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时代的苗鼓｜埃瑞璜⑨
一群少年，扬起臂膀，击鼓起舞。那是一种大型立鼓，直径约一米，固定在地面鼓架上。气势恢宏的鼓点声中，少年们如陀螺般飞速旋转，忽而腾空跃起。场上尘土飞扬，紫气缭绕。少年一会儿像戏牛的猴，顽皮得意，一会儿像勤恳的农民，专注耕作。
2018年8月7日，立秋，苗人一年一度的赶秋节。赶秋节是苗人庆祝丰收的节日，苗鼓必不可缺。
苗鼓象征着雷。雷在二月出现，地上万物开始生长，在八月消失，地上万物开始收藏。雷为天鼓，引导万物的生长收藏。以鼓起舞，代表了天地之道的秩序和运行之道。
湖南湘西花垣县双龙镇板栗村小学的篮球场上，一场鼓舞比赛正在进行。
一、现代的民俗
已经立秋，湘西的酷暑还没有褪去。烈日当头，蝉噪不已。成千上万人把篮球场围得水泄不通。轰轰隆隆的鼓点，让人血脉贲张。观众高举手机，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实时共享现场盛况。手机背后，一会儿瞠目结舌，一会儿拍手叫绝。
参加赶秋节的苗鼓队伍有三十多支，有普通民众，也有在校学生。男女老少，苗汉土家，都参与其中。每支队伍身后，还有成百上千的微信群，以不在场的方式观看比赛。
鼓舞风格不一，有模仿动物、还原农耕动作的民俗味“汉山鼓”，也有加入劈叉、下腰舞蹈元素的现代性“八合鼓”。
模仿动物、再现农耕、展示日常，折射出苗人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及时行乐的生活观。随着族群内外交流频繁，在保留传统动作的基础上，追求表演技术的现代创新开始成为一种时尚。
一位苗鼓师傅说，微信等新媒体的流行让大家意识到，给鼓舞增添高难度和新花样，能更有观赏性和吸引力，增加点赞的人数，调动人们学鼓的积极性。
原汁原味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新”的迷恋。很少有人再去追问：表演者模仿动物的形态到底像不像，和真实的耕田种地动作是不是相差无几。苗鼓隐含的人与动物、自然的平等共生关系，让位于对高难度舞蹈技术的追捧。
最抓人眼球的表演，当属“麻汝黛帕苗鼓队”、“花垣县职业学校苗鼓队”和“鼓戎湖村群云少年苗鼓队”。三支队伍的角逐，让比赛进入白热化。
周边城乡的居民、外地的游客，如潮水般涌入这座高山环抱的村寨。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可通过微信朋友圈或者公号推送实时观看比赛，没有必要头顶骄阳、翻山越岭亲赴现场。
“微信里头的视频都是别人的角度，我想在现场找自己喜欢的角度。加上现场有气氛，和隔着屏幕看完全不一样。人不能偷懒。”现场观众一边为了找绝佳的观赏位置交叉着踮脚，一边喘着粗气、高扬语调地分享自己的见地。
微信中的苗鼓，有声音也有图像，唯独缺失了尘土飞扬的气息、鼓声引发的共振……只有苗鼓现场，才备齐了与人所有感官相通的东西。感官协调性的本能，迫使人不止要看、听，还要触、嗅、感。微信改变了鼓舞的姿态，却没有让它退化为一种视听符号，蜷缩进媒体技术空间。苗鼓不断召唤着人的肉身，奔赴活生生的场景，打开感知的触角。
参赛队伍表演完毕。坐在我旁边的评委正在打分。偶尔拂过的风，送来丝丝凉爽，也吹动赛场四周的横幅。“打赢脱贫攻坚，民心所望，党心所向”等字样摇曳生姿。
最终，融入现代元素的“麻汝黛帕苗鼓队”夺得冠军，主张保留民俗风味的“鼓戎湖村群云少年苗鼓队”位居第二，“花垣职业学校苗鼓队”获得第三。
苗鼓师傅梁二来登台领奖。她一共带领四支队伍参加比赛，获奖的“麻汝黛帕苗鼓队”和“花垣职业学校苗鼓队”都隶属她的麾下。通常一个地方派一支参赛队，而她一个人出了四支。
接过颁发的获奖证书和毛巾奖品，梁二来咧着嘴笑个不停。身着苗族盛装、精心打扮的她，与平时在广场教人打鼓的黢黑瘦小、不善言辞的师傅判若两人。
台下的队员兴奋相拥。有人忍不住内心的欢喜，跑去鼓前狠捶一棒，叱咤一声，一跃而起。他们为自己的精彩表演感到骄傲，也为师傅梁二来开心。
二、重组族群伦理
苗人相信，祖先的魂灵栖居在苗鼓当中。每次触碰苗鼓，都是与离开人世的外婆、母亲的重新连接。
梁二来五十多岁。母亲、外祖母都爱打鼓，从小受到熏陶，她也把鼓舞作为最大的爱好。鼓对她来说不只是玩物，还是代代相传的传家宝。
1980年代，年轻姑娘打鼓，人们会评价风姿绰约，养儿育女后还继续痴迷，不免就会招来闲言碎语。每次下地干活回家，哺乳完孩子顾不上换洗，梁二来就跑去打鼓。汗渍奶渍混杂，浸透衣服，画出一幅幅“地图”。路过的村民看不下去，直接叫她“疯婆娘”。这个封号一叫就是十几年。
好在有同样爱鼓的丈夫宋庆愿的支持。提到给她鞍前马后、甘愿屈居“助教”的宋庆愿，梁二来每次都脸颊绯红：“人家想怎么叫就怎么叫，疯婆娘怎么了？只要我男人喜欢，我什么都不怕！”
她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自己会从丈夫独爱的“疯婆娘”，变成政府认可、社会尊敬的苗鼓传承人。
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文化的商品属性逐渐凸显，政府对文化的支持和管控升级。移动社交媒体流行，进一步激发了人们个性展示和寻求认同的需求。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梁二来以新的面貌登上了时代舞台。
她和丈夫现在是花垣县职业院校的兼职老师，需要定时去学校教授苗鼓。他们的女儿宋晓丽也以苗鼓为生，在“德夯演绎团”工作，有正式编制，每个月工资5000元以上。
当地政府给梁二来颁发了苗鼓传承人证书，并多次上门游说，把她拉进不同名目的文化组织，说是为发展民族文化一起努力。散养惯的梁二来一开始是拒绝的，但听说有点补贴，就答应了。
据她说，上级政府对民族文化传承有专款扶持，不过当地政府没有直接分发这笔钱款。迎接上级领导下来视察，需要人打鼓造势的时候，政府才会邀请她来表演，顺便给些出场费。
梁二来还是众多苗鼓队伍的师傅。经她教授的“学员”成千上万。800元入门费，终生包教。为保持联系，她建立了许多百人以上的苗鼓微信群。群内成员复杂，民族、职业、性别、年龄、阶层、地域等有很大差异。比如，“麻汝黛帕苗鼓队”微信群，就有公务员、农民、商人、学生等不同身份的人。在这个群里，社会身份从属于苗鼓文化。
“不会因为你是公务员或者老板大家就怕你，我们都一样。”这是梁二来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她点名批评过一位学员，说那位学员自恃老板，每次来广场打鼓都偷懒，其他学员把鼓搬好了她才出现，一打完鼓，拔腿就跑，不想搬鼓。
“她耍小聪明，我清楚得很。但我不想说破。她看我眼神不对，估计心虚，后来就不怎么来了。”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梁二来对使用权威很克制。尽管如此，还是阻挡不了苗鼓微信群成员们赋予她地位的热情。
有一次，她在广场教授苗鼓，有人微信语音给她，说夫妻之间起争执，婆娘不见了，希望她出面调和。梁二来无奈笑着说：“我怎么可能给你守着你婆娘嘛！”要知道，仲裁伦理关系，以前都是苗寨年长男性的专权。
很长一段时间内，苗族族群内部的伦理关系通常由“鼓社”维系。鼓社组织，基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实质上是父系氏族公社或父系大家族公社的残存形式。其最初的产生同祭祖活动有关，而后成了苗族生产、生活的基本社会单位。
传说，苗族在迁徙过程中形成很多支系。迁徙按支系和宗族行动，每个宗支置鼓一个，敲鼓前进，以便联络，迁到新的地方后，仍按宗支姓氏“立宗立社”，称为“鼓社”。后来人口增殖，一个宗支又分村寨而居，故一个鼓社往往包括若干村寨。鼓社设鼓头一人，总理全社事务，还有八人分掌祭祀、礼仪、钱粮、行政、保卫、农务等，共称“鼓社九鼓头”，均选举产生，有一定任职期限，每届数年甚至十余年。
苗鼓微信群作为一个文化网络，重组了原有的社会关系。越过了宗支、村寨的血缘地缘限制，凌驾于定期选举的组织制度之上，梁二来与苗鼓构成了连接新的社会关系的重要节点。
一位学员告诉我，学鼓的人家庭成分不同，放在以前，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除了打鼓，大家也会通过微信约着逛街旅游。
但他们的关系又不止于公私界限相对分明的兴趣团体。“我女儿马上要当高中老师了，苗鼓微信群的一位学员，恰好是她所在学校的年级组长，我要和她打个招呼，让她多照顾我女儿。”
中国伦理社会的人际关系通常呈现所谓“差序格局”，即以血缘亲疏为中心层层往外扩散。微信偕同苗鼓，使花垣县城镇和乡村的社会关系打破了原有的地域和血缘的限制。同寨同族不再是社会关系形成的主要方式。不过，囿于地域和资源的局限，小城镇熟人社会的形成机制虽然发生了改变，但没有完全从“资源型关系”中跳脱出来。
梁二来“麻汝黛帕苗鼓队”演出视频
三、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
比赛结束，评委席上的评委差不多散去，只有一位中年男子还在低头收拾东西。我很好奇，什么样的人能当评委？
男子告诉我，他叫石惠云，湘西自治州州级苗鼓民间传承人。得知我要做苗鼓的调研，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所在的村寨——鼓戎湖村走一走。
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儿。他妻子这次也带队参加了比赛，即获得第二名的“鼓戎湖群云少年苗鼓队”。原来，他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难怪梁二来要派四支队伍参加了！
板栗村到鼓戎湖村有车程半小时。石惠云开摩托车载着我，他儿子载着母亲，一前一后奔驰。夏日已过，风依旧燥热，田里阵阵稻香不时扑鼻而来。
对刚结束的比赛，石惠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是民俗味鼓舞的捍卫者，认为梁二来队伍的鼓舞样式好看，传到网上也的确热闹，但少了民俗韵味。所谓民俗味，就是要尽可能贴近所要再现的事物。
正是因为如此，民俗味的鼓舞也有让人难堪的时候。比如表演“猴儿鼓”，表演者要能够“恬不知耻”模仿猴子挠痒、抠屁股，力求活灵活现。
石惠云表演过几次，但为数不多。“猴子的动作有点夸张，如果传到微信上，别人看到了也会笑话这不太文明吧？”他黢黑的脸上飘过一抹红云，烧到了后耳根。
苗族迁徙史诗《溯河西迁》说，当年苗族人的祖先在溯河西迁的途中，遇到无数艰难险阻。有一天，他们来到一个断崖底下，那儿的山口被枯藤老树封锁，挡住了去路。这时候，他们看见崖顶枝头和古藤上攀援着一群猴子，便解下自己的头巾和绑腿，准备用这些攀上崖顶。后来猴子也来帮忙，助他们爬了上去。“猴儿鼓”据说就是为纪念这些帮助过苗民的猴子而创。
“猴儿鼓”传达了苗民的神话传说，也是先人对动物、自然的理解，不管再怎么粗俗，石惠云认为还是丢不得，“民俗味的鼓舞，有祖先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在里头。”
得知我在跟梁二来学习鼓舞，他立马表明，关于“民俗”和“现代”鼓舞的评价，只是个人口味，不值得放在心上。他转而聊起自己的人生经历。
石惠云和梁二来的经历相似。1980年代，他二十多岁，是丧葬队伍的成员，收入不高且不稳定，经常被人看不起。当时石惠云年轻气盛，顶着同寨人“败家子”的骂声，卖了房作本钱，外出谋生。提到这些，他语气中还是透着不平。
凭借绘画技巧和同寨人传授的苗鼓技艺，石惠云崭露头角，接连获得各种奖项，赢得了官方和民间认可。现在他是湘西职业学院教授苗鼓的专职教师，妻子也在重庆一所职业院校任教。工作之余，他会接一些商演或招收学生，赚钱贴补家用。
他反复说，苗鼓之乡——矮寨德夯的鼓舞复兴，他功不可没，因为带头的都是他的“徒弟”。梁二来也说过，德夯鼓舞的发扬光大有她女儿功劳的一半。
不论梁二来还是石惠云，都以口头的方式，在苗鼓复兴的“功劳簿”上给自己记了一功。没有比功震鼓乡更好的宣传噱头了。
眼看石惠云声名远播，生活富足。乡亲主动把自己孩子交给他，希望他带着孩子谋得好出路。石惠云不计前嫌，接下了这一任务。他有凤凰涅槃的自豪感，还有传承民族文化、带领大伙发家致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他以村为单位，组织年轻人成立苗鼓队，由他亲自统管。他认为，年轻人不要总想着打工。去张家界景区演出，或去学校教鼓，都是更好的选择。
“流水线工作会改变人。被机器模式改变以后，老了回乡，没了灵气，很难再适应乡村生活。”这是石惠云的原话，不知这是他自己的领悟，还是从哪次会议上听来的。
为管理这些孩子，他也建立了苗鼓微信群。与梁二来无心权威不同，石惠云的权威在微信群里得到了重塑。他是传授苗鼓的师傅，也是照管生活的长者。如果在外演出，孩子们出去玩耍，微信能让他全方位掌握大家的动向。传统的师徒关系没有因为新媒体的出现完全消解。
孩子们演出赚的钱，一部分用于日常花销，剩下的交给石惠云保管，回到寨子再把钱交还他们父母。“这些孩子太年轻，有钱就乱花。我要代他们父母管教他们。”
半小时后，终于到达鼓戎湖村——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苗族村落。
鼓戎湖村由三个村寨合并而成。考虑到乡村交通和通讯改善，为降低行政成本，湖南省统一部署了“撤乡并镇”和“合村并组”。
这一举措没有太多考虑乡村之间的文化差异。为了给新组成的村子命名，三个寨子争论不休。对当地村民来说，这不仅是称呼问题，还关系到自身文化是否得到认可，文化活动能否继续组织开展的事情。
鼓是夯寨的图腾。明清时期，夯寨村民的先祖迁居至此，鼓就一并落户扎根。伫立门前象征过往权力地位的石鼓，珍藏在法师家中凡节庆祭祀必备的牛皮鼓，无一不昭示着苗鼓曾受到的尊崇。
在夯寨村民的力争之下，“鼓”被放在新村名的首位。石惠云一边走，一边告诉我他原在的村子——夯寨在“命名争夺战”中的胜利。紧随“口舌之争”之后的，是文化效益。谈到鼓舞传承和经济效益的关联，石惠云说得头头是道。
鼓戎湖村离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十八洞村”只有半小时车程，距另一个拥有美丽自然风光的苗寨也很近。石惠云认为，可以把红色政治旅游、自然风光、民俗文化整合在一起，是为“三位一体”。
凭借这一“精准定位“，他成功说服县委组织部拨款给鼓戎湖村修建广场和楼房，用于民俗活动展演。石惠云还打算成立文化公司，传播推广鼓舞、苗绣及苗歌等。石惠云一边领着我参观苗寨明清时期建筑的断壁残垣，一边津津乐道他的宏伟计划。经过邻居家门口，他突然驻足，话音骤然停止。
顺着他的指向，两面石鼓被丢弃在杂草中。顿了好久，他才吐出一句：“好东西，又没了！”他的语调深情而又心疼，让人分不清，他是因童年象征物的消逝而感慨，还是因为少了一个旅游文化的卖点叹息。
他拿起手机，把鼓的残骸拍了下来并上传至微信。以前，他坐在石阶上独自一人追忆童年。现在，微信成为同步展演追忆的空间。回忆不再是这位中年男人独处时的静默。微信释放了他遏制不住的言说冲动。
四、不是从来如此
“你带着那位姑娘在做什么？”一位苗族老人从背后和石惠云打招呼。原来是寨子里的巴代。巴代是苗族对负责祭祀的人的称谓。节庆祭祀的主持，丧葬事宜的操办，通常交由他们负责。
巴代七十多岁了，得知我对苗鼓感兴趣，热情招呼我去他家，把神龛收藏多年的苗鼓拿了出来。他轻轻拂去鼓上厚厚的灰尘，告诉我，文革时，苗鼓作为“四旧”要上缴给组织烧毁，不然有性命之忧。苗鼓作为圣物被随意亵渎，他觉得不可思议。
在苗人的传统认知里，鼓里住着历代祖先。历史上，苗人从中原迁至西南，甚至越南、柬埔寨，流离颠沛的途中，经历无数次战争动乱。但除了实用性的厨具农具之外，人们总要将鼓随身携带，哪有只顾自己跑路不管祖先死活的道理。
为防止苗鼓等祖传祭祀工具被毁，巴代冒着生命危险，把它们埋在地里，想着总有一天再拿出来。但重见天日的旧鼓，已不能继续使用。巴代也有了新鼓，但他还是舍不得把“老伙伴”扔掉。
石惠云对这些鼓也很有感情。望着旧鼓，他眼眶红润。无鼓可打时，他只能敲击木板缓解打鼓冲动。要想正经打一回鼓，得等到巴代作法。
木板毕竟不是鼓，哪怕做着同样的动作，敲出类似的声音，终究没法替代蛰伏着祖先魂灵的苗鼓。祖先不是身处其他时空、用来供奉膜拜的对象，而是每敲击一次就会被唤醒，召唤到眼前，与你同悲共喜的存在。
眼前这些旧鼓，陪着石惠云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好在，无鼓可打的岁月已经远去。
远去的历史渐渐模糊。如果只是聆听苗鼓的奏鸣，很难从壮阔轩昂的鼓点读出它曾经的百转千回。
改土归流之前，湘西实行“以蛮制蛮”的土司制度。当地首领拥有一定的政治、军事自治权，不隶属中央政府，每年向中央朝贡即可。中央政府认为，苗鼓是化外之地的蛮夷文化，对之不屑一顾，但也没有横加干涉。苗人通常聚集在山寨草坪或鼓楼，用苗鼓祭祀、集会或娱乐，几乎没什么异族人参加。
清代推行改土归流后，中央政府派遣汉族流官处理当地政务。当时汉族官员认为，苗民狂欢和“过分的”献祭是浪费，不具备任何宗教功效，完全是无休止的放荡、浪费，甚至可能引发政治动乱。嘉庆年间，一度下令取缔湘西“椎牛”天祭，苗鼓作为组成部分，也不能幸免。为了反抗文化压制，苗民起义不断。
到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以“现代文明”改造“野蛮文化”的名义，继续对苗族施压。1933年，学者凌纯声、芮逸夫对湘西进行田野调查发现：“近年以来，地方政府屡次出示严禁苗中淫祀，因此跳鼓藏一类的鼓舞，已不常举行。苗中稍有受教育所谓有识之士，谈及他们的鼓舞，常引以为奇耻大辱，以为是暴露他们野蛮的特征。”
苗鼓不仅是政治动乱的引爆点，还成了现代文明进程的绊脚石。政治和文化的双重镣铐，使苗族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都产生了自我怀疑。
民间的声音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苗鼓包含着苗人对人、神、自然以及宇宙的切身感受和理解，不是文字媒介可以轻易取代和清除的。普通民众没有文字书写的特权，苗鼓通过民间传承人流传至今，或许是他们唯一的表达。
新中国成立后，苗鼓文化发展迎来转折。新政权强调民族平等，苗鼓文化在官方层面第一次赢得正式认可。“文革”期间，苗鼓一度中断，但改革开放后又得到恢复。不过，政治层面的认可与社会层面的接受通常步调不一。
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除苗族之外，还有土家族、汉族。苗人因语言以及生活方式的特殊性，经常被其他民族排挤。“苗子”这一称谓，就隐喻着落后、老土和愚笨。面对外在的社会歧视，苗鼓活动通常局限在族群内部，进行的场合也多是在节庆时。
直到1990年代，在政府、商业、交通、媒介技术、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合力助推下，苗鼓活动才开始大范围突破时空边界：从节庆进入日常；从乡村寨落转至城镇广场；参与者从苗族扩展到土家族、汉族，男女皆有，年龄层跨越各个阶段；组织推广者涵盖民间、政府、学校、企业等；与苗鼓密切相关的苗族服饰，也随之开始流行。
苗鼓从边缘化的位置走到了竞相追捧的中心。今天为什么学鼓？很多人的回答是：鼓舞健身又好玩儿，还有民族特色，和大众化的广场舞不一样，传到朋友圈里与众不同。
至于苗族的特色、鼓舞的内涵具体指什么，很多人说不清。但在习鼓过程中，他们了解到，苗鼓象征女性子宫，鼓棒形状隐喻男性生殖器，鼓舞有生殖崇拜的一层含义；他们还学会了挑选打鼓时穿的苗服，知道了什么样的纹理和图腾最好看、最符合苗人的传统审美。
到底是微信促逼人学习苗鼓，凸显独特性？还是苗鼓在召唤人来到现场，参与实地习练，而不止停留于微信观看分享？微信朋友圈的语音、视频、图像等“有声有色”的表达，使人们告别了由文化精英垄断的文字时代。曾经被边缘化、未开化的“蛮夷”群体，即使不识字，也可以尽情展示他们活生生的生活。
五、变与不变
“天快黑了，待会儿巴代就要准备赶秋祭祀了。”石惠云的话把我们拉回了当下。
“不急不急”，巴代一边晃了晃手示意我们安心坐着，一边慢悠悠地吸了一口手中的旱烟。执掌这次赶秋祭祀的是巴代。不过，同以往不一样的是，这次祭祀活动中取消了“椎牛”一项。
“椎牛”也叫“吃鼓藏”，是苗族重大祭祀活动中的一项。祭祀当天，把挑选好的体力上乘的水牛牵至祭场，等到击鼓鸣锣的仪式举行之后，一群苗族男子手握长木梭镖，迅猛地向活生生的水牛刺去，直至它倒地身亡。接着，同寨亲友便一同分享牛肉，跳鼓对歌，通宵达旦。椎牛的目的是为了迎接祖神，请他们回到苗寨与子孙团聚，禳灾赐福。
按照苗族神话记载，水牛犯了失言之罪，得罪了苗民先祖，只有杀牛祭祖才能起到告慰的功效。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环节会被取消？
“太残忍了！很多人在‘花垣在线’微信公众号下留言，说椎牛太血腥暴力，是野蛮落后的表现，没得必要这么对待动物。”石惠云一边轻抚着那面旧鼓，一边陈述原委。
“一直流传下来的东西，怎么到今天就成了血腥暴力？如果牛更重要，那祖先嘞？”巴代的困惑，像他吐出来的烟一样，一直在眼前缭绕，挥散不去。
微信上简简单单讲几句话，表个态，就把几百年的传统给改了。他有点想不明白。
让他同样想不明白的还有，为什么别人都能紧跟潮流、不断改变，而他自己却始终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子？
巴代法师家中，只有他和老伴留守。年轻的孩子外出打工了。虽然也会打鼓，但他没有像石惠云、梁二来一样迎来命运转折。也许是因为年老，也许是因为跟不上新媒体的时代潮流。生计对他来说还是问题。
听说最近流行原生态织布机手工织的布，老伴拿出古老的织布机和纺纱机，重操旧业。农活空隙可以织布，有时一弄就是大半夜。织布是力气活，有付出就有成品。但售卖成了问题。鼓戎湖村离集市远，即使赶到镇上集市或县城，也未必能碰到如意的买家。
巴代和他的老伴抱出织好的一大摞布匹，让我摸一摸，感受布的天然质感。临行前，他眼巴巴地对我说：“姑娘，听说在微信上卖原生态的布好卖。可惜我做不来，就麻烦你帮我多做做广告。你们年轻人在这方面厉害。”
离开鼓戎湖村，驱车返回市里，暮色已经降临。苗鼓造型的路灯照亮了湘西自治州州府——吉首市的大街小巷。推广苗鼓文化的“国际鼓文化节”的巨幅海报悬挂在市区中心，随风翻来覆去，引人注目。
湘西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但苗鼓符号的凸显，让我一度产生这是苗族独居地的恍惚。以前苗鼓要承受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压制，而现在来自传播媒介的认可却让它成为压倒其他民族文化的强势力量。
突然想起，要微信语音联系下梁二来。一是向她表示祝贺，二是正式表明我在做苗鼓调研，说不定以后给她出篇报道宣传她。
恭喜她笑呵呵收下了。至于调研访谈，她说最近很忙，没空，媒体宣传什么的，她更加顾不上。这样的回答符合她一贯的“散漫”风格。
与此同时，同行的妹妹给她发了微信，说希望她能够陪着买苗服、打苗鼓，不知道她有没有时间。她瞬间回复：“我马上来！”
