与空间的真正对接点，一定是符合身体独立性需求的微小单元，大量微粒聚合组织在一起，就会形成吸引人的独特区域。
空间经济的本质属性是“身体自由”，包括身体的感知、身体的交往和身体的独立。现在人们愿意去的地方，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交通最方便的地方，而是空间最吸引人、最让自己感觉“爽”的地方。这种吸引人，不仅因为空间的场景特别有趣、特别适合网红打卡拍照，也因为在这儿能看见各种有趣的人，以及他们的有趣行为。
于是我们发现，未来城市的最大改变将会是“吸引力机制”的改变。如同在万有引力之外出现了电磁力一样，城市之中各要素的分布结构以及流动性状态都开始呈现新的特征，随之而来的，在更多尺度上，一个巨大城市群（比如长三角或粤港澳大湾区）其内在结构必将有所异变，一些“中心区域”将会衰弱，而一些“边缘地带”则将兴盛。
澎湃新闻：空间吸引原则为什么发生改变？
张宇星：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世界是均匀和平直的，这种均匀和平直化逻辑必将影响人们对物质空间的思维方式。新一代年轻人，他们习惯了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生存，随时随地被各种有趣的信息吸引，紧接着又被另一个有趣信息吸引离开，这些都逐渐内化为人们的时空体验本性。
而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以手机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的吸引力机制，同样遵循“场域、互聚、微积” 这三个基本原理。场域，相当于手机的“朋友圈”，等于微信/微博等的“朋友圈”，朋友圈建立了一个隐含丰富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虚拟空间场域，从中可以感知无比丰富的差异信息；互聚，等于微信/微博等的“群”，群是基于媒介建立起来的很多人坐在一起的“面对面交往”虚拟空间，同时也具有明确的组织和自组织属性；微积，等于一个个具有清晰颗粒度的“app”，每个人以“独立单元”的微粒形态使用app，当很多人同时使用同一个app时，就构成了一个“微积”。
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吸引力机制，可以组合起来，驱动人们去往一些特定的城市空间。比如，大家去参观上海徐汇滨江的油罐艺术区，其潜在的理由，就不一定由于它“真的好看”，而会是因为微信朋友圈中“有人说它好看”。这实际上已经从审美行为转化为交往行为了。于是从理论上说，城市中一切现实场景都具有转化为信息媒介和交往媒介的潜在可能性。
澎湃新闻：在空间经济原理之下，城市以及区域的内外部生态系统都会发生变化，城市边界将如何改变？
张宇星：空间经济不再遵循距离递减规则，意味着传统意义的中心-边缘关系被打破，城市以及区域的边界必然也会被打破。但是边界还在，只是停留在政府服务层面。
对城市管理者来说，边界是行政管理力的极限，但不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力的极限。我曾在之前“城市设计的未来价值”演讲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大城市尤其是超大都市的边界都在无限扩展之中。比如说，纽约的边界在哪儿？纽约的边界其实是全球，它对我们每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都在发挥影响力，根本不是狭义的纽约城市边界概念。
边界不再属于城市，而是属于个人。对我来说，上海的隐性边界其实已经延展到北京，而对另一个人，上海的隐性边界可能已经达到非洲或美洲。上述城市边界的概念，之前可能还属于“虚”的范畴，而现在则越来越趋于“实”，特别是在航空以及高铁所建构的日常生活时空链上。
澎湃新闻：您曾说过，“未来城市的多样性源自于重塑边界，边界以及由边界所限定的部落集群，将会是产生空间多样性的最关键手段。”这一点该如何理解？
张宇星：在土地经济原理主导下的城市，其多样性必然是下降的。因为，土地经济本质上就是对现实空间的抽象化。
而空间经济则是对土地经济的反动，肯定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未来，只有通过创造真实三维空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才能产生场域、互聚和微积，吸引区域空间和虚拟空间的流量汇集于此。最终，将会在广阔的超边界区域中形成一个个“多样性单元”。
这些高度差异化的单元分布在各个地方，就像撒芝麻一样，于是长三角或粤港澳大湾区就有可能形成“集合城市”，也就是，在大城市之间的空隙地带，出现了无数部落集群，一群人定期不定期地驻扎在某个地点，进行集体生活、集体工作。比如，莫干山开始类似这种状态，你说它，是属于杭州还是上海？它属于长三角。
未来部落化生存状态将会强化。一个个小部落会具有明确的可识别区，它属于这群人的场域认知系统，反过来，也会促进群体认同和交往。比如打电游、玩无人机的一帮人，有固定的圈子，也会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地点，特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与地点空间的黏着性。他们有特定的场域认同、特定的互聚地点、特定的微积集群，并在这些地点之间游走，特别像是都市游牧民。
澎湃新闻：这种随机分布的部落集群，将逐渐趋同发展，还是会有更多差异？
张宇星：这是比较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对整个区域整体来说，部落集群会生长出几乎无限多的差异性，因为每个部落只有通过相对差异化才能获得比较优势；而对部落集群内部的成员来说，他在同一个部落体系内部流动时，会感觉到无比的同一性。
上述状态，正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提出的“纹理空间”和“平滑空间”概念。纹理空间，就是具有差异化的特定地点，这些独特地点常常与定居行为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先天的在地性；平滑空间，则是不同纹理空间之间的超链接路径，游牧民的根本属性在于掌握了一个平滑空间，可以在地点之间自由流动。
未来的区域空间，比如长三角，有可能像是一只被揉过的纸，里面充满了 “褶皱”，这些褶皱深处隐藏了无数桃花源。所以说，桃花源不一定是奇异的自然空间，更可能是奇异的社会空间。多元空间诞生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就有可能“被空间生产出来”。
这也正是我所提出空间经济的核心价值：空间的社会性与经济性是内在融洽的，并且相互激发、相互催生。这种内在融洽对当代全球系统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会弥补现代性对我们造成的割裂，将社会与经济缝合起来，也将个人的独立生存与群体的社会系统缝合起来。
澎湃新闻：共享在商业中是较为常用的概念。所谓共享将会对整个城市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共享、交互是否会让城市功能最大化？
张宇星：使用和分享，是为了应对未来空间权利体系重构的一种城市设计策略。WeWork和Airbnb等商业项目分享计划只是一种初步模型，它还不是城市模型，但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我在“终端建筑：一种新人类栖居图景”一文中，提出了“全球超链接基础设施系统”，包括有形的基础设施系统和无形的基础设施系统。理想状态下，整个人类的基础设施系统将走向分享和免费使用。于是，所有人（包括机构）会成为依附于这个超级系统的“终端”。
基础设施+终端，或者说，云+终端，这样一套体系起源于互联网架构，是人类组织体系的升级版。城市不再是功能聚合体，而是终端聚合体。当现代主义城市所遵循的功能分工和功能分区失去意义时，所谓功能最大化也将失去意义。如果今天还在片面强调城市功能，这是老一套的做法。因为，功能不一定指向有价值的内容，很有可能建了一堆被定义为某种功能的房子，但实际上却毫无活力与创新力，这样的纸面功能又什么价值呢？
更进一步，真正意义的共享和交互，其实是与功能概念相矛盾的。共享和交互必然是属于新一代的人类组织系统。它会让城市更有活力，更吸引人，更具有创新力，肯定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功能更强大。
澎湃新闻：对正在加速追赶的中国二、三、四线城市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
张宇星：在新机会面前大家是平等的，关键看谁的观念先跟上。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本质上是用一种空间逻辑而非空间本身来创造价值。正在加速追赶的二、三、四线城市更需要掌握这个新逻辑，才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或者换道超车。
中国下一阶段的城镇化，就是从土地经济转向空间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土地经济那一套吸引资本、吸引产业、吸引人才的方式仍然有用，但不是唯一途径。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新一代最有生产能力、最有创新力的一批人，他们会被什么吸引？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才能通过城市特质的塑造，吸引他们来到我们的城市，在此创业和生活。
澎湃新闻：这是否和您提到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终端”结合起来了？
张宇星：是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终端，这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即使是一个小城市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上海、深圳这些超级城市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大家都是在不同的地点看手机而已。新一代年轻人，个体性大大增强了，他们对终端以及基础设施的理解已经极为深刻，他们对自由和创造性的追求也是前所未有的。去抖音看看，会发现哪怕是最普通的个体，都有潜力成为最具有创意的信息生产者，更进一步，给他们更加公平的基础设施分享机会，他们就会生产出更多、更牛的东西。
澎湃新闻：上海、深圳对标纽约旧金山建设全球城市，未来都会发展成为“无边界”的大都市？
张宇星：中国要成为下一代全球经济的引领者，就必须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心城市。比如纽约，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城市，更一个是全球资本管理中心，因而纽约就必须同时具备地方性与全球性。
一个有趣现象，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地方性和全球性之间就开始形成内在循环，比如，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全球城市，现在考虑的最大问题，也许不是最强大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而是最微小的社群社区数量。跨国公司和微小社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度关联”。如果纽约不能创造有归属感、有差异性的多元社区，就不能吸引最有创新力的人留在纽约，这成为硬币的正反面：当纽约变成了一个完全意义的抽象空间时，这个抽象空间也无法维持。反之，纽约需要研究无数多个特定社群的属性，也就是回到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本身。因为只有最大程度地保护好、服务好这些差异性，全球各地最优秀、最具有差异性的人才会来这儿工作和生活。
对一个好的全球城市来说，它不会拘泥于自己的行政边界，而是不断创造新边界：一是在全球范围内尽量扩大自己的隐性边界，越远越好；二是在自己的城市内部创造各种各样的场域边界，越有特色越好。未来大都市，既是有边界的，也是无边界的。
澎湃新闻：人们对城市的理解逐渐发生变化，需要有相对应的政策，未来城市管理方面要做出哪些转变？
张宇星：城市管理者需要立刻行动起来，建立与新的城市空间逻辑相匹配的政策体系。比如，对大都市人口的管理，我们现在是跟不上的，类似上海、深圳这样的流动人口已经占据城市人口主体的城市，需要向纽约、伦敦这些全球城市学习，主动建构人口服务而非人口管制的体系。因为，所谓空间经济的本质，就是回归人的创造属性、自由属性和多元属性，把人和空间融合起来，最终，形成社会综合体和创新综合体，而不是功能综合体与商业综合体。
回到城市边界这个话题，边界不仅对于城市管理者，对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存也极为重要。边界不仅属于城市的，同时也属于个人。比如现在，一个小孩对自己身体边界的认知，已经远远高于以前。当他拿起手机时，手机就在创造他与外部世界的边界。一个7-8岁儿童，他对独立生存和超链接，甚至对自由价值的理解，也许已经非常深刻了，因为这些都已经成为他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体验。
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空间开始等于时间，遥远城市亦可以是近处生活，我可以游走于全世界，而城市的最小边界一定是我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